随着中东的戏剧性事件吸引了全球目光，以色列所面临的诸多挑战纷纷被忽视。事实上，以色列正处于其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有核伊朗等长期存在的威胁仍然没有解决，而以色列的所有邻国眼下要么陷入了重重包围，要么正在快速走向动荡。而尽管美国牵线的以巴和谈重新启动，但失败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但希望还是有的：欧盟以罕见的决心发布了书面指导原则，禁止与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经营的以色列公司合作。这一果断的动作可能让欧盟成为局面改变者，给巴以冲突带来期待已久的解决方案。
这一结果不会很快来临，特别是考虑到以色列边界前所未有的混乱情况。在埃及，军队推翻穆尔西后形成的紧张、极化的环境使内战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尽管以色列一开始担心在西奈半岛边境另一端出现伊斯兰政府，但穆斯林兄弟会的价值——其影响加沙主要政治势力哈马斯的能力——很快凸显无疑。新的军政体制的性质和立场还有待观察。
与此同时，叙利亚内战开始溢出至以色列的戈兰高地。化学武器的使用以及西方可能进行军事干预有可能让以色列直接卷入冲突。叙利亚危机的溢出效应还影响了黎巴嫩（近期宗派暴力频发就是明证）、威胁了约旦的稳定（50万叙利亚难民令约旦疲于应付）。
正是在这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美国国务卿克里寻求重启巴以和平谈判。三种潜在方案被提上了台面：无条件谈判；在冻结定居点基础上的谈判；以及在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基础上的谈判。
出人意料的是，低三种选择的修正版——104名巴勒斯坦囚犯将在谈判的各阶段被释放——最终促成了谈判重启。但是，尽管获得了这一显著的成功，讨价还价过程却给和平进程的合法性蒙上了厚厚一层阴影。
首批释放的26名囚犯——他们都是以与杀害以色列人有涉的罪名被以色列法庭定罪和判刑的——在7月第二轮谈判开始前恢复了自由。问题在于，他们的受害者中有很多平民而不是军人或政府官员，这引起了以色列民众的极大愤怒。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要求将他们释放，以色列政府责成了释放，而美国也支持这笔交易。
美国支持了错误的和平-正义权衡，没有坚持要求在政治上更加困难的定居点冻结方案或要求无条件谈判，这让和平进程失去了合法性。此外，这一方案损害了以色列法治精神的信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这一协议“与无比重要的正义价值发生了碰撞。”
这一碰撞的冲击力巨大，因为释放囚犯并不是为了支持最终协议，而只是为了促使谈判过程的启动，而谈判双方似乎都没有拿出谈成的诚意。在第二轮谈判开始前几天，以色列宣布了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建设1200户家庭的计划。这表明，尽管释放囚犯可以促成短期协议，但并没有带来旨在形成基于信任的、能带来持续和平的协议的真正努力。
基于这一背景，欧盟出人意料的立场值得关注，不仅是因为其技术上的特点，也是因为其务实性和象征性。在以色列政府与欧盟或其任意成员国达成的未来协议中，前者都必须明确承认1967年前边界之外的领土都不是以色列的一部分。
这一指导原则只是将已有的欧盟政策正式化，但它还是立刻引来了批评，内塔尼亚胡说这“破坏了和平”，并在谈判中让“让巴勒斯坦更加被动”。这一强烈的反应凸显出欧盟与以色列联系的极端重要性，也打破了美国式影响以色列政策的唯一外部行为人的长期观点。由于欧盟与以色列的鲁棒关系——建立在欧盟是以色列最大贸易伙伴的基础上，占以色列总出口的26%，总进口的34%——欧盟可以给与强大的激励，为和平进程提供成功必须的动力。
最容易的选择是符合现有欧盟-以色列合作协定框架的有条件的贸易自由化。但挑战性的战略环境和谈判失败的阴影要求欧洲采取更大胆的方针：欧盟应该采取行动说服其欧洲经济区伙伴国给予以色列成员地位，但以完成和平协议为条件。这一动作除了能深化欧盟的内部市场，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价值符号和欧盟-以色列关系潜力的象征，打开未来进一步一体化的大门。
一个帮助解决世界上为时最久、也最棘手的冲突的历史性机会正摆在欧洲面前。这同时也是欧盟证明自己是国际事务长期有力角色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