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出现的双边安全关系建基于早先已经存在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合作之上。亚洲各国将各自的安全关系多样化起初是为了防止受到中国崛起和美国在区域未来扮演角色的严重不确定性的损害。双边关系得以发展还是由于各国寻求一种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以及在区域内和全球事务上扮演更为重要角色的办法。
经过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如今亚洲内部的互动已经充分地增进了全方位的安全合作，这包括高层次国防访问、双边安全协定、联合行动和军事演习，军售和军事教育项目。
美国可以成为这种日益增长的关系网络的主要受益人。亚洲更为多样化的安全关系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会对强制和侵略形成更强有力的威慑，而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也会削弱美中合作的程度。亚洲更为重要的军事和国防合作也会对美国在区域内增进实力和与新兴伙伴建立更深层次的安全关系创造出新的机会。更深一层讲，美国可以建设更为强大的亚洲内部的双边安全关系来增强区域范围的安全合作以及支持更为有效和有用的区域制度。
然而，这些积极的结果是无法自动产生的。如果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们陷入地区争端中不可自拔的话，那么迅速发展的安全关系可能对美国不利。亚洲更强有力的安全关系也能加剧区域竞争，特别是当他们彼此不和以及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时候。而中国事先就倾向于认为地区安全合作会阻挠其崛起。
亚洲内部的六个关键国家，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和越南，互相之间日益增长的内部安全关系值得注意，需要评估其对区域安全和美国战略的影响。为此，我们试图放宽分析视界，使得决策制定者可以据此看待和描述亚洲日益复杂的区域安全环境，而这一环境常常被美国单独地定义为“辐辏状”联盟体系以及中国快速的军事现代化。
为了使亚洲内部安全关系带来的战略收益最大化以及为了应对这些潜在的不稳定来源，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同盟和伙伴关系可以成为区域内各国互相加深安全合作的基础，这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是有利的。在基础设施、训练和武器平台方面的进一步协作可以扩大潜在伙伴的合作范围以及和美军对接的能力。与更有能力的伙伴一起有效合作也可以减少美国在行动、战略和财政方面的负担。美国双边安全合作应该强调建立和分享协作平台，包括联合多边训练和签署对共同利益或威胁的共享信息/情报协议（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共同的信息传播和分析）。
二、允许亚洲内部双边安全关系走向机制化，避免过度强调美国的领袖地位
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于辐辏式联盟模型之外另有思忖，以应对亚洲区域安全环境的复杂演变。在很多例子中，不恰当地扮演领袖角色会使得战略收益受损，当区域国家相互建立双边安全关系时，这种战略收益损失即可显现，包括美中安全竞争的强度减弱，以及增加区域国家在没有美国支援的情况下威慑侵略者的能力。当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决定在盟友和伙伴之中支持双边安全关系时，美国应该保持浅度介入，比如，共享技术、知识和情报。这些举动可以做得非常微妙，不至于使得美国背负包袱。
三、为增进区域安全关系设置合适的外交环境
为了防止有些国家误解美国在亚洲的政策是为了遏制中国，美国应该参与增进亚洲内部的区域安全关系中，使得其行为处在合适的外交环境下。这些措施包括避免让中国认为这些区域安全关系是结成针对对中国的制衡同盟。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抓住机会去增进区域合作，并确保这些合作不会立刻与中国相关的安全议题相关联。
四、发挥杠杆作用，与有能力的伙伴建设第三边力量
在一个财政拮据的时代，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寻求机会与极有能力的盟友和业已形成的伙伴更为紧密的合作，包括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美国同时应该利用与亲近的区域伙伴达成的高级别的双边协议来使得外在的双边战略转变为更为广泛的区域参与。
五、将传统盟友和伙伴与新兴伙伴连接起来
政策制定者应该寻找时机让现有的盟友和伙伴在美国与那些美国与之关系尚未熟稔的国家之间加深安全关系方面发挥桥梁作用。这可以证明美国介入特定的潜在盟友的重要价值，例如缅甸和越南。
六、要求盟友和伙伴国避免美国陷入与其核心利益无关的区域冲突和争端当中。
七、持续参与东盟主导的相关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和东盟国防部长会议。支持区域规则和机制，特别强调东盟的中心作用。
总而言之，日益增长的亚洲安全关系网络要求美国增强区域双边关系，引导形成一个管理美中竞争的新机制，对增进伙伴国的能力增加额外的投入以及建立更有用的多边机制。
作者简介：
Patrick M.Cronin（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资深顾问和资深主任）
Zachary M.Hosford（新美国安全中心助理研究员）
Oriana Skylar Mastro（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博士生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