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出席东亚的多边论坛，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因国内预算和债务僵局而缺席了这一多边外交峰会，由国务卿克里代表出席。有媒体认为，奥巴马的缺席成就了习近平的胜利时刻，此论言过其实，APEC峰会并非习奥会，更非中美间的零和博弈。而克里在演讲中一再重申，奥巴马的缺席不会动摇美国对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承诺，此地无银三百两，其实美国的承诺难以阻挡亚太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空间的重塑，由安全、财富、自由等价值诉求构成的“权力之球”的重心正在发生变化。
西太平洋的地缘空间正经历深刻的重组，与之相伴随的是东亚自主性与美国存在感之间的重新界定。东亚模式使东亚地区成为二战后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半个世纪之后，东亚模式面临新一轮的转型与调整。
东亚模式“换档”
APEC峰会、东亚峰会再加上TPP谈判，以及美日澳三边防长会晤，东亚地区的形势如在迷雾之中一般，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单极”、“多极”等概念已经无法描述东亚的权力结构。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提出权力金字塔的说法，在塔尖是军事权力，美国一家独大；在中层是经济权力，呈现出多极竞争的态势；在底层则是包括跨国公司、NGO在内的多元主体并存。奈形象地描述了全球化时代斑驳的地缘图景，但缺乏动感，真实世界则更像一个圆球，各种权力与资源共存其中，但人们对安全、财富、自由与正义等价值的追求支配着这些资源与权力，这些价值诉求的排列决定了球的重心转换，进而推动着世界转向不同的方向。
东亚地区出现的“混沌”态势正是权力之球运转方向的重新定位。二战结束之后，除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之外东亚地区几乎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而全球13个维持长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中多数分布在东亚地区。财富的追求是东亚诸国的主流价值诉求，在APEC峰会上，无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是印尼总统苏西洛都告知与会者本国经济增长前景良好。
正是东亚地区良好而强劲的增长态势和前景让美国坚定了“再平衡”的战略，分享东亚的发展成果是美国“回归”的重要目标。东亚地区的增长经历至少三个波次：日本在五六十年代的快速复苏；东亚四小龙在六七十年代的崛起；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东亚增长奇迹的秘密在于：出口导向以及产业转型与转移，在增长模式上，东亚诸国趋同且有“共识”，政府主导之下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经济的发展序列。在过去几十年中，东亚模式的故事中主要围绕着如何创富展开的。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意味着新一轮的产业转移，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承接地。这既是东亚模式的“传统故事”的重现，也是东亚模式的再突破。
出口导向型经济使东亚诸国成为全球化的获益者，但同时也患上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症，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与美国市场的开放息息相关，而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昭示着这种模式在中国使用之后难以进行下去，美国债务上限的僵局让中日两大债主倍感担忧。东亚地区的发展故事需要改变情节：夯实内部市场联系增强内生动力，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东亚地区内部的自由贸易区实质就是市场的相互开放与培育，如果东亚地区形成了更加完整的价值链条和市场网络，那么东亚的自主性就会增强，对美国的依赖也会相应减弱，因此，克里在演讲时不断地推销TPP，切割地缘经济空间。而李克强在参加东亚峰会时指出，东亚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要与TPP“相互促进”。
在东亚的发展进程中，美国因素一直嵌入其中，除了对出口市场的依赖之外，还有对货币的依赖。为了刺激出口，东亚国家基本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美元扮演了锚货币的角色，上个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欧洲货币与美元脱钩，但是在东亚却重建了这一货币体系。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内部的货币合作起步，东亚外汇储备库已经运行，而双边的货币互换协议也在销蚀着美元霸权。习近平在APEC峰会之前见证了中国与印尼、马来西亚两国货币互换协议的签订，同时呼吁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东亚奇迹”是出口经济的成功，是贸易国家的崛起，但代价是货币的弱势，人民币国际化是惊险一跃，而主要的离岸市场集中于西太平洋地区，货币秩序的变迁是“东亚模式”的关键性突破。东亚地区很难复制欧洲的经验，法德双轴在东亚很难重现，而东亚地区的“锚货币”将在日元和人民币之间展开，人民币国际化起步晚，但是势头强劲，中国新一届政府力推上海自由贸易区，而核心的六大领域开放目标在于助推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个更加宽阔的出口。
安全还是财富
但西太平洋地区半个多世纪的财富故事植根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之中，而安全是个体、公司或者国家首要追求的目标，如果生存都不能保障，又怎能侈谈财富呢？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框架是由美国为核心的双边同盟构建起来的，这一脆弱的安全机制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美国提供更多的保护，还是彼此守望相助？选择前者意味着西太地区的安全需求增加，甚至超过了对财富的诉求，那么战争与和平成为主题；选择后者意味着以多边集体安全框架取代碎片化的双边军事同盟，将市场的信任关系引申到安全领域。
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指出，“在政治经济学中，威胁到安全结构的并不是多种权威的共存，而是它们之间关于各自权威的限度的意见分歧。”西太地区的地缘政治裂缝在于中国崛起引起的权力边界再调整，第一岛链上风波不断，中日、中菲关系处于冷冻状态，而美日澳三边防长会议发表的声明包含了关于东海、南海问题的内容。从军事态势来看，“围堵中国”似乎又回来了，但是安全的含义远远超过了军事遏制这样的范畴，连克里也承认，国家安全不仅仅是我们眼前所面对的威胁。失业、通胀、增长停滞都会带来安全挑战，印尼对此深有体会，1997年金融危机直接导致苏哈托政权的瓦解，印尼经济刚刚恢复元气。中国是西太地区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的投资来源地，贸易、信贷等财富纽带缓解着人性中暴力与战争倾向。
令人忧虑的是，传统地缘安全虽然只是东亚地区诸种价值诉求中的一份子，但是却容易引起关注，尤其是军备和军事关系的变化。虽然地区形势已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主导性的认知和思潮还没有相应的调整。领土安全不可谈判的观念成为争议各方彼此冷落的障碍，在安全领域的共识匮乏是东亚变革的一大难题。如果没有安全感，财富不仅缺少了保障，经济合作也少了政治推动力。
安全结构的核心议题就是谁给谁提供了安全服务，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扮演了安全的提供者，这种角色在最近几年中有所强化，菲律宾、越南等国希望美国继续扮演保护者的角色。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与中国积极推动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形成了安全与财富的割裂，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裂缝。这种态势一度成为东亚地区的主要焦点，安全诉求似乎压倒了对财富的追求，但这只是一个幻觉。
西太地区的空间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的含义，市场网络已经深度介入其中，社交网络、公民社会等对自由、正义的诉求让这个空间更加异质和复杂。权力转移正在发生，但并非在中美两大国之间，而是财富、安全、自由、正义之间的彼此制衡，中美两国唯有顺势而为，引导权力之球朝着和平与繁荣的方向滚动。
剖开东亚地区的“权力之球”来看，在生产结构上，东亚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产业转移与调整；在金融货币领域，货币地区化的态势强化，东亚的锚货币将不仅仅是美元；在安全结构上，美国提供安全的局面出现裂缝，东亚地区内的自主性的安全结构正在萌发，但是需要补上巨大的信任赤字。
中国的崛起既是东亚模式复制，也是终结者，在中国之后，再难有国家能够演绎一次经济崛起的故事，人民币国际化最终将改变东亚模式对美元的依赖。经过中国“改装”的东亚模式，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撬动了地区权力结构，新一轮的变革与震荡还将持续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