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历史上，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占据着不可磨灭的地位。他通过与玛丽女皇的联姻，成为英国和爱尔兰的国王，并控制了荷兰十几个省份。菲利普二世使西班牙成为了当时西欧名副其实的霸权，并在当时欧洲人所知的所有大陆上都拥有领地。众所周知的“日不落帝国”一词其实本来是用于形容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帝国的，后来才逐步引申至大英帝国。
然而，尽管菲利普二世丰功伟绩，西班牙帝国幅员辽阔，但是帝国的运营成本却十分高昂，使西班牙在沉重的债务下不负重荷。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菲利普二世却选择了主动债务违约，而当时他的债权人大部分是意大利银行家。这次十六世纪的重大债务违约事件导致了世界经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虽然之后意大利银行业的影子仍然无处不在，比如今天英国的伦巴第街的街名，就是从当时意大利银行家的外号“伦巴第”而来的，但意大利银行业却从此一蹶不振，失去了其全球金融业的主导地位。
在这次违约事件之后的近500年里，西班牙国家借贷成本都高居不下，国债收益率远高于法国。这就是当年西班牙违约真正的历史意义。如今，美国两党在债务上限的僵局或可导致美国主动债务违约。如是，美国将重蹈西班牙当年的覆辙。而由于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自发违约的先例，资本市场对于目前的情况很难定价。投资者面对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情形。
尽管如此，从博弈的角度来看，我们相信两党的主导性策略还是合作谈判。这是因为两党都已经向对方澄清了底线，即各自都以“无条件不谈判”为理由，把最终债务违约将会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责任推卸给对方。这种罪名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之重。采取这种极端主义策略将导致两党两败俱伤，而谈判合作的回报远胜于不谈判的回报。所以，通过两党同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而最终达到一个令市场满意的结局，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日前，外媒已报道，奥巴马邀请共和党人到白宫谈判以求终结僵局，一改之前绝对不谈判的底线。两党谈判的僵局开始出现松动迹象。
我们也可以把这次债务上限的争议，看作是博弈学里经典的“囚徒困境”的改编版本。在这个版本里，谈判双方通过不断沟通，最后达成双赢。这不同于传统版本的“囚徒困境”——双方因为缺乏沟通最终导致双输。随着债务上限最后期限逐渐逼近，市场波动率很可能继续上升，不过市场强烈波动的本身将加速最终方案的落实，这是因为政府里曾坐收股市上涨渔利的百万富翁们在股市暴跌中将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他们强烈的止损愿望，将变成他们尽快通过法案的强烈动力。
对于市场参与者来说，美国债券上限的争议，大大减低了美联储马上缩减回购债务规模的可能性。美国政府停摆已经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而后者正是美联储决定退市与否的关键考虑因素。最新数据显示，美国ADP就业指数逊于预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上升，而ISM就业指数开始下跌。假如末日情景出现，即美国出现违约，那么美联储或将永远无法退市。耶伦继任伯南克成为美联储主席，应该可以保证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持续性，同时降低系统的不确定性。
因此，美国两党在最后关头达成协议，同时美联储继续延迟缩减债券回购规模，应该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也应该是投资者制定投资策略的基准情形。
自今年8月以来，债券市场对美联储缩减计划恐慌加剧，美国两年国债的收益率30个月以来首次高于西班牙同期国债。也就是说，一个早已深陷债务危机、青年失业率一度达25%、经济增长为-2.1%的国家的借贷成本，却比美国还要低。而最近数日，美国的国家债务违约互换短期协议的保险溢价飙升了近八倍。这说明市场极度担心美国国债上限争议带来的不确定性，并过分反映了美国违约的风险，同时也为市场投机者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但也是高风险的交易机会。
市场还应该从这一次债务危机的闹剧里，看到当前美国政治系统的缺陷性，以及国际经济格局即将面临的历史性的变化。在美国政治改革者的倡导下，通过预选产生的美国政党领袖将不再像以前一样，代表区内或党内选民的最大利益，而是代表赞助人的最大利益。金钱从来在美国政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金钱势力对政治的渗透，美国政党正越来越向各自金主的利益靠拢，而忽略最初所代表阶层的利益。这种情形使两党在债务问题上更容易走向难以弥合的歧途。
这次的债务危机充分暴露了这个体制的缺陷。如果谈判后通过的新法案没有对未来债务上限的讨论提出附加保险措施，那么用债务上限或其它关键问题为要挟产生的类似危机，很有可能不断重演，并使美国的借贷成本逐步上升。如是，美国国债将不再是剥削外国储户，尤其是亚洲新兴国家的储蓄来补助美国财政缺口的工具。到时，美国国债作为全球无风险收益率定价标的的地位，将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中国等国家的债券因为具有丰厚储蓄盈余，国际地位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等发展而得到提升，最后成为美国国债三十年超级大牛市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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