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于本民族的一种热爱与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和理想。”何为阿富汗民族主义？它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层面的阿富汗民族主义，是指生活在阿富汗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对“阿富汗人”的热爱与忠诚，对阿富汗生存、发展及强大的追求与理想。第二层面的阿富汗民族主义，则是指阿富汗各民族对本民族的热爱与忠诚，维护本民族利益的追求和理想。
（一）形成过程。阿富汗历史上曾经是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如今阿富汗所在的土地在古代被称为阿利雅那（Arayana），150年前被称为呼罗珊（Khurasan）。“Afghanistan”是一个波斯语的合成名词，由Afghan和stan（地方、土地）两个词构成，表示“阿富汗人的土地”。阿富汗作为正式的国家名称是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的。
伊朗萨法维王朝（1502—1736年）和阿夫沙尔王朝（1736—1747年)都曾经统治呼罗珊西部地区，印度莫卧尔帝国（1500—1800年）则控制了呼罗珊东部地区。同时，沙皇俄国在其北部扩张，英印当局也在其东部地区行使过统治权。这导致了该地区的政治及社会结构动荡不安，国家边界和民族地理分布变化频繁，并成为今天阿富汗被称为“文明的碎片”的历史根源。直到1747年，当地贵族艾哈迈德沙被推举为阿富汗国王，建立了杜兰尼王朝，独立的阿富汗国家才得以建立。但“阿富汗”一词仍未出现在该时期的文献中，当地人仍然广泛使用呼罗珊这一名称，而艾哈迈德沙则认为自己是“呼罗珊之王”。
杜兰尼王朝是第一个把所有的阿富汗人联合在一个国家之中的王朝，它将阿富汗各民族、部落和宗教派别集中起来商讨阿富汗的未来，这标志着阿富汗民族意识形成的开端。杜兰尼王朝建立后，艾哈迈德沙国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固其统治。他在国内设立了由九个部族首领组成的议事会，重要的政令经由议事会同意后才能实施。国王并没有独揽大权，而是由那些有名望的部落头领管理阿富汗境内的部落。当国王进行远征时，各部落则为其提供军事力量。艾哈迈德沙国王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国内的各教派享有自由。杜兰尼王朝在对外交往方面则是以暴力方式为主，艾哈迈德沙国王八次远征印度，也曾与波斯数度交锋。杜兰尼王朝建立在阿富汗各部族妥协的基础之上，并未形成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更像一个联邦共和国。国王只是首领，而不是绝对的君王。艾哈迈德沙国王去世后，杜兰尼王朝不久就在血腥内讧之中崩溃。
18世纪以后，沙皇俄国开始向中亚渗透，并采取武力征服等手段迫使中亚各国陆续称臣。英印政府因此感到威胁。为此，英国与俄国在以阿富汗为中心的中亚地区进行了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的角逐。在120年间，阿富汗统治者领导当地民众进行了三次“抗英战争”，逐渐形成了阿富汗民族主义意识。阿富汗人在战争中展示出的勇敢、自我牺牲、豪迈与直率的精神，给外界留下了充满传奇色彩的光辉形象。因此，三次抗英战争标志着阿富汗民族国家建构的初步完成。
1905年，阿英新约签署之后，英国控制了阿富汗的外交。1907年，英国、沙俄签署重新瓜分彼此势力范围的新约，不顾阿富汗政府的强烈反对而将阿富汗视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但是沙俄得以在阿富汗中部开设代表处。此后，英国采取试图使阿富汗与外界隔绝的政策，这反而促进了阿富汗的民族觉醒。阿富汗的爱国者要求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更加强烈。
这一时期的阿富汗民族主义更多体现出传统性特征，即对西方殖民者侵略的自发性回应，而赋予阿富汗民族主义以现代因素的，则是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阿富汗进行的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希尔·阿里国王1869年上台后，以军事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革，建立了一支较为现代化的军队。政治方面，希尔·阿里国王建立了由12人组成的议事会，并从市民首领和军官中选举议事会成员。他还成立了内阁，阁员由包括首相在内的六名大臣组成，并将王室成员排除在外。希尔·阿里国王是在杜兰尼王朝崩溃后重建阿富汗国家秩序的第一位国王，他的改革也被称为“新阿富汗的开端”。
1880年，阿卜杜尔·拉赫曼国王即位后，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革。打破部落体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成为拉赫曼改革的核心。拉赫曼把伊斯兰教纳入政治进程，并成功地利用伊斯兰教为政治服务。拉赫曼试图切断贵族、政府高官身后的部族纽带，将一些省份分为若干个地区，打破了按照民族和部落划分区域的标准。拉赫曼还吸取了之前王子为争夺王位而内耗的教训，命令王室成员只能呆在王宫之中，以避免他们在地方发展自己的势力。拉赫曼国王去世后，最高权力实现和平转移证明了这项措施的合理性。在拉赫曼的统治之下，有影响力的家族和部落首领要把他们的子嗣送入喀布尔当人质。因此，可以说拉赫曼实行的各项措施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双重建设，被称为“阿富汗民族国家的缔造者”。总之，希尔·阿里国王和拉赫曼国王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国王要成为国家的绝对权威，而不只是各派力量的头领。阿富汗国家不再是普什图族的国家，而是“阿富汗民族的国家”。事实上，现代化改革本身也是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即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
在拉赫曼统治期间，随着英、俄的进逼，两大帝国不断蚕食并最终全部夺取了阿富汗在阿姆河以北和白沙瓦地区的大片领土，且通过协商最终划定了阿富汗的北部、东部和东南部边界，阿富汗现代国际边界的框架由此形成。然而，丧失白沙瓦地区的领土对阿富汗产生了严重影响，因为有一半普什图人从此被划入英国和印度的版图，使阿富汗国家的民族性遭受严峻考验。阿富汗由此卷入与印度(和印巴分治之后的巴基斯坦)的无休止冲突。
很显然，正是在拉赫曼时期近代阿富汗国家得以真正形成。在其子哈比布拉执政后，阿富汗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主张现代化改革的青年阿富汗派，它推动哈比布拉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特别是在科技、教育等方面。在这一系列改革的推动下，阿富汗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最终形成。
（二）表现形式。查希尔国王时期是考察阿富汗民族主义的重要坐标。这一时期，阿富汗的民族主义出现重要变化，即查希尔国王及之前政权所推动的官方民族主义影响逐渐减弱，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力量逐渐增强。官方民族主义的主要能量来源于民众对于国家，特别是对国王的认同，具有一定的传统性。然而，随着阿富汗现代化的推进，阿富汗旧有认同基础趋于解构，社会结构逐渐分化，一大批青年受到苏联或西方民族思想的影响，一部分知识阶层要求进行民主化改革，少数民族希望获得与普什图族平等的地位，保守的伊斯兰教领袖则敌视政府的世俗化改革。于是，出现了官方民族主义衰落，以及族裔的、宗教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从而形成群众性民族主义对抗国家民族主义的局面。
此外，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以及宗教民族主义等。在1978年亲苏联的人民民主党发动“四月革命”之前，阿富汗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即谋求国家的独立自强，主要着眼于国内建设。然而，“四月革命”的发生以及随后苏联入侵阿富汗使阿富汗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与形式发生了转变，由国家建设重回争取民族独立。同时，旨在抵抗苏联入侵的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走向融合，使阿富汗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逐渐转向宗教民族主义。
二、四大民族的族群民族主义
（一）“大普什图主义”。普什图人自认优于境内其他民族。普什图人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在“阿富汗人”一词没有用来指居住在阿富汗土地上的所有居民以前，是用来专指普什图人的，普什图在很长时期内成为阿富汗的代名词。普什图人因为自己的民族属性而感到骄傲，如普什图人不仅是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近代阿富汗国家的缔造者。阿富汗的国王或国家元首大都出自普什图族，只有拉巴尼和卡尔迈勒两任领导人是塔吉克人。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地主、资本家和大商人也大都出自该族。这导致了普什图人的大民族主义倾向及与非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并成为阿富汗最主要的民族问题之一。
大普什图主义强调本族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理念与实践，主要体现为在国家权力和资源的分配中，通常忽视或无视少数民族的利益诉求，只是强调普什图族成员在法律方面的平等、共同的公民文化与意识形态等。例如，在经济方面，19世纪20年代，阿富汗从西方引进了一套新税收体制，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金融体制。税收机构的建立，使许多普什图人成了政府的新税官。这些普什图人不仅有了固定的收入，而且在收税过程中帮助其亲戚朋友或同族人逃税、漏税。因此，真正的纳税人往往是少数民族。再如，作为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阿富汗85%的人口为农民，常常因争夺土地而引发许多社会矛盾。因此，阿富汗历届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普什图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土地政策。20世纪40年代，阿富汗政府以“给无地、少地者生存空间”为名，建立“农业试验区”，但政府主要安排的是大批无地、少地普什图人进入试验区。这些居民在20年内只需向国家交付160美元便可在试验区分得土地。政府又将另一部分贫困的普什图人迁移到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塔吉克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强迫少数民族土著居民离开家园，剥夺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这种以牺牲少数民族利益为代价，使一些无地或少地普什图人受益的土地政策，具有明显的民族倾斜性，为阿富汗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埋下了祸根。
政治上，普什图人主导的政党或政治势力历来敌视少数民族政治势力。在阿富汗，普什图人主导的政党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党派包括：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奥马尔领导的“塔利班”和阿卜杜尔·拉苏尔·萨亚夫领导的“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等。而非普什图政党则包括马苏德、拉巴尼等人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杜斯塔姆领导的“伊斯兰民族运动”和以哈扎拉人为主的“伊斯兰统一党”，上述政党组成同盟，共同反对塔利班建立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政权。即使在今天的阿富汗政坛，仍然存在非普什图族群联手对抗卡尔扎伊政权及普什图政治势力的局面。
此外，大普什图主义还体现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1747年，普什图贵族艾哈迈德沙建立杜兰尼王朝，将整个普什图族都置于阿富汗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1773年，艾哈迈德沙去世后，处于东侧边远地区的普什图族逐渐摆脱了阿富汗中央政权的控制。19世纪初，英国为使印度免受沙俄威胁，扶植锡克人崛起。在此背景下，锡克人陆续攻占了阿富汗的帕米尔、旁遮普等地，并于1839年占领了阿富汗国王冬宫所在地白沙瓦。
1849年，英国殖民者占领了白沙瓦。19世纪中后期，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对英印政府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1874年保守党上台后，英国在中亚实行“前进政策”，试图通过武力消除俄国的威胁。1878年，英国入侵阿富汗，第二次英阿战争爆发。1893年，英国同阿富汗政府签订了《杜兰协定》，英印政府强迫阿富汗接受由其划定的势力范围分界线，即“杜兰线”。从此，普什图聚居区被“杜兰线”一分为二，并成为“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历史根源。1919年，第三次英阿战争结束后，双方签订了《拉瓦尔品第和约》，并且首次将“杜兰线”称为印、阿两国的边界线。但历届阿富汗政府均不承认杜兰线是国境线，阿富汗从政府到民间都一直试图将巴境内的普什图人聚居区重新划归阿富汗版图。同时，英属印度统治之下的普什图族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抗击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1897年，普什图族大起义爆发。20世纪初，英印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法，先后在普什图族聚居区设立了联邦直辖部落区和西北边境省进行管理。1947年7月印巴分治前夕，西北边境省的公民最后投票赞成加入巴基斯坦。阿富汗政权对英国操控的全民公决的结果不予承认，不承认杜兰线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国际边界线，阿巴之间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就此产生，至今仍是阿巴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持续恶化。阿富汗政府宣布废除《杜兰协定》，支持巴基斯坦境内普什图族的独立运动，甚至还在边境地区成立普什图尼斯坦政府。1950年9月，阿、巴边境地区一度爆发了军事冲突。在达乌德执政时期(1953—1963年)，阿富汗与苏联关系迅速发展，赫鲁晓夫在20世纪50年代公开支持阿富汗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导致巴基斯坦于1952年、1955年、1961—1963年三次封闭巴、阿边界，镇压境内的普什图人独立运动。同时，巴基斯坦一侧的普什图人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的态度并不一致。其中，西北边境省大部分为定居区，普什图人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因此没有特别强烈的独立意向。同时，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普什图族大部分人口以游牧为主，处于自治状态，他们既反对巴基斯坦的控制，也不赞成与阿富汗合并。
事实上，长期以来，阿富汗政权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深受阿富汗民族构成和政治生态的影响。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而又严重分裂的社会，既有部落自治与中央集权的矛盾，又有普什图人与非普什图人的对立，还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别、贫富分化、社会等级差别、现代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的敌对等问题。任何一个政治家要想弥合这些分歧以尽可能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必须寻求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有号召力的议题来建立共识，而其中最容易利用的就是普什图民族主义。大多数政治家由于出身于普什图民族，宣扬普什图民族主义就能赢得最广泛社会集团的支持。
（二）三大少数民族的族群民族主义。主体民族普什图人并未担负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任。从经济上讲，它的经济状况尚不足以决定其在多民族国家中的大族地位。阿富汗国内的纷争与动荡都是它经济能力欠缺的表现。从政治上看，普什图族人尚未完成从对族群忠诚到对国家忠诚的转变。传统的习惯法、部落惯例在普什图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其行为规范、道德准则、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仍在很大程度上受传统“普什图瓦里”的制约。从文化上讲，普什图族人并未得到国内其他民族的认同，其他民族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少数民族长期遭受普什图人的歧视对待。塔吉克、哈扎拉和乌兹别克人因居住区域相对靠北而经常被称为“北方民族”。上述三大民族自杜兰尼王朝以来，在阿富汗政治中一直扮演配角的角色，哈扎拉人更是长期遭受普什图人的迫害，甚至屠杀，因此少数民族并没有国家认同感。少数民族，特别是哈扎拉人从来没有被阿政府当作平等的公民来对待，也没有获得在国家事务上的发言权。
普什图人对哈扎拉人的歧视由来已久。从18世纪中期现代阿富汗国家建立开始，哈扎拉人就受到普什图人的迫害，并且被迫从今天阿富汗的其他地区逃离到哈扎拉聚居区。道斯特·穆罕默德汗统治时期，中央政府对哈扎拉聚居区征收重税，但政治上哈扎拉聚居区仍然保持相对独立。拉赫曼执政后，试图将哈扎拉聚居区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遭到了哈扎拉人的强烈抵抗。在之后的各个时期，哈扎拉人仍然受到迫害。哈扎拉农场主被迫把他们的财产交给普什图人，数以万计的哈扎拉家庭流离失所，逃到阿富汗北部地区、伊朗，甚至中亚寻找工作。1901年，尽管拉赫曼的继任人哈比布拉决定对流放的哈扎拉人全部大赦，但普什图人对哈扎拉人的歧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20世纪40年代，查希尔执政期间，对哈扎拉人实行新税法，而普什图游牧民不仅免缴税款，而且还能得到阿富汗政府的津贴。20世纪90年代，哈扎拉人、塔吉克人与乌兹别克人联合组建“北方联盟”联合对抗塔利班政权。1998年，塔利班对哈扎拉人进行较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并宣布哈扎拉人是异教徒，隔离哈扎拉人居住区，拒绝联合国将食品送到哈扎拉人居住区。
苏联入侵阿富汗，迫使阿富汗人在反抗外敌入侵方面形成共同利益，再加上伊斯兰教认同的纽带作用，这都有利于阿富汗人整体民族和国家意识的形成。然而，在是否建立统一而有力的政府方面，普什图和非普什图族群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对于北方少数民族而言，中央政府从传统上意味着普什图族对权力的独占和统治。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也是事实。例如，在过去250年里，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契约和合同中，人们只看到了出身普什图族的国王或总统的印章和签字。
少数民族争取本民族权益的意愿和能力不断上升。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三大少数民族的地位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例如苏军入侵阿富汗后，扶植旗帜派领袖卡尔迈勒为人民民主党政权的首脑。旗帜派成员大多由非普什图族的少数民族组成。旗帜派政权也成为18世纪以来阿唯一的非普什图政权。因此，阿富汗抗苏运动所体现的不仅是反对苏联入侵、实现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而且还存在着普什图族民族主义与非普什图族民族主义的对抗。这一对抗在“塔利班”运动兴起后仍然延续，塔利班与北方联盟基本上是以民族为分界的。目前，阿富汗三大少数民族都建立了以本民族为主体的政党，如塔吉克人主导的“伊斯兰促进会”，哈扎拉人的“伊斯兰统一党”以及乌兹别克人的“伊斯兰民族运动”。在和平进程中，三大少数民族因担心塔利班加入政府后威胁其现有权力和地位，强烈反对卡尔扎伊总统的和谈努力。此外，目前阿富汗政坛存在三大反对派，即由2009年总统大选候选人阿卜杜拉、塔吉克政治家卡努尼等人主导的“变革与希望”联盟，马苏德、穆哈基克、杜斯塔姆领导的“民族阵线”，前内政部长阿特马尔主导的“真理与公正”联盟，其中前两个均由非普什图民族主导。
三、伊斯兰旗帜下的集体认同
（一）宗教民族主义在阿富汗的影响力逐渐上升。早在拉赫曼国王执政期间，拉赫曼就自封为“信士们的教长”、“伊斯兰教的国王”，下令将宗教基金收归国有，设立专门委员会审查毛拉的资格，将乌里玛列入公务员，由国家发给薪水。他还推动沙里亚在大城市以外地区的运用，规定教法为唯一的司法基础，赋予自己以裁决争议案件和任命法官的权力，并在首都成立了一所培养毛拉的王室宗教学院。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展，伊斯兰教成为全球穆斯林认同的基础。在穆斯林世界，对于伊斯兰的认同有时要强于对本民族的认同。同样，伊斯兰宗教信仰对阿富汗人的民族主义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抗苏战争期间，主要的抵抗力量“七党联盟”和“八党联盟”均打出伊斯兰的大旗共同对付苏联，族群之间的历史恩怨暂时淡化，伊斯兰主义的影响迅速上升，并且成为抗苏斗争的主导性因素。它所反对的不仅仅是所谓的“异教徒”，即苏联占领军和亲苏的人民民主党政权，而且包括原来的君主势力。同时，阿富汗还吸引了国际伊斯兰力量，很多激进的伊斯兰势力纷纷进入阿富汗，将其视为反对世俗“异教徒”的理想战场。因此，“基地”组织在“圣战”结束后理所当然地将其目标指向了美国及西方世界。在抵抗组织内部，既有温和伊斯兰主义，如“伊斯兰促进会”；也不乏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如“伊斯兰党”。尽管后者反对世俗国家，但仍不得不在现有的国家体制内建立政权，采取某种现实主义的政策，从而证明了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实际情况间的必要妥协。
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股新的激进伊斯兰势力(即塔利班)迅速崛起，其意识形态更加保守。塔利班的胜利是当代伊斯兰世界第一次出现伊斯兰主义力量之间的权力更迭。塔利班在更大范围内统一了国家，但塔利班极端的意识形态及与“基地”组织的联盟，使其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也难以建构真正的民族国家。2001年以来，美国以反恐名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但始终无法予以彻底铲除。这除了塔利班拥有的普什图民族基础之外，伊斯兰信仰的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塔利班为代表的反叛力量把民族主义与宗教信仰合二为一，提出“捍卫阿富汗领土和独立”、“捍卫伊斯兰”两大口号。2012年以来，驻阿美军频频爆出各种丑闻。2012年2月，驻阿美军基地焚烧《古兰经》事件引发了喀布尔、贾拉拉巴德、马扎里沙里夫等地的暴力活动，导致多人死亡。塔利班则顺应民意，宣布中断与美军的和谈接触。9月，美国传出侮辱先知的电影《穆斯林的无知》，阿富汗“伊斯兰党”则派出人体炸弹袭击喀布尔机场，导致包括9名外国人在内的12人死亡。客观上讲，在保守伊斯兰派别德奥班迪和瓦哈比影响深厚的阿富汗，美国涉及伊斯兰教信仰的丑闻的确强化了塔利班等反叛势力的群众基础。
（二）宗教民族主义尚不能消弭族群民族主义的分野。在宗教民族主义影响力上升的同时，必须看到伊斯兰教对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仍然受到族群分野的支配。例如，阿富汗国内的政治思潮、运动大多以民族为基础。20世纪以来，阿富汗先后出现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伊斯兰主义等诸多政治思潮。但即使是社会主义、伊斯兰主义这种泛化的社会思潮，也由于参与者分属不同民族而分裂为许多派别。1965年成立的人民民主党就因党员的不同民族属性分为人民派和旗帜派。70年代兴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同样也因民族的不同分为不同的派别。
总体而言，在抗苏战争期间，宗教民族主义迅速抬头，成为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随着苏联撤出阿富汗，族群民族主义迅速抬头，并成为贯穿90年代乃至今日的主要民族主义形式之一。21世纪以来，塔利班借助伊斯兰旗帜反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宗教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自杜兰尼王朝以来，阿富汗这个位于中亚、南亚交汇处的“多山之国”经历了无数次战争与灾难的洗礼，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逐渐产生了“作为阿富汗人”的自觉意识。在21世纪的今天，阿富汗政治精英们正在追求“阿富汗人主导的重建进程”。但是，阿富汗四大民族的历史恩怨及现实纠葛导致各个族群的民族主义不时打断整体民族主义的前进步伐。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也在潜移默化着阿富汗人的自我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