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在周边环境变动过程中面临的“崛起困境”[2]
2009年之后，中国周边环境开始复杂化，钓鱼岛争端则标志着中国周边环境进入特殊过渡期。为应对中国崛起，各方力量在中国周边角逐，中国由此步入“崛起困境”期。其征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美国强化其亚太军事联盟体系，部分周边有些国家间结盟趋势加强。正处于相对实力衰落阶段的美国，受到国内制度、利益集团和财政压力的牵制，[3]试图运用“巧实力”[4]、借用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力量对中国进行制衡。[5]美国不但通过双边手段加固与这些国家的联盟紧密度，而且在背后推动其亚太盟友及准盟友之间军事关系的深化。[6]中国在周边需要长期面对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体系，其特点不同于传统同盟关系。这是一个在安全和意识形态上依附于美国的不对称体系，其成员不具备根据自身利益灵活调整结盟关系的能力。[7]除此之外，与传统联盟制衡行为追求地区力量均势的目标不同，美国的联盟体系对中国的制衡可能导致地区力量天平进一步向美国倾斜，以致亚太地区权力结构更加失衡。
第二，部分周边国家借助外部势力寻求改变现状，中国周边环境的政治对抗性提高。在美国力量重返亚洲的影响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划界争端成为地区安全焦点。在搁置争议多年的岛屿和相关海域，部分邻国相继进行挑衅，试图将对于争议海域和岛屿的实际控制上升为法理控制。由于直接涉及主权和领土安全，中国被迫面对一个向传统安全领域回归的周边环境和具有政治对抗性的敏感议题。尽管在黄岩岛和钓鱼岛事件的处理上，中国的应对策略得当，因此暂时占据一定上风，但中国与周边声索国多年来“搁置争议”的局面被打破以致矛盾升级，长期对峙和胶着状态难以避免。目前，试图改变现状的邻国大多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盟国。为了维持在联盟体系中的信誉，美国不大可能对于可能的相关冲突袖手旁观，这意味着大国被拖入对抗关系的风险正在提升。
第三，中国在周边“以经促政”的战略效果开始下降。近十年来，中国在周边拓展影响力和博弈的筹码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东亚地区公共经济领域持续投入成本。中国“以经促政”战略的主要表现方式是运用自身经济实力及与周边国家日趋紧密的经济关系努力推动和构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在经济危机或萧条时期为周边国家提供开放的市场和抵御区域外汇率波动的冲击，以及加大对周边国家的经济援助力度。[8]“以经促政”的战略思路一度取得了良好成效，明显改善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中国于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韩国、澳新等亚太主要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伙伴或出口市场。然而，与经济关系紧密度不断提高形成鲜明对比的现象是，近年来中国通过经济手段换取良好周边政治环境的效果越来越不理想，出现经济投入成本和政治收益高度不对称的状况。
第四，中国倡议和力推的东亚区域合作面临挑战。近年来，尽管在次区域、浅层次合作领域有小步骤推进，但中国在东亚推进区域合作的进程明显遭受阻碍，多年努力构建的东亚合作机制逐渐流于形式，中国越来越难以通过合作的互利共赢缓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敌意或疑虑。对此，近年来无论在经济还是安全领域，学者们纷纷开始对于中国倡议的东亚合作前景持悲观态度。[9]如今亚洲经济合作呈现“三驾马车”并存之势：作为重返亚洲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势不可挡；在钓鱼岛争端长期化背景下，中日韩合作难以取得期望结果；由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在大国竞争中艰难生长。然而，一个不包括中国的TPP和一个不包括美国的RCEP的共处难题使亚洲经济合作前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第五，亚太区域内大国关系进入不稳定状态，有待重新定位。由于涉及主权和地区主导权的双重竞争，中日两国在钓鱼岛争端中均没有过多退让空间，争端长期化不可避免。在争端解决和两国相互接受彼此在地区的角色定位之前，中日关系将进入相互博弈的不稳定状态，难以再复制十年前“政冷经热”的格局。[10]作为霸主国与新兴崛起国，美中关系在东亚地区和全球层面的重新定位，其矛盾焦点也首先体现在中国周边。在美国走出旧式大国竞争关系的思维模式、承认中国作为体制外崛起力量与之合作并存之前，中美关系将始终笼罩在崛起国与霸主国“权力转移”的传统框架[11]阴影下，成为亚太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二、周边环境变化和中国陷入被动局面的动因
尽管中美两国学者从“战略互疑”的角度诠释了中美邻关系的变化，[12]但中国周边环境变化的必然性和结构性原因不应被忽视。中国周边大环境变动背后的动因源于地区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中、美、邻之间实力对比迅速变化，而非各方缺少互信和对于对方战略动机误判所致。中国在周边环境变迁过程中面临的挑战，特别是海洋问题上遭遇的挑衅并非偶然事件的组合，而是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中日实力对比逆转和中国与周边小国实力差距拉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中国目前在地区博弈中的被动局面则是上述逻辑所导致的中、美、邻战略互动之产物。
预防性战略模型通常运用于分析实力对比关系发生动态变化时，相对实力下降一方战略选择背后的动机和行动逻辑。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国家在其相对实力衰落的自我认知期间，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偏好更强，其原因在于该国对将来能否形成以于己有利的解决冲突方案存在悲观预期和焦虑心态，急于在对方压倒性优势形成之前通过预防性战略最大程度避免日后可能的利益损失；反之，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与周边相对实力的增强，一国的谈判“议价能力”上升，其打破现状，特别是通过武力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意愿明显下降。[13]霸主国对其竞争对手采取预防性战略的动因分析表明，当主导性大国自认为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相对陷入不可逆转的衰退趋势，它针对崛起中大国采取预防性战略的可能性增大。[14]
尽管在当前的环境下，中美之间爆发重大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预防性战略模型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美国近年来的战略东移和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软遏制”行为。中国的迅速崛起与美国的相对衰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被视为难以逆转的趋势。美国近年来的战略东移和针对中国的制衡行为正体现了相对实力不断下降的霸主对新兴崛起国采取的预防性战略。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第一大经济体和地区中心国家，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实力差距也在持续拉大。在未来崛起过程中，中国在领土冲突的谈判中将拥有更强大的“议价能力”，因此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谈判的方式处理领土争端问题。但与此同时，周边国家普遍对于中国实力的继续上升形成预期，担心中国在未来地区事务中的谈判和议价能力不断加强。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焦虑心态尤其突出。它们认为时间优势在中国一边，争议“搁置”或现状维持的时间越长对中国越有利。为了避免未来形成有利于中国的解决方式和规则，它们倾向的策略是在中国实力获得压倒性优势之前，将己方对于争议海域和岛礁的实际控制巩固为法理控制。而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和制衡中国的行为进一步鼓励了一些周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盟国更加大胆地采取预防性战略，在海洋争端中主动寻求改变现状。
（二）周边国家对中国战略底线的错误认知
除了美国的介入之外，对于中国战略底线的错误认知也强化了一些周边国家冒险采取预防性战略的决心。中国与周边国家策略互动的案例研究显示，当中国对周边国家长期固守温和克制的对外政策，使其对于中国维护稳定、不愿使用武力的动机形成某种稳定预期时，周边邻国可能产生通过对中国国土进行蚕食以获取超额利益的机会主义动机。这种动机的形成会使中国在周边遭遇更多骚扰行为，其最终结果可能导致中国放弃怀柔政策，对周边国家持续的挑衅行为给予强硬的回击。[15]
这一策略互动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阐释中国部分邻国寻求改变现状在策略层面上的原因。无论黄岩岛事件还是钓鱼岛争端，对方的挑衅行为都是基于对中国可能做出反应的误判。这种误判基于中国过去十多年十分温和与高度克制的外交实践。怀柔的外交实践曾经为中国发展塑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但同时也使一些国家认为中国为了谋求稳定和发展所需要的和谐外部环境可以一再忍让，形成了中国在利益受损时不会采取有效行动维权的主观印象。
近年来，当周边国家在南海不断搞小动作、试图试探中国的底线时，中国没有给予强有力的实质性回击，这更加强了周边国家对于中国不愿意为争端动用军事力量的判断。这些主观印象和判断的客观后果是鼓励了周边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特别在中国领导班子交接的特殊时期，菲律宾和日本政府均判断中国决策层会更加谨慎保守、以求稳为重，于是纷纷借此时机寻求改变现状。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国内政治选举因素和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有意扶植其亚太地区军事盟友的判断，更推动了他们在黄岩岛和钓鱼岛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行为。[16]
（三）中美邻策略互动降低了中国“以经促政”的战略效果
亚太地区不但首次成为美国的战略主攻方向，而且美国此次战略东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和连贯性，从政治、外交、安全和经济领域全面展开。[17]美国的亚太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美、邻三方的策略互动关系，其对于中国在周边“以经促政”战略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第一，美国在亚太地区采取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借助其盟国力量制衡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国家并不是被动地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一些国家利用中美两国的相互制约关系，采取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和中国经济增长创造的红利中两面渔利的“对冲”策略。它们一方面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从中国实力上升的过程中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试图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和安全联系，利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平衡中国在地区政治领域的影响力。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和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军事联盟体系的存在，一方面可以使东亚国家更有信心地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也为这些国家在与中国的经济利益交换过程中享受福利和权益而不给予政治回报提供了基础。[18]周边国家的“对冲”策略是中美两国相互竞争和策略互动背景下的理性选择，[19]它压缩了中国一直以来在周边“以经促政”的政策空间和功效。
第二，随着美国做出的一系列“重返亚洲”的战略部署，国际社会和东亚地区国家对于中美两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预期不断上升，对于权力转移过程中可能引发冲突的担忧日益加深。中美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和美国从接触逐渐转向遏制的对华战略增加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在美国力量的影响下，朝鲜半岛问题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南海海域的领土争端也被视为地区安全隐患。这些因素都导致东亚成员对于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加强。[20]安全上的依赖关系在性质和程度上都比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更为牢固和紧密，周边国家对美国安全依赖关系的加深势必降低中国“以经促政”的战略效力。
第三，周边国家对于中国“以经促政”的手段酝酿应对之策，影响中国“以经促政”政策效力的发挥。传统的经济手段一是施以让利，二是通过对方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关系进行施压。当存在领土等传统安全领域的争议时，经济让利对于改善国家间政治关系的空间很小，难以借此改变对方在政治安全领域与中国的对立局面。比如菲律宾和越南，这些都是从中国身上获得不少经济红利的国家，但中国的经济让利无法缓解它们与中国的政治安全矛盾。与此同时，一些周边国家已开始有意识地降低中国运用经济不对称依赖关系施压的可能性。它们积极争取与其他区域经济体签署自贸区协议，试图通过贸易转移的方式减轻对中国市场的不对称依赖，压缩中国未来经济施压手段获取政治收益的空间。一些周边国家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也持有类似动机。
（四）大国在东亚地区的实力竞争使区域合作机制的工具性取代功能性
地区力量格局决定东亚合作的实现需要依靠大国在背后主导。降低脆弱的东亚经济体系带来的外部风险和各国相互间的政策协调及相关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意愿为创建和维持开放的地区经济体系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或机构存在。[21]2009年之前，东亚地区存在两个相互兼容的主导力量。[22]美国作为外部力量，通过与区域内供给相互兼容和互补的方式提高了东亚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美国有意愿和能力为东亚提供低水平的安全公共产品，并且在供给能力上具有优势。中国有意愿在经济领域为东亚提供较高水平的公共产品，且其供给能力上的优势不断提升。其表现形式是，美国通过军事同盟体系和关系协调为东亚地区提供常规性安全保护和危机管理，中国通过推动多边经济合作提高东亚经济体来自贸易等领域的收益。虽然没有独立为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核心力量存在，但是中美两国兼容互补的供给能力和意愿总体上满足了东亚地区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公共需求。
2009年之后，中美两国的互动关系出现逆转。在公共需求上升的同时，中美两国在地区合作领域的相互兼容性越来越低。主导权竞争导致中国周边各种合作机制和规则之间相互掣肘，合作的功能性和效率明显下降。[23]美国从接触逐渐转向遏制发展的对华政策和中美两国在处理地区事务上相斥程度的提高是地区合作陷入困境的根源。它使亚太地区的博弈关系陷入如下局面：美国通过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和推动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矛盾的深化，使这些国家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军事联盟体系和经济合作机制产生更强的心理需求和依赖；一些东亚国家利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在与中国的地区经济合作过程中索要高价；同时，这些国家又可以通过与中国在经济合作领域的谈判意向和进程来向美国施加压力，试图从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中获得更多收益。
在中、美、邻的相互博弈中，地区制度安排与合作议题渐渐发展成为服务于大国权力竞争和小国从中渔利的战略工具，而逐步丧失共同合作解决公共问题的初衷和功效。美国力推TPP的重要政治意图之一在于通过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议程瓦解中国和东盟多年努力建立的“东亚10+X”合作框架，破坏目前东亚地区经济领域以中国为中心的合作供给机制和规则。TPP无论最终是否能够签署，它对于中国主推的东亚合作都具有明显的消解作用。[24]在中日两国权力竞争和钓鱼岛争端长期化的背景下，中日韩合作的谈判更多是为了降低政治对抗性而保留的经济抓手，同时也是日本在TPP谈判中向美国施压的筹码，难以期待其取得实质进展。在大国竞争的夹缝中，东盟国家也试图以共同体形式推动RCEP，力求重新获得东亚合作的驾驶员地位。各方都意图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合作机制和框架，以致不同机制和框架之间相互竞争，甚至彼此拆台。
三、应对周边挑战的战略视角与策略应对
在对周边环境变化趋势做出判断和理解其背后深层动因的基础上，中国需要在战略视角上重新定位与区域外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同时在策略层面降低周边环境变化给中国崛起带来阻力。
第一，中国应正面应对与美国及周边国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并将如何突破崛起困境期作为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目标。由于中国周边环境变化背后的主要动因是结构性矛盾而非国家间战略互疑的结果，因此中国未来回避矛盾的余地越来越小，需要正视和直面困难与挑战，放弃通过单方面外交克制和经济让利可以换取和谐周边环境的想法，从自身能够把握的策略环节入手，争取将崛起的困境和阻力降至可控范围之内。
中国实力的上升已经打破亚太地区格局，区域内大国关系亟待重新定位。在地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并将地区利益共同点做大是中国努力的方向。但需要明确的是，中日关系需要在日本正视中国崛起现实和彼此尊重、认可对方国际地位的前提下重构，中国对于现有国际秩序主导权的尊重和支持也应当建立在美国不过度挤压中国正常发展路径的基础上。
第二，在主权问题上中国需要对外更加明确战略底线。从目前的情况看，尽管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但是美国与中国之间还存在高度相互依赖关系和共同利益；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部分周边国家尽管希望通过机会主义行为从中国身上获得更多利益，但它们并不愿意承担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而产生的代价，因此各方都只是希望在中国的底线附近打“擦边球”，在中国不做出强硬反应的前提下获得利益最大化，而并不希望真的突破中国的战略底线。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将自己在主权问题上的战略底线向国际社会明确宣示，通过外交政策上的努力，彻底消除国际社会的错误认知，打消一些国家测试中国底线、试图趁着中国谋求自身发展和塑造良好国际环境之机打破现状的动机，同时也可以促使美国在对华遏制时不过度纵容区域内盟国的冒险行为，避免因主观误判导致美国及其联盟体系对中国过度挤压，以致中国不得不在国内民意压力高涨和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诉诸更为强硬的手段解决争端。[25]在亚太地区秩序向传统安全领域回归的趋势下，明确战略底线和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将有助于避免大国因势态失控而被迫卷入军事冲突，使地区陷入旧式大国关系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稳定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第三，在周边多边合作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国可考虑在主推多边合作的同时，将更多注意力投向做实具有发展潜力的双边关系思路上。近十几年来，中国一直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区域多边经济合作，希望通过建立核心机制和一揽子合作协议解决周边关系和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这一思路在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下难度在增大，中国需要调整处理周边关系的思路。如今，美国在巩固和加强其与亚太盟国的军事关系的同时高调推进TPP，在亚太地区将其军事联盟体系与多边经济合作机制进行整合，建立地区单一主导权的意图明显。中国目前想继续有效推动和主导东亚地区多边合作的阻力重重。
在推进多边合作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双边轨道上来缓解当前的周边阻力不失为一条可行性思路。具体可以通过签订双边自贸区协定、货币互换协定等合作方式便利与周边国家的双边经贸关系，扩大互惠基础。在战略上更多重视双边关系的优点在于，中国可以在周边针对不同的国家和他们与中国之间不同的政治、经济关系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或策略组合来缓解崛起困境。与此同时，双边经济合作、阻力较小地域的次区域合作、互联互通、清迈倡议等浅层次合作和两岸四地合作领域有待给予更多政策层面的关注。
第四，在重新定位与周边国家双边关系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区分和细化与这些国家双边关系的不同类型和性质，进而采取差异性的策略应对。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大致会采取三种传统策略选项：制衡、追随和不介入。如果将周边国家视为个体，面对中国崛起，它们的利益诉求、利益排序和对待美国重返亚洲的态度存在差异。尽管中国周边麻烦不断，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对中国心存对立情绪，它们对于中国崛起的态度各有不同。即便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有所担忧，但其中原因和程度不一，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则差别更大。即便美国的军事盟友亦不可等同视之，比如泰国，其对于中国崛起的态度就相当温和。[26]如果策略得当，中国可以做到使尽可能多的周边国采取不介入的立场，而不是追随美国制衡中国。
根据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政治威胁认知（比如是否有领土争端）、其与美国利益关系的紧密性和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等变量和标准，周边国家可被区分为不同类型。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其利益诉求，中国可以采取不同的政治、经济战略或战略组合来灵活应对。中国在周边推行差异化策略的原则应是，对中国的友好程度与该国从中国获得的利益大小相一致，损害中国利益的大小与双边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疏离程度相一致。确立该原则的目的在于消除一些周边国家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向中国施压，试图以此从中国身上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想法，尤其要防止部分国家通过制造事端对中国的“求稳”心态进行利益敲诈的企图。在以上原则指导下，通过差异性的外交策略来处理与周边国家不同性质的政治、经济双边关系将有助于缓解中国当前在多边层次面临的困境。
此外，亚太地区不仅是美国及其联盟体系与中国之间的博弈，随着其他区域外大国的介入和关注，多极化力量正在该地区角逐。这其中包括希望借助中国崛起实现复兴的俄罗斯、对中国抱有一定竞争心态但同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印度，等等。身处正在变动的周边复杂环境中，中国要以战略视角争取友好力量，走出崛起困境期。
最后，在周边环境陷入被动局面的背景下，中国可以选择将崛起的战略视角适当向其他地区转移和分散，以释放部分崛起压力。根据历史经验，崛起国把战略重点放在地缘所属地区不一定是最理性的选择。比如，当年英国选择的崛起方式就是，维持既有欧洲大国间的权力平衡关系，在欧洲大陆这一权力争夺的核心地区保持孤立的对外政策，同时把战略重点放在地缘所属的欧洲地区之外。[27]如今，美国对华“两面下注”的战略逐渐更多向遏制方向发展，这限制了中国在自身所属的东亚地区积极作为的战略空间。[28]由于美国力量的存在，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很容易转化为行为上的对立。这在客观上进一步帮助美国提高了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在这种大局面下，中国的周边战略更多将定位在防御性质上。与此同时，中国的战略视野可以逐渐转移到其他地区。比如，在非洲这一美国战略相对边缘地带，中国或许可以建立一些新的战略合作。
注释：
[1] Christopher Layne,“The Global Power Shift from West to East,”The National Interest,May/June,2012,pp.21-31；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4-21页。
[2] “崛起困境”概念的提出和量化指标参见阎学通、孙学峰等：《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孙学峰：《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1816-1991）》，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5年。
[3] 高程：“认同危机、社会裂痕与美国对外战略困境”，《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第87-98页。
[4] “巧实力”一词最早由苏珊尼·诺瑟提出，之后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小约瑟夫·奈共同发表题为《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美国应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以恢复其国际影响力。Suzanne Nossel,“Smart Power,”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2004,pp.131-142；Richard L.Armitage and Joseph S.JrNye,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A Smarter,More Secure America,Washington,D.C:Report fo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7,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71106_csissmartpowerreport.pdf。
[5] 唐彦林：“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政策评析”，《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第92-107页。
[6] Richard Tanter,“The New American–led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the Asia Pacific:Binding Japan and Australia, Containing China,”Japan Focus,March 17,2007；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39-50页。
[7] 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32-48页。
[8] Barry Eichengeen,Yeongseop Rhee and Hui Tong,“The Impact of China on the Exports of Other Asian Countries,”NBER Working paper,No.10768,2004,http://www.nber.org/papers/w10768；Ronald McKinnon and Gunther Schnabl,“Synchronized Business Cycles in East Asia:Fluctuations in the Yen/Dollar Exchange Rate and China""s Stabilizing Role,”The World Economy,Vol.26,No.8,2003,pp.1067-1088；伊藤隆敏：“人民币对其他经济体汇率政策的影响”，《浦东美国经济通讯》，2007年第23期；[日]渡边利夫：《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与东亚的回应》，倪月菊、赵英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
[9] 参见宋伟：“中国的东亚区域一体化战略：限度、方式与速度的反思”，《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43-55页；徐进：“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问题与构想”，《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92-106页。
[10] 李向阳：“钓鱼岛争端：相关方利益诉求与出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报告》，2013年第2期。
[11] 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nopf,1958；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2nd ed.,New York:Alfred A.Knopf,1968；Ronald L.Tammen 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hatham House Publishers,2000.
[12] 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 No.4, March, 2012.
[13] Taylor M.Fravel,“Power Shifts and Escalation:Explaining China’s Use of Force in Territorial Disput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3, 2008, pp.44-83；Taylor M. Fravel,“Regime I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Explaining China’s Compromises in Territorial Disput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0, No.2,2005，pp.46-83.
[14] [美]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黄福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5] Zhou Fangyin,“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No.2,2011,pp.147-178；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29-58页。
[16] Robert S.Ross,“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Obama’s New Asia Policy Is Unnecessary and Counterproductive,”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12,pp.79-81.
[17]倪峰：“美国‘重返’亚洲及其评估”，《美国战略研究简报》，2012年第1期。
[18]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2页。
[19] 俞新天：“美国对冲政策的新特点与中国的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5期，第55-68页。
[20] 高程：“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以东亚秩序的演化路径为案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4-30页。
[21] Chung-in Moon,“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 and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The Pacific Review,Vol.12,No.2,1997,pp.199-244.
[22] 祁怀高：“中美制度均势与东亚两种体系的兼容并存”，《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55-74页。
[23] 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32页；王明国：“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研究”，《当代亚太》，2013年第1期，第4-32页。
[24] 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第17-27页；宋伟：“试论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限度”，《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第6-21页。
[25] 叶海林：“动态平衡而非静态稳定：中国应对南海主权争端的策略性目标”，《国际战略研究报告》，2012年第3期。
[26] 孙学峰、徐勇：“泰国温和应对中国崛起的动因与启示（1997-2012）”，《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80-96页。
[27] 高程：“工业化大国崛起模式背后的理性计算——历史透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第127-139页。
[28] 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6-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