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古老的中华民族正在努力迈向伟大复兴，中国的复兴走的是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的和平崛起业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在经受复杂严峻的考验。中国的和平崛起备受世人瞩目，喝彩者有之，怀疑者有之，不满乃至挑战者亦有之，国内外不乏争议与歧见，需要我们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从而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大战略加以全面而准确的解析。
新时代大国崛起新路径与新气象
有别于历史上与现实中其他大国的武力扩张和战争崛起，中国政府郑重选择了和平崛起亦即和平发展，中国政府的这一庄重承诺是基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最终实现现代化为己任的基本国情、包容共赢的国家利益观，以及内敛克制的传统战略文化的综合考量，有别于近现代史上的西方列强，也迥异于当代世界的霸权主义与强权国家，既是不同凡响与不落俗套的惊世之举，也是弥足珍贵的战略创举，更是一场必将遭遇各种坎坷与磨难、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民族壮举。既然中国的和平崛起如此卓尔不群，如此非比寻常，就有必要准确把握其内涵与外延，包括其究竟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需要具备或创造哪些基本条件，包含哪些要素，等等，以尽量减少或避免误解、曲解，尽量少走或不走弯路。
关于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问题，2011年9月，中国政府对外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对此明确界定为：“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别国长处；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寻求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白皮书还指出了“和平发展道路”所具有的六个鲜明特征，即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白皮书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目标：“中国和平发展的不懈追求是，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具体而言，就是通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改革创新，通过同世界各国长期友好相处、平等互利合作，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并为全人类发展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时隔一年之后，在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中国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又得到了更加精准的表述：“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我们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要想完整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要掌握前面所论述的其“是什么”，还要搞明白“不是什么”，唯其如此，才能充分理解。而在和平崛起“不是什么”的问题上，国内外的确不乏误解、误读乃至政策误判，这就需要进一步辩证分析和平崛起与其表面上的对立面之间的关系，防止走极端与陷入形而上学，这主要包括如下两组关系。
一是和平崛起与战争或使用武力之间的关系。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和平崛起当然反对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但却并不等于绝对不打仗，其与使用武力进行自卫反击并不矛盾：首先，自卫反击乃是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赋予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而是否自卫反击或打不打仗，也不完全取决于中国，如果对方非要将战争强加在中国头上，中国也只好针锋相对、奉陪到底。其中，尽管大国之间的大战由于彼此均难承受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排除，但彼此之间以及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的小战难以完全排除。只有在大国之间爆发大战的情况下，中国的和平崛起才有可能面临被打断的风险。其次，局部的、有限的、被迫的战争与冲突，并不能否定中国在总体上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被逼无奈与后发制人的小规模冲突，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可以说是无伤大雅。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中国保留武力自卫的最后手段，在坚持总体和平防御的同时，不排除武力自卫反击，故而并不存在所谓中国被和平崛起“套牢”以至束缚手脚、“作茧自缚”、丧失“行动自由”的问题。而对有关国家来讲，则应趁早打消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幻想，以及早避免因误判而引火烧身。
二是和平崛起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关系。应该将二者有机结合，努力在维护核心利益的过程中实现和平崛起，而不应以牺牲核心利益为代价、追求徒有虚名的“和平崛起”。如果连核心利益都不保，又何谈“崛起”呢？为此，中国将坚决而有效捍卫自身核心利益，坚决反击针对中国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言必行，行必果”、“说话算数”，树立“令人敬畏”与“威不可欺”的刚毅形象。关于中国“核心利益”的范围，国务委员戴秉国2010年12月发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文，明确指出了三大类：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概言之，政治与政权安全、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经济安全就是中国的三大核心利益，中国将分别采取相应的手段加以捍卫。对于政治与政权安全，中国将坚决抵制外来干涉与颠覆渗透，包括反对外部势力借口“网络自由”、借助互联网对中国“搞名堂”；对于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中国将严防“台独”、“藏独”与“疆独”，反制美国对台军售，反对外部势力扶持与利用“藏独”、“疆独”民族分裂组织。与此同时，中国对南海诸岛与钓鱼岛拥有领土主权，将有效反制某些国家的侵权行径；对于经济安全，中国将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共同经济利益，深化互利合作，妥善处置经贸摩擦，反制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增加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确保自身能源安全与产业安全。
对于方兴未艾的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需要进一步对其追根溯源，弄清楚其来龙去脉，从而不仅更深刻地把握其历史与文化渊源，而且还能够返本开新、推陈出新。为此，有必要对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加以重新梳理，以新的“三分法”取代旧的“二分法”。
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存在着两种划分方法，一种是“二分法”，即由孟子所提出来的“王道”与“霸道”，这也是占主导地位的划分；另一种是“三分法”，即由荀子所提出来的“王道”、“霸道”与“强道”。笔者认为，荀子的“三分法”要比孟子的“二分法”更加全面、更加科学、更加可取。通过对中国先秦与封建统一王朝时期政治外交思想的系统研究，笔者将荀子的“三分法”加以改造，提出了新的“三分法”，即：第一，以孟子、西汉“贤良文学”（选拔人材的科目）、南宋朱熹等为代表的“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第二，以荀子、西汉桑弘羊、南宋陈亮等为代表的“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第三，以法家商鞅、韩非子等为代表的“霸道”外交思想。
具体而言，所谓“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其含义包括：睦邻外交不需要以本国自身实力为存在前提，而只要具备对外睦邻友好的主观愿望就行；不管邻国如何对待本国，本国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睦邻友好，毫不动摇，哪怕是以本国君子之腹对待邻国小人之心；睦邻外交不以追求本国自身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原则的实现为最大目标，即使为此牺牲本国自我利益、对邻国委曲求全也在所不惜；睦邻外交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本身；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的特点是唯心性、理想性、主观性、机械性、绝对性、片面性。
所谓“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其含义包括：睦邻外交的存在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其存在前提是本国应具有足够的自身实力，其条件则是邻国对本国的睦邻政策有所回应，即对本国亦采取类似政策；睦邻外交以维护与追求本国利益、实现对外称王为目的，睦邻只是手段而已；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兼顾道义原则，即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邻为壑，并适当照顾邻国利益；反对过度地对外扩张与干涉，反对滥用武力，尽量以和平方式解决与邻国的矛盾；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的特点是现实性、客观性、灵活性与相对性。
所谓“霸道”外交思想，其含义包括：不管邻国对己是否友好及是否构成现实威胁，都一味地使用武力，进行对外征服与扩张；只相信实力，唯利是图，只顾本国利益，根本不在乎邻国权益，以争夺霸权、取得霸主地位、成就一番霸业为最大目的，并认为仁义道德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还是有害的。
上述第一种即“纯粹王道”睦邻思想，对中国古代外交实践既有正面影响，亦有负面作用。其正面影响即从道义与心理上约束帝王行为，负面作用则是显得过于软弱，以致被动挨打。在中国自身实力相对强大时，其弊端尚不明显，如明朝。而在中国自身衰弱、四周强邻压境时，还采取这种“纯粹王道”睦邻外交路线，则将祸害无穷，并将异化为妥协投降的“畸形纯粹王道”实践，如两宋及晚清时期；第二种即“务实王道”睦邻思想，对外交实践的影响是利远大于弊；第三种即“霸道”外交思想，对外交实践的影响则是得不偿失、弊远大于利。总之，在中国外交思想史上，由荀子所倡导、后又被陈亮等所明确的“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在中国封建统一王朝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最长，包括了两汉、唐及清朝（1840年前）；而由孟子所倡导、后被朱熹等所强化的“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则在中国封建统一王朝中占据了第二长时间的主导地位，包括两宋（相对统一）与明朝；至于以法家为主的“霸道”外交思想，仅仅只是在秦、隋两朝时期内占据主导位置。至于元朝时期的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乃蒙古贵族天性使然，并非是受了汉族法家霸道思想的影响。
在上述三种战略文化之中，第一种与第三种刚好是两个极端，第二种则居于中间。历史实践也可证明，第二种即“务实王道”才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真正的精华与主流。至于指导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文化，绝非唯利是图与实力至上的“霸道”，但也不是孟子一味求和与过于理想化的“纯粹王道”，而是对荀子义利兼顾、德力俱足、刚柔并济“务实王道”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
当代中国的主旋律是科学发展，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是科学发展观在对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特别注重统筹兼顾。
统筹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安全与发展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没有起码与充分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同时，确保国家安全也是实现发展的前提与和平崛起的应有之义。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忽视国家安全，就难以实现持久发展，已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丧失殆尽。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必须靠经济与安全协调发展，必须是“双轮驱动”。
国防现代化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支撑与坚强保障，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是在政治“真空”里进行的。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外部环境异常复杂。中国真诚、坚定地谋求和平崛起，但也必须时刻准备应对诸多外部复杂、严峻挑战，包括迄今中国尚未完全统一、大量海洋岛礁被邻国侵占、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不时干扰破坏、一些国家对中国加速崛起疑虑戒备心理浓重、海外利益安全风险大幅上升等。“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现实客观环境要求中国务必加快推进国防现代化。但“国虽大，好战必亡”，国防现代化进程又必须服从和平崛起的总体战略需求，军费开支必须顾及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撑力与承受力，决不搞军备竞赛，更不搞军事扩张。
关于统筹安排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构想，加紧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历史任务，力争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报告还明确提出，“要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新要求，着眼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贯彻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不断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针对外界不时炒作的“中国军事威胁论”，报告强调了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和平目的，是指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加强国防建设的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将一如既往同各国加强军事合作、增进军事互信，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而2011年9月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也指出，中国国防开支是合理适度的，是与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相适应的，中国不会也无意同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
统筹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邓小平同志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来的，是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宝贵遗产。与当时情况相比，尽管今天中国的实力地位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一对外战略方针并未过时。
一段时期以来，国内有人觉得内外形势已经时过境迁，应淡化甚至放弃“韬光养晦”，而强化“有所作为”。实际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既不是应景之作、权宜之计，也不是被动、无奈的选择，而是源自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主动抉择和长久国策。中国古代的“群经之首”——《易经》以龙为例，将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形象地划分为六个不同的阶段，即“潜龙勿用”、“见龙在田”、“终日乾乾”、“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与“亢龙有悔”。按照这个划分，当前中国发展还只处于“见龙在田”、崭露头角与“终日乾乾”、励精图治的阶段，离“飞龙在天”即完全复兴还路途遥远，仍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兢兢业业。而即便是最终实现了完全复兴，也仍需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以免因得意忘形而“亢龙有悔”。
由此可见，“韬光养晦”不是隐忍待机、以求一逞的阴谋诡计，而是谦虚谨慎、光明磊落的阳谋正道。“有所作为”不是忘乎所以、强硬蛮干，而是积极进取、自强自立。此外，“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也是一体两面，彼此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并行不悖，而非截然对立、相互排斥、非此即彼。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应辩证理解、全面把握、统筹兼顾，防止形而上学的片面化与绝对化，避免人为地将其割裂开来。既要在韬光养晦的同时有所作为，决不消极无为；又要在有所作为的同时韬光养晦，力戒得意忘形。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的和平崛起纵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仍然任重道远、来日方长，应始终统筹兼顾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既不可沾沾自喜乃至咄咄逼人，也不应妄自菲薄与自我矮化。统筹维护自身权益与承担国际责任。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的和平崛起依赖并受益于世界的发展，自然需要回馈世界，为世界发展尽责任、作贡献。中国一贯主张权利与责任相匹配、要对等，有责必有权、有权亦必有责。中国从不回避与推卸“国际责任”，坚持和平崛起与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这本身就是在承担国际责任。
实际上，中国建设性地推动国际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调整改革，在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致力于地区热点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以及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制定国内重大决策时充分顾及国际影响等方面，中国已经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
就中国承担国际安全责任而言，可举两个例子：一是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迄今共向维和行动派出军事人员、警察和民事官员20000余人次，目前，有近2000名中国维和人员在维和行动中执行任务，在安理会“五常”之中名列前茅，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16大出兵国；二是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在索马里亚丁湾的护航与打海盗行动，截至2012年8月中旬，中国海军累计派出12批护航编队31艘次战舰，成功护送中外船舶480批4800余艘，先后营救外国商船56艘，为2310艘外国船舶实施了护航，创造了被护船舶、编队自身100%安全的骄人战绩。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现在是、并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发展中大国”，首先办好自己的事情是中国负责任的主要表现，对13亿多中国人民负责本身也就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与此同时，“负责任”也理应是双向负责。中国将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与不断增强的实力地位，坚持积极有为、量力而行地承担“国际责任”，并积极争取相应的“国际权利”，包括：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争取逐步扩大自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决策权，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对气候变化，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自主推进节能减排；扩大对外能源资源投资，兼顾当地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缓解全球经济“失衡”，既有效扩大内需与减少对外经济依存度，又反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与高技术封锁；积极参与国际反恐与防扩散合作，同时反对搞“双重标准”，主张维护相关地区的和平稳定；在网络安全、太空与海洋开发、核裁军等问题上，既要自主稳妥地增强“透明度”、增进战略互信，又要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反对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
关于统筹维护自身权益与承担国际责任，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并就其中的“合作共赢”指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可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是要搞自我中心与一枝独秀，而是要“兼善天下”、推己及人与互利共赢。中国和平崛起须积极应对三大外部挑战妥善运筹中美战略博弈。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美力量对比“美消中长”与中美相对实力地位“中升美降”，正是在此大背景下，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竞合博弈”的特点，彼此既有合作的一面，更有竞争的另一面。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竞争呈现加剧之势，竞争主要包括以下六个领域。
一是双方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竞争，美国虽仍为“唯一超级大国”，但中国的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二，霸权国家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之势还在加快，这正是制约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二是双方价值观、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反差巨大，中美分别是社会主义大国与资本主义头号强国，彼此发展模式竞争趋于激烈；三是地缘战略竞争，尤其是围绕亚太地区，美国企图在中国的“家门口”喧宾夺主，以“海洋航行自由”与“海洋乃全球公域”等为幌子，插手中国与邻国的海洋争端，极力阻拦中国的“海洋崛起”，竭力维护其海洋霸权，并在缅甸与巴基斯坦等重要地缘方向制造麻烦；四是经贸竞争，面对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奥巴马政府推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一再炒作人民币汇率与“贸易平衡”，对华滥用“双反”制裁；五是网络空间竞争，美国假手“网络自由”与“网络安全”，奉行双重标准，视中国为其称霸网空的“主要威胁”；六是围绕中东北非乱局竞争道义制高点与国际话语权，美国针对叙利亚等大肆推行“保护的责任”与“政权更迭”，中国则坚持尊重当事国主权与不干涉内政，双方围绕安理会有关决议针锋相对。
对于美国将中国视为诸多领域的竞争者乃至挑战者，我们应做到心中有数、实事求是，辩证运筹中美关系，不回避矛盾、问题与竞争，把握好合作与竞争的平衡。一方面力促合作与增加互信，另一方面正视与管理竞争，致力于良性而非恶性竞争，努力掌握驾驭中美“竞合博弈”的战略主动权。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有效管控中日钓鱼岛争端。日本民主党野田政府于2012年9月10日悍然决定，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遭到中国政府与人民的坚决反对，导致中日关系跌入谷底。近半年以来，中日双方进入高强度对峙。归根结底，造成当前钓鱼岛与中日关系异常严峻复杂的局面的责任完全在日方：先有民主党政权的“购岛”闹剧，后有安倍晋三自民党政权的强硬蛮横；日方拒不承认钓鱼岛主权争议，拒不就争端进行谈判，一再挑战中国的领土主权、民族尊严、合理诉求与忍耐限度。
与此同时，安倍晋三在政治与历史认识问题上竭力讨好右翼民族主义、日渐右倾，妄图否认侵略历史，修改“和平宪法”，谋取“集体自卫权”，以摆脱日本颓势、“重振雄风”。在外交上，针对中国大搞“远交近攻”与“合纵连横”，推行所谓“民主价值观”与“银弹”外交，一厢情愿拼凑“对华包围圈”，以至狼奔豕突、上窜下跳、折腾不已。在军事上，增加军费，强化前沿部署，实施“夺岛”演习，拦截中国舰机，恫吓“警告射击”，频频铤而走险，不惜擦枪走火，实则贼喊捉贼、作贼心虚、色厉内荏。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拙劣表演，反映了其对中国崛起既不满、更不服，其无视中日双方力量对比不可逆转的新变化，罔故中国崛起与东亚合作大势，一味逞强斗狠、倒行逆施、负隅顽抗，可谓螳臂挡车。
针对日方的一再挑衅，中国及时展开了有理、有利、有力与有节的反击，打出了一套有章法、有分量的“组合拳”，重挫了日本的右倾化嚣张气焰，树立了伸张正义、果敢威严的国家形象，赢得了战略主动权。一是适时调整相关政策，从“搁置争议”转向“保持争议”，从口头宣示转向实际行动；二是以海监、渔政等行政执法部门为主力，在钓鱼岛海域与空域保持高密度、常态化的维权巡航，辅之以海军适度距离的伴随巡视，并以密集防御性军事演习为实战威慑，将争端尽量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三是在国际场合据理力争，摆事实、讲道理、用法律，积极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占据了道义制高点。
中国的对日反击既“以理服人”，又充分合理地运用实力，体现了理与力的有机结合，弘扬了“务实王道”的中华传统战略文化精髓，并与日本的“霸道”形成了强烈反差。由此，中国不仅一举打破了日本单方面实际控制的所谓“现状”，一举实现了在钓鱼岛海域的实际存在，还将逐渐迫使日方承认主权争议、纠正其“国有化”错误、与中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风物长宜放眼量”，对中国在“天时”、“地利”、道义与综合国力上的优势，我们应有充分的战略自信；对日方的阴谋诡计与无耻伎俩应洞若观火、洞烛其奸，不跟其一般见识，不必随之起舞，绝不上其激将与诱骗中方出错的当，坚持“持久战”，不搞“速决战”。
稳健拓展南海正当权益。自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公然派军舰在中国中沙群岛的黄岩岛袭扰中国渔民，招致中国政府坚决阻止以来，中菲双方的对峙已近一年。菲当局罔顾中方忠告，不断变本加厉，一再扩大事态，利令智昏与狂妄自大到了极点：又是将黄岩岛“改名”，又是宣布单方面开采南沙油气资源，又是向美国摇尾乞怜，又是要找国际机构“仲裁”。菲当局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肆意挑战中国的忍耐与底线，其无赖行径、丑陋嘴脸与险恶用心日益暴露在世人面前。
黄岩岛从古至今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是铁的事实。菲当局在黄岩岛问题上的胡作非为、胡搅蛮缠、死缠乱打、狡辩诡辩，到头来将不仅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还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而菲当局之所以敢于一意孤行，铤而走险，在黄岩岛及南海问题上对中国一味顽抗，也是基于以下两个误判。
一是自欺欺人地误判美国会在此问题上替菲“撑腰”，并极力把美拖下水。殊不知，美国虽有利用中菲矛盾的一面，但也决不会为了菲的私利而冒与中国迎头相撞的风险，美国一向以本国利益至上，从来都是美国利用盟国，哪有美国被盟国利用的“道理”，奥巴马政府一贯善于“投机取巧”，又岂能被菲拖下水。而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之中，中国与菲律宾孰轻孰重？美国应该清楚。二是误判中国由于坚持和平崛起而不愿甚至不敢与邻国发生武装冲突。菲当局应明白，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是绝对与无条件的，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提是包括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在内的核心利益得到维护、尊重，维护与捍卫核心利益既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目的，也是手段，而对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径予以自卫反击，这本来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应有之义，自卫反击与和平崛起绝不矛盾。
与此同时，越南也不甘寂寞，通过侵占中国南海权益的所谓“海洋法”，通过对外军购扩军备战，推进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与日本、菲律宾相互勾连。
南海问题是中国和平崛起所必须经历的考验，需要运用足够的战略耐心、智慧与毅力。越南与菲律宾愚蠢地认为，中国将因为走“和平发展道路”而难以对外使用武力，越、菲两国更深知“时间是站在中国的一边”，故而“趁早”冒险躁进，企图强化对中国所属岛礁的“实际控制”。其实，中国的和平崛起绝不排除在自身正当权益受到侵犯时使用武力予以还击，而中国也必将刚柔并济、多管齐下、“该出手时就出手”。
中国的和平崛起将践行“国大未必强—国强未必霸—国强不应霸—国强决不霸—国强贡献大”的“五部曲”与新理念，打破所谓“国强必霸”的“旧逻辑”，开创全球化与多极化时代大国崛起新境界。
首先是“国大未必强”。中国现在的确已经是一个大国，但主要还只是地区性大国，并且是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还不够强，“大而不强”、“将强未强”是现阶段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基本特征，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理当继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其次是“国强未必霸”。一些国家基于世界局部历史“国强必霸”的所谓“普遍规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国强必霸”的“旧逻辑”简单套用在中国的身上，妄加揣测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将对外争霸、称霸，这是对中国的极大误读。且不说中国古代就有“协和万邦”的好传统，当代中国也根本有别于近现代的西方列强，中国选择以和平方式崛起主要是由“内因”决定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华“务实王道”的战略文化传统、现代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代根本任务等，共同决定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和平崛起也具有合适的外在条件，即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合作而非对抗成为当今大国关系的主流。
再次是“国强不应霸”。历史早已反复证明，争霸与称霸不仅没有好下场，而且也不道德、不得人心。霸权也好，霸道也罢，都不是中国的“选项”。中国将始终坚持和平崛起、弘扬“务实王道”的传统战略文化、牢牢占领国际关系的道义制高点。
第四是“国强决不霸”。“不争霸”与“不称霸”既是中国党和政府对世界的庄重承诺，也是中国的严格自律与自我约束，体现了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坚定决心与战略毅力。
最后是“国强贡献大”。一些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图”要么疑虑，要么抹黑，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之后会“变卦”，会“改变初衷”。我们的回答是届时中国将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为世界多作贡献、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其实，早在1956年纪念辛亥革命45周年时，毛泽东主席就曾特别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但是要谦虚。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中国现在对世界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如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五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以上，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年均进口近7500亿美元商品，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展望未来，中国还将在政治、安全、文化、环境等各领域为世界作出新的贡献。
2011年9月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专门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世界意义”，指中国郑重选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参与国际事务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途径，中国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认为“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探索出的一条新型发展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道路已经并将进一步显示出其世界意义。这条道路的成功既需要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努力，也需要外部世界理解和支持”。强调“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对了，没有任何理由加以改变”。
展望未来，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将是“好事多磨”的，甚至是“备受煎熬”的，对此需凝聚全民共识，坚持“持久战”，抓牢“机遇期”，对外立足于合作，同时准备好斗争，在“攻坚克难”中迎来中国的最终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