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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决定》的精髓与挑战

“我对这个《决定》评价很高。”83岁的吴敬琏一上来就如此评价。

这位经历了改革35年全过程的经济学家告诉财新记者,他已经反复读了几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的主要亮点,在他看来主要是“纲”,其中关于经济改革有两句话最重要:一句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另一句话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就是说,体制基础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基础,其他话是白说,“叫基础性作用也好,叫决定性作用也好,都起不到作用。”

两句话的大文章

“这就是个大文章了。怎么能够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是个很大的文章。”吴敬琏说。

在他看来,至少要做这样几件事:

一是明晰产权制度基础,如明晰土地产权、对民营资本保护等;二是要价格市场化,特别是要素价格市场化,这还远未解决。“光是这一条,比如利率市场化,就是个大工程”;三是要反垄断,特别是行政性垄断;四是监管改革。此外,他还提到确保不同所有制企业能够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要划分政府职能和边界,实行“法不禁止,自由进入”的原则、司法公正,等等。“七八件大事,这些事,每个都是大文章”。

两种挑战

改革的可能挑战,使吴敬琏特别强调执行层面的“智慧”。他说,未来必须克服各种障碍,将改革方案落到实处。要做到这一点,在制度的构建和规则设定上,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改革推动的力量一方面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所谓智慧,指的是要有专业水平和运作艺术。

吴敬琏看来,改革的阻碍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一是来自利益方面的。他认为其中利益的问题更加实际。而对待利益问题,一方面要打破既得利益阻力,另一方面还要想些办法,切实克服从旧的机制转到新机制有实际的困难。他想得很具体:“比如说地方政府,给了农民更大的财产权力以后,地方政府就会发生偿债危机,借的债怎么还?以后的财政收入从何而来?对于这些问题,一方面要想办法打消他们的反对和阻碍,另一方面要帮他们解决现实问题。”

“比如,存款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系统估计会形成较大冲击,因为高利差维持不住了。另外,如果说使贷款利率也上升,对主要借贷户,如地方政府和企业,都会造成一定冲击。如何在其承诺不反对改革、能支持改革的前提下,帮其解决困难。这还是必要的。”

因此,他认为在执行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如何解放思想

吴敬琏认为,在未来的改革中,意识形态障碍还是很大的,这就突显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他透露,比如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是当面反对,比较诚实地提出来。“还有许多人背后骂,都跳起来了。”

吴敬琏尖锐地指出,现在反对市场体制改革的思想很强大,与这些年舆论的错误导向有关。现在要靠做工作来逐步解决问题,要解放思想。吴敬琏说,当他在地方与省、市级干部,私下讲,都认为中国非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不可。但到台面上完全说另一套话,一是要看上面的眼色,二是市场改革对于官员现在的行事方式、权力应用、利益格式,冲击太大。

“比如科技领域,经费完全是政府主导。谁拿到项目、优惠、补贴,完全是当地是党政一把手说了算。所以说未来还需要非常深刻的改革。”

吴敬琏还特别强调在理解改革全局、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要坚持理性、专业性。

“法国大革命前有一种状态,因为控制禁锢得太厉害,结果大家拼命用吸引眼球,甚至加点黄色的办法说事。结果就像历史记录的,就是毫无治国经验的一伙人变成了舆论的主要掌握者……”他认为新闻工作者还是要坚持专业精神。

国企改革:有好有遗憾

吴敬琏一直非常关心国企改革,今年6月习近平武汉就改革发表六点讲话后,他曾多次向财新记者谈及自己对“习六条”中的国企提法的关注。提起这次《决定》,他认为好的内容很多,也有遗憾。

他介绍说,陈清泰(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最近两三年,一直提倡国资委从管企业变成管资本。这一主张进入《决定》,非常有意义。

吴敬琏还认为,《决定》强调界定国有企业功能,重视发挥其在公益性领域的作用,提倡混合经济,决定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提高国企上交利润的比例等,都是非常积极的内容。

他特别看重《决定》对非公有经济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说法,而且对记者强调说,还有一句话很重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吴敬琏看来,这个“重要基础”的说法,虽然没有直接提“共产党执政基础”,但“实际上是一回事”了。

吴敬琏对国企改革部分的遗憾在于,他认为也有些地方照抄原来的话,还是强调对公有和非公经济的“两个毫不动摇”。他说,今年6月习近平武汉讲话时,前一个(对国有经济)“毫不动摇”已经改成了增大(国有经济的)活力。“估计是讨论中有人认为不妥,所以又回到原来的提法了”。

《决定》重提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吴敬琏觉得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主导”。十四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主导是控制,但不是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时间都要同样控制。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就可以。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到三个领域和一个行业,一是国家安全,二是自然垄断,三是公益性,四是高新技术产业和重要行业中的骨干企业。他透露,关于第四条,当时起草小组的陈清泰不同意,与一位组织部门领导争得很厉害,最后还是写了进去。

“但这次行文没有这一条,只说公益性的和自然垄断。”吴敬琏认为是个进步。虽然“十六大两个毫不动摇还是提出来了,但国企部分,毕竟还是改革是主基调,内容很多”。

“土改”与“法治”

吴敬琏对《决定》中的土改部分也相当赞许。他多年主张要建立竞争性市场,要明晰产权,土地制度改革正是关键一步。“这是竞争性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他评论说。

在政治体制改革层面,吴敬琏认为《决定》中有两条值得期许,一是国家治理——现代国家治理,“就不光是政府治理了,中间还说了激活社会组织,其实就是建设公民社会”;二是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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