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总统2009年上台后，调整了美国对东南亚政策，加大对东盟国家的投入，积极参与东盟多边机制。美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得到迅速、全面的提升，“重返”东南亚也成为了奥巴马的主要外交政策“标签”。奥巴马第二任期执政已近半年，外交团队人选基本确定，亚太政策的未来走向也已大概明晰。美国的东南亚新政使中国周边外交在过去几年承受了较大压力，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日趋恶化。奥巴马第二任期东南亚政策的目标是什么，将有哪些延续和调整，政策实施又会受到哪些制约，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一、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对东南亚的强势“重返”
随着亚洲的崛起，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和战略价值突显，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迅速上升。首先，这一地区对美国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东南亚与美国在经济上互补性很强，近年来双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已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其次，东南亚扼守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重要航运通道，对美国军舰从太平洋向印度洋和波斯湾的调遣和航运贸易意义重大。再次，美国需要维持在该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和由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并推广民主，营造价值观同盟，以防止出现挑战美国的地区大国，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密切关系，帮助东盟力量的壮大，符合美国整体的亚太战略利益安排。[1]
然而，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在东南亚缺乏全面、连贯的战略，主要关注于反恐和扩展民主，且对东盟的多边活动表现冷淡，导致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下降及东盟国家的不满。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美国全球战略部署进行整体评估，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在全球的战略资源分配不平衡，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投入不足，难以应对亚洲发展的新形势。随着美军从伊拉克战场抽身和阿富汗撤军计划的制定，奥巴马政府开始进行战略调整。2009年7月，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讲话中明确传递出这一信息——“美国回来了”，将全面参与东南亚事务，着手改善同东盟的关系。[2]此后，美国明显加大了与东盟各国的联系，政府官员频频到访该地区，不断重申美国“重返”的决心。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内的东南亚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巩固与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的盟友或准盟友关系，重点是强化安全关系。奥巴马第一任期在东南亚的安全战略主要是，通过出售军备、军事演习和训练等方式，加强盟友、伙伴国的防御能力，强化对盟友、伙伴国的安全承诺，并在重要战略支点建立灵活的军事部署。美国太平洋战区海军陆战队副指挥官理查德•西姆科克准将表示，跨国军事演习、培训外国盟友之类建立联盟的稳固举措，几乎可以确保美国军队仍是亚太的主导力量。[3]因此，美国在上述三国采取了一连串军事动作，包括在菲律宾苏比克湾部署两艘核潜艇，实现半永久性驻扎，向菲出售“汉密尔顿级”巡逻舰、F-16战斗机等军备；与泰国签署《泰美防务联盟共同愿景声明》，加强防务联盟关系；在新加坡樟宜军港部署濒海战斗舰等新的军事设施。美国与这些国家开展联合军演的频率和规模较往年也有大幅提高。
第二，拉拢印尼、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伙伴国。奥巴马政府重点发展了与印尼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与其在贸易、投资、民主促进领域的合作，并恢复与印尼特种部队中断了12年的交流活动，力图把印尼打造为东南亚的民主榜样。在越南，两国防务合作层次大大提升，于2010年举行了越战以来的首次联合海军训练，此后又多次举行联合演习，并签署了关于防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希拉里甚至呼吁建立美越战略伙伴关系。美国还利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与马来西亚、文莱开展海上安全合作。此外，美国拉拢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参与了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
第三，积极接触与美国存在矛盾甚至对立的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奥巴马政府提出“湄公河下游倡议”计划，通过经济援助介入柬、老等国的发展问题，推动这些国家的民主、人权和环保活动，施加美国的影响力。美缅关系的改善最为引人关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将对缅政策调整为“务实接触”，积极促其向民主政府转变，不仅解除了大部分对缅制裁，给予投资和援助，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更实现了两国总统的互访。此外，奥巴马政府逐步加强了对这三国的军事渗透，开展共同搜寻二战期间阵亡士兵遗体的行动，邀请参加联合军演，借以增进军方的了解和互信。柬埔寨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合作海上备战训练”项目，缅甸军官则于2013年参加了美泰“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
第四，强化与东盟的合作。奥巴马在第一任内加强了对东南亚多边机构的制度性参与，如签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设立驻东盟使团、举行美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奥巴马力图将东亚峰会塑造为“亚太地区首脑讨论紧迫的政治和战略议题的首要论坛”[4]，自2011年起每年出席该峰会。美国—东盟名人小组曾建议美国与东盟领导人确立到2015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奥巴马在2012年将美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固定为年度峰会，标志美国与东盟关系已上升到了战略级别[5]。美国还十分重视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和亚太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试图在多边框架下主导地区安全合作议程。总的来说，美国在东南亚的多边战略意图是，以东亚峰会、香格里拉对话和TPP为抓手，从政治、安全、经济领域加强对地区多边制度的把控，从而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亚太秩序，确保该地区遵从美国的地区和全球规则。
二、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对东南亚政策的“再平衡”
经过4年左右的强势“重返”，美国已基本完成在东南亚的战略布局，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加强了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正式成为了东盟机制的一员，成功介入了南海问题等地区事务，且推动了缅甸的民主化转型。应该说，奥巴马第一任期基本实现了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目标。这种情况下，奥巴马已决心把东南亚打造成其执政八年的主要外交遗产。未来四年，他将继续开拓东南亚外交，加大各项投入，延续第一任期的重要举措，完善政策布局，进一步巩固美国在该地区持续增强的影响力。
奥巴马赢得2012年大选后旋即出访了缅甸、泰国、柬埔寨三国并出席东亚峰会，显示出对该地区国家履行承诺的决心。其政府官员也在多个场合强调美国将继续加大在东南亚的投入。2013年3月11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在亚洲协会演讲时强调，奥巴马政府在第二任期将继续执行“再平衡”战略，并称“正如我们发现美国在东亚的投入不足，我们认为在东南亚的投入尤其欠缺，我们正在纠正这种状况”。[6]6月20日，被奥巴马提名为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丹尼尔•拉塞尔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任命听证会时也表示，“再平衡”战略需要进一步平衡，美国与东北亚地区的关系已经发展成熟，东南亚与太平洋地区应该得到更多关注。[7]
然而，在对第一任期东南亚政策总体肯定的同时，奥巴马政府也在对其进行反思。奥巴马意识到，其第一任期的东南亚政策显得过急、过猛，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负面效应。首先，高调、强势的“重返”不可持续，由于奥巴马第一任内的过度造势，本应长期经营的东南亚政策成了急功近利的短线操作，迅速增加了对资源投入的需求。[8]其次，军事“重返”的调门过高，导致该地区竞争色彩过浓，不仅引起了东盟国家的担忧，对中美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也使美国卷入地区争端的风险大大增加。
从新一届政府最近的表态来看，美国正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大框架下，对东南亚政策进行节奏控制和细节调整，将从“高歌猛进式”的战略东移转向更加平稳、长期的经营，保证外交资源和政策的可持续性。前国务卿希拉里和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离任后，美国东南亚外交的强硬风格亦会有所淡化。具体来看，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东南亚政策将呈现以下新动向：
一是多元化均衡推进“再平衡”战略。因过多强调军事，奥巴马第一任期在东南亚的行动被域内国家误解，制造了该地区新的紧张和动荡，而且有所偏离美国“重返亚太”以重振美国经济的初衷。因此，奥巴马当前的“再平衡”既包括在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进行再平衡，也有在军事和经济之间再平衡之意。其东南亚政策从军事“重返”正逐渐发展为全面“重返”，不断强调“再平衡”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全面接触的综合性战略。身为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出席2013年香格里拉对话时甚至表示，美国正在实施的“再平衡”主要是一项外交、经济和文化战略。[9]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减少对军事方面的投入，安全要素仍是其亚太战略的支柱，只是军事“重返”的脚步有望适度放慢、调门适当降低。
二是大力开拓经济外交。新任国务卿克里的首次演讲就旨在说服美国民众，在日趋加强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与世界的接触有助于美国创造就业和吸引投资。[10]当前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正逐渐从金砖国家转向东南亚，美国与东南亚加强经济联系的需求越来越大。2012年8月，前贸易代表罗恩•柯克在柬埔寨举行的第44届东盟国家经济部长系列会议上表示，东南亚目前存在“爆发性”的经济增长时机，美国希望与东盟发展“更加全面的合作关系”。[11]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和军事部署态势已较为成型，而经贸关系仍是美国的一块短板。因此，经济领域将是奥巴马政府未来东南亚政策的一大重点，贸易、投资和发展援助将是其政策的主要内容。
美国将力争在2014年之前完成TPP协议的签订，并在之后几年将其扩大到东南亚其他国家。2012年底，奥巴马在东亚峰会期间提出“扩大经济联系”（E3）计划，向非TPP国家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其意图就是为全部东盟国家加入TPP和建立美国—东盟自贸区做准备。奥巴马第二任内还将与东盟谈判《美国—东盟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推动缅甸、老挝、柬埔寨尽快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此外，奥巴马政府将在加强经济一体化、支持湄公河下游国家的发展、支持民主、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等领域扩大对东南亚的援助。[12]
三是将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中南半岛国家作为双边外交的重点。这些国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且因历史原因同美国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但当前都表现出与美国改善关系的积极意愿，双边关系发展空间较大，甚至可能成为未来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前沿。不同于以往的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战略不仅强调加强同传统盟友的关系，而且致力于建立新的伙伴关系。[13]今后，奥巴马政府将在中南半岛贯彻推行“湄公河下游倡议”计划，通过经济发展援助、环保和人权行动来施加美国的影响力。2012年7月，前国务卿希拉里在柬埔寨宣布未来3年向“湄公河下游倡议”再注资5000万美元。在缅甸，美国将继续以鼓励和施压的“两手”策略推动缅甸民主化改革，以实现2015年缅甸大选产生亲西方政府的近期目标。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美国正在缅甸开始有针对性的、精心平衡的两军接触，以确保缅甸军方支持正在进行的改革、尊重人权并成为一支对国家领导层负责的专业化军队。[14]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美缅军事关系有望在人员培训、人道主义协助与自然灾害救助、建立高级军事对话机制、港口访问乃至军备销售方面有所突破。
四是在南海问题上转向间接介入并侧重管控。虽然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通过扮演“仲裁人”的角色，插手南海问题，拉近了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但也使美国被动卷入冲突的风险加大。今后，美国在介入该议题时，会更加突出管控争端的倾向。首先，随着南海问题升温，地区擦枪走火可能性增大，为避免形势恶化，奥巴马政府在介入的程度上将更为谨慎，由直接介入转向间接介入，更多地把盟友和伙伴推向前台，利用自身的战略力量优势为其做后台支撑，避免盟友误判美国意图。其次，奥巴马政府会敦促国会尽快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增加美国介入他国海洋争端的能力和信服力。国务卿克里在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时曾召开过4次听证会，呼吁参议院批准该条约，他表示今后将继续推动这一进程。再次，美国借助法律和多边渠道管控争端的倾向将更加突出，一方面就谈判《南海行为准则》问题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另一方面推动亚洲安全机制的功能化，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打造为讨论领土争端的平台。
五是向意识形态和民主价值观领域扩展。美国新一届政府多次强调人权和民主价值观在“再平衡”战略中的重要性。国务卿克里在日本演讲时说：“共同价值观应该成为一个由明确规则指导的新合作时代的基础”。[15]他还提出“强劲增长、公平增长、明智增长、公正增长”，旨在把亚太地区的发展同美国的价值观结合。2013年4月，美国管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尹在参议院发表关于“亚洲再平衡背景下的民主和人权”的听证词，强调“尽管再平衡反映了美国政府重视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和经济参与，但维系美国整体战略的却是对推进民主和人权的大力支持”。[16]美国下一步的重点将是依靠政治接触、发展援助、治理合作、民间渗透等软性手段，致力于在未完全实现民主化的东南亚国家实现政治变化，加强这些国家与美国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方面的同质性，以实质性地加强双方战略关系。[17]
六是从注重太平洋向太平洋—印度洋两洋兼顾的方向转变。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曾表示，在行动上把印度洋和太平洋联系在一起，是美国战略思考面临的下一个挑战。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任期就极力拉拢印度，鼓励印度“向东看”并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其第二任期将着力推进“印太战略”，把印度纳入到美国的亚太战略中，使中东、南亚、东亚和西太平洋的联系更加紧密，逐渐整合这一条线上的资源，实现两洋板块的联动运筹。未来，奥巴马政府将在政治上支持印度参与在东南亚地区的大多边、小多边机制，鼓励印、日联合在东南亚增加投入，与美国形成配合；在经济上打造“印太经济走廊”，增加对印度—东盟互联互通项目的投资，将印度与缅甸及整个中南半岛相联，以削弱该地区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切断中国走向印度洋的陆上战略通道。
三、奥巴马政府东南亚政策“再平衡”的制约因素
美国国内两党都对“重返”东南亚政策表示支持；奥巴马在第二任期没有连任压力，且与外交团队关系较为亲近，行动将更加自由，对外交事务的介入会大于其第一任期，这些都有利于美国下一步东南亚外交的开展。但同时，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对东南亚政策进行调整、发展与东盟国家关系面临着国内国外的诸多制约因素，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在某些方面可能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
（一）国内因素的制约。
首先，严峻的国内形势和激烈的党派斗争交织，使得奥巴马无法将太多的资源、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外关系领域。随着美国政治的极化现象进一步加剧，本届政府将面临一个更加分裂的美国。共和党在2012年大选的普选票上没有和民主党拉开差距，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仍然稳固，对奥巴马第二任外交决策上的制衡依然很大。而且，考虑到2014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将力图反攻，在许多问题上与民主党形成掣肘，奥巴马很可能会沦为“跛脚鸭”。经济和内政仍将是奥巴马政府的头等大事，医保法案、移民改革、减少财政赤字等棘手问题都将耗费奥巴马的大量政治资源和精力。
其次，军费和对外援助预算削减带来的财政限制将牵制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战略。国会已在《预算控制法》中规定今后10年削减4870亿美元军费。虽然美国政府一再强调，“再平衡”不会受到减支的影响，但“无论政府官员怎么说，削减国防开支都会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态势造成深刻影响”。[18]从克里的首次演讲来看，避免受到预算削减的影响是美国未来外交工作的一大挑战。
再次，人事变动会给美国东南亚政策带来一定影响。前国务卿希拉里、国防部长帕内塔、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和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等人曾积极推动美国的东南亚外交。相比而言，新任国务卿克里、国防部长哈格尔和即将上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更关注欧洲、中东和非洲，对亚洲事务的熟悉和重视程度都不如前任，即将接替坎贝尔的拉塞尔与克里还需磨合，被提名的国安会亚洲事务主管麦艾文资历尚浅。这些官员能否继续稳步推进东南亚政策仍有待观察。
（二）外交资源限制。
伊朗核计划、叙利亚内战等热点问题迫使美国不得不“东张西望”，难以聚精会神关注于东南亚事务。目前，整个中东地区仍处在持续动荡之中，美国在中东捍卫其战略利益的环境比以往更加复杂。奥巴马连任就职后的首访选定中东，克里任职后的首访是欧洲和中东，且他在7月赴文莱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前原定访问印尼和越南，但临时改变计划取消访问再赴中东。这表明奥巴马政府将重新确定全球战略的轻重缓急次序：亚太问题的长期性和战略性意义更大，而中东问题的迫切性和紧要性更强。[19]此外，奥巴马政府正在加大与欧洲的战略协调，对一度被忽视的欧洲进行“再平衡”，如提出与欧洲建立“泛大西洋贸易协定和投资伙伴关系”，构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即使在亚洲内部，在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紧张的东北亚局势也将牵制美国大量外交精力。总之，奥巴马政府不得不瞻前顾后，把资源适当向欧洲和中东倾斜，甚至可能强势回转，对东南亚的投入很难达到预期。
（三）“重返”过程中难以处理同中国的关系。
虽然奥巴马东南亚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制衡，但美国在很多问题上却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协调与合作，因而需要顾及与中国的利益关联，避免与中国交恶。然而，美国“重返”的种种动作普遍被域内国家解读为对中国的“围堵”，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加剧。美国学者也认为，尽管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对此通常予以否认，但事实上美军正致力于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20]美国战略界人士开始反思“亚太再平衡”战略，认为这一战略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加重了中国的不安全感，制造了两国合作的障碍，有损美国的国家利益。奥巴马政府也意识到，“再平衡”战略过多地显露了“反华”、“制华”倾向，不利于美国亚太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本届政府在阐释“再平衡”战略时，言辞明显趋于温和。美国试图在东南亚与中国寻求新的平衡，但又担心遭到盟友和伙伴国的质疑，这一平衡恐怕很难把握。
（四）东盟国家反应有限。
奥巴马政府的政治、经济、安全“一揽子”承诺能否在错综复杂的东南亚国家中兑现仍是个疑问。东南亚10国情况各异，与美国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国家并不会完全按照美国意图行事。一些东南亚国家从根本上对美国缺乏信任,东南亚国家虽然普遍欢迎美国的“重返”，但也日益担心地区局势将不受自身控制，甚至将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因而对美国高调的军事动作表现出担忧。此外，东盟已感到美国在多边机制中的强势对其主导地位构成巨大威胁，担心美国“反客为主”。东盟于2012年发起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由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组成，并不包括美国。TPP不但没有能遏制东亚经济合作的势头，反而大大强化了整个进程，这令美国始料不及。
四、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在东南亚推进“再平衡”战略，将使中、美、东南亚三方的“大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并对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及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一）对中国东南亚外交的影响。
政治上，有些东盟国家担心中国崛起或威胁其利益，希望借美国“重返”制衡中国，在中美间搞平衡，并大有和美国一道制衡中国之势。这不仅意味着南海等周边热点、难点问题难以降温，甚至可能再起危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也难以得到稳定发展。美国在湄公河流域打环保牌、民生牌，抹黑中国形象，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在中南半岛的利益和影响力。缅甸与美国关系改善后，对中国的借重下降，中缅关系不确定性也在增加。
经济上，由于美国与东盟国家经济互补性更强，美国增加对东南亚投资、拓展贸易，将压缩中国的经济战略空间，削减中国产品市场和经济活动范围，中国企业在该地区也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美国积极加强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把越南、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纳入TPP，将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良好势头受到冲击，甚至影响整个东亚合作进程。中国在东南亚的重大工程也因美国在该地区的活动受到干扰，石油管道、港口、水利工程和公路等项目面临的威胁加大。
安全上，美国在东南亚投棋布子，构建“防范中国”的联盟网络，在南海周边部署大量军力，频繁举行联合军演，以南海问题为由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制衡，客观上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战略态势。受美国拉动，俄罗斯、日本其他国际力量纷纷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东南亚地区战略重要性不断凸显，将成为全球争霸的热点地区，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趋于恶化。
（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重返东南亚”撬动了中美关系中的一大板块，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不可忽视。美国加强东南亚外交，防范中国的意图明显，随着美国投入的增加，中美战略猜疑愈加难以改善。而中国周边国家两面下注的行为实际上强化了美国在地区的领导权，打破了中美地缘意义上的战略平衡，将加大中美在东南亚的竞争。竞争和对抗主导中美在该地区的互动，将进一步加深双方的战略互疑，增大两国在地区问题上合作的难度。
此外，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使中美关系受“第三方因素”挟持的威胁增加，给双边关系增添变数。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已成为了中美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之一。美国高调介入南海问题，采取模糊策略，一边声明对主权问题不持立场，一边强化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及军事援助，直接刺激了菲律宾借机推动其南海利益诉求以及应对争端的强硬态度，进而恶化了南海地区形势。[21]2012年4月，中菲在南海黄岩岛发生了自美济礁事件后两国在领土争议问题上最严重的一次对立，事件持续一个多月，形势一度剑拔弩张。南海形势的适度紧张是美国乐见的，但如争端失控并升级，美国作为菲律宾的盟友将被卷入并付出代价，中美关系也会面临巨大考验和威胁。
结语
奥巴马第二任期将继续加大对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安全投入，维护并扩大在该地区的既得利益和外交成果，中国在周边面临的外交压力和挑战短期内难以消解。但也应看到，奥巴马对“重返”东南亚政策反思并调整后，其政策出现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变化。一是由单一军事介入转向侧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助于降低东南亚地区紧张的安全局势。二是明确把中美关系列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第三大支柱，说明美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亚太再平衡”战略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国应抓住并利用美国的这一动向，与其在东南亚地区加强分歧管控，寻求双边及多边合作，积极把握中美在东南亚竞争与合作的动态平衡，以赢得周边大博弈的主动权。
注释：
[1] 储召锋：“亚太战略视域下的美国—东盟关系考察”，载于《国际展望》2012年第1期。
[2] “Press Availability at the ASEAN Summit”,by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July 22,2009.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july/126320.htm.
[3]“美海军陆战队太平洋战区将领称美国加强结盟足以主导亚太”，《参考消息》，6月13日第6版。
[4] “Fact Sheet:East Asia Summit Outcomes”,November 20,2012,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11/20/fact-sheet-east-asia-summit-outcomes.
[5] Ernest Bower,“Aligning US Structures,Process,and Strategy:A US-ASEAN Strategic and Economic Partnership”,CSIS Southeast Asia Program website,Dec 7,2012,http://csis.org/publication/aligning-us-structures-process-and-strategy-us-asean-strategic-and-economic-partnership.
[6]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address by Thomas Donilon at Asia Sociaty,March 11,2013,http://asiasociety.org/new-york/complete-transcript-thomas-donilon-asia-society-new-york.
[7]“美国准助理国务卿谈南海及钓鱼岛：不对盟友袖手旁观”，凤凰网，2013年6月21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nanhailingtuzhengduan/content-3/detail_2013_06/21/26641641_0.shtml.
[8] 刘飞涛：“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降速纠偏？”，《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
[9] “The US Approach to Regional Security:Chuck Hagel”,June 1,2012.http://www.iiss.org/en/events/shangri%20la%20dialogue/archive/shangri-la-dialogue-2013-c890/first-plenary-session-ee9e/chuck-hagel-862d.
[10] “Add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by John Kerry at University of Virginia, February 20,2013,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02/205021.htm.
[11]“美加强与东盟经贸联系，‘重返亚洲’争取经济获益”，中国网，2012年9月2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2-09/02/content_26402652.htm。
[12] “Our foreign assistance request expands funding for the region in five areas aligned with our broader rebalance policy”,Testimony by Joseph Yun befor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May 16,2013,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3/05/209495.htm.
[13] 周琪，“第二届奥巴马政府内外政策前瞻”，《美国战略研究简报》，2013年第1期。
[14] “The US Approach to Regional Security:Chuck Hagel”,June 1,2012.http://www.iiss.org/en/events/shangri%20la%20dialogue/archive/shangri-la-dialogue-2013-c890/first-plenary-session-ee9e/chuck-hagel-862d.
[15] “Remarks on a 21st Century Pacific Partnership”,by John Kerry,April 15,2013,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04/207487.htm.
[16] “Rebalance to Asia II:Security and Defense:Cooperation and Challenges”,Testimony by Joseph Yun befor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April 25,2013,http://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Yun_Testimony2.pdf.
[17] 王建伟：“奥巴马对华‘两手抓’的前景”，《东方早报》，2012年11月26日。
[18] Daniel Blumenthal,“Against the East Asia‘pivot’”,Foreign Policy,Nov.18,2011,http://shadow.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11/18/against_the_east_asia_pivot.
[19] 刘飞涛：“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降速纠偏？”，《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
[20] Justin Logan,“China, America and the Pivot to Asia”,January 8,2013,http://www.cato.org/publications/policy-analysis/china-america-pivot-asia.
[21] 鞠海龙：“菲律宾南海政策中的美国因素”，《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