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我国许多城市都提出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目标，并以“退二进三”来概括转型路径。本文提出，在经济增速放缓期实现城市产业转型，要在制造业高端化基础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从而避免进入“过早‘去工业化’陷阱”，防止出现经济失速、产业断层以及收入分配恶化。
城市产业升级的两条道路：服务业高端化和制造业高端化
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背后的推手是要素成本收益率的变化。在城镇化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传统制造业的要素收益率下降；另一方面，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处于上升通道。为此，城市的要素需要向收益率更高的新产业聚集。但就新产业的调整方向而言，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并非只有简单的一个“退二进三”的方向，“服务业高端化”和“制造业高端化”是两种不同的升级道路。
服务业高端化模式。依托全球城市体系中的顶层地位，部分国际性城市实现了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典型的案例是纽约和伦敦。纽约和伦敦之所以能发展以金融为代表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是因为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人均GDP较高的水平上进行了产业转型，能抵御服务业比重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速放缓；二是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处于顶层地位，金融、贸易、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专业化的先发优势。
制造业高端化模式。为了在产业转型过程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二战后，处于后发国家的城市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高级化的发展阶段，德国鲁尔区和韩国首尔都市区是其中的代表。韩国和德国制造业比重近年来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与其同期经济增速较快增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轨迹是吻合的。
既然应对要素成本上升而进行的城市产业转型可有两个方向，这就意味着我国城市转型并非只有“退二进三”一种选择。
制造业高端化是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基础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首先，高端制造业具有很高的技术创新潜能。即使是像运动鞋这样的传统产业，国际品牌在材料、防震技术的创新优势，仍是本土企业超越的最大障碍。再者，高端制造业的技术工人比重很高，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并不逊色于服务业。第三，高端制造业的能耗污染改善的空间很大。因此，无论是二产还是三产，既有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企业，也都有占据高端的企业，产业之间并没有绝对的优劣差异。
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服务业高端化的发展方向。服务业比重的高低，并不能直接反应一个城市产业结构的质量，服务业的内部结构至关重要。拉美城市的服务业比重很高，但以消费性服务业为主，产业结构并不理想。美国绣带地区城市衰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低端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和制造业比重的大幅下滑。
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赖于制造业向高端化转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要经历分立、互动和融合三个阶段。在最初的分立阶段中，制造业不断专业化和精细化，开启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独立化，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的生产交易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第二阶段是互动阶段，一方面，制造业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主动需求方，决定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和竞争力；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人力资本、技术、资金的载体，不断提高制造业的价值链。最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将进入融合阶段。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形成一个包括制造企业、原材料供应、用户和研发创新在内的新型产业体系。典型的案例是IBM信息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和苹果“手机终端＋应用平台”的商业生态系统。
我国城市产业转型之路：在发展高端制造业基础上推进生产性服务业
我国尚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正由分立阶段向互动阶段过渡，制造业在两者发展中仍处在主导地位，生产性服务业的业务需求、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依赖于制造业结构，发达的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繁荣的保障。因此，我国城市现阶段只有经历“提二进三”，即在发展高端制造业基础上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未来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退二进三”，从而避免我国经济失速、产业断层以及收入分配恶化。
在发展高端制造业基础上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城市在转型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先发国家的经验表明，制造业生产率增长最快，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较慢。因此，如果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下降，将削弱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可能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我国城市正处在经济增长动力转化的过程中，生产要素城乡转移带来的结构效应在降低，城市产业内部的资源重新配置将成为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为防止城市产业转型过程中经济失速，必须首先注重二产内部的优化升级，并通过制造业高端化所引致的分工细化，有针对性地发展高附加值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从而在产业结构维度上保持足够的生产率提升潜力，以保证经济增速不至于因产业结构剧变而过快滑落。
在发展高端制造业基础上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防止产业断层。虽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业出现了跨地区贸易的趋势，但我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服务业客户还主要在本地区，短期内进入全球市场的难度很大，难以依托单一的服务业达到此前的出口额和繁荣水平。在大量制造业外迁以及可贸易服务尚未发展的情况下，服务业很难独立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城市经济放缓反而在物质上制约了城市经济的转型，有可能导致工业空心化和服务业低端化的出现，大量产业工人、技术人才和实业企业家将因此流失，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陷阱”。
在发展高端制造业基础上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可防止城市收入分配恶化。在城市发展初期，当制造业占据城市经济生产支配地位时，不同行业的劳动者收入分配相对均质，为中产阶级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在城市主导产业转向服务业时，由于产业转型与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同步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城市的金融、法律、会计等服务行业固然能创造高收入的岗位，但这只针对高学历者；对于原来处于制造业的中年劳动者而言，再培训难度很大，人力资本积累需要一个过程。如果城市实行快速的“退二进三”，城市的财富可能会集中在少数的专业人才手中，而许多产业工人面临失业，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