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指家庭的类型结构，主要根据家庭代际层次、婚姻以及亲属关系等因素来进行分类。一般来说，我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主要有四种类型：（1）核心家庭，由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2） 主干家庭，又称直系家庭，由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3）联合家庭，又称复合家庭，父母和多对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4）不属于上述的一些其他家庭类型。从代际层次来看，典型的核心家庭为两代家庭结构，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都是三代家庭结构。主流的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我国家庭结构也必然不断走向核心化和小型化。
在地处江汉平原的湖北应城调研发现，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家庭结构不但没有进一步核心化，反而出现向传统回归的逆向潮流。在对农村家庭户统计的过程中，发现很多8到12人的大家庭。村民说现在家里有多个儿子的也都不分家了，独子更不分家了。村民说现在不分家了，实际上是指没有经历仪式性分家的过程，形成的家庭结构形式上就类似于传统的直系家庭或复合家庭。但新时期的三代家庭户，又不同于传统三代家庭下的“同居共财共灶”，且代际关系、代际责任和代际伦理等与传统三代家庭也有着根本的不同，笔者称之为“新三代家庭结构”。江汉平原农村家庭结构变迁的经验与西方现代化家庭理论产生了悖论，这就需要对本土经验给予新的解释。
一、家庭结构变动研究的认知偏差
费孝通在80年代初就三论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动，他提出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和小型化，二是主干家庭的活力，三是家庭结构变动与传统的赡养模式之间的关系。[1-3]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伴随现代经济发展，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小农生产将被资本主义经济产业下的个体产业工人所取代，其旧的三代扩大家庭也必定会被两代核心家庭所取代。后来的人口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学者运用家庭现代化理论和定量统计来证成我国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和小型化趋势，传统的扩大家庭结构逐渐被现代的核心家庭取代，家庭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却忽视直系家庭或主干家庭稳定的高比例这一社会事实，这是一元化的线性现代主义进化观。
有学者指出西欧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一直是核心家庭占主导的家庭结构，其复合家庭的比例远低于同时代的中国。[4]费孝通和王跃生指出中国在传统时期大家庭同居共财只是理想形式，实践中就形成了核心家庭占多数，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是与之并存的重要形式。王跃生集中对1781—1791年的2000余件个案进行汇总分析：核心家庭占57.04%，直系家庭占29.04%，复合家庭占6.52%。[5]曾毅、王跃生等学者都发现乡村直系家庭的比例稳中有升，从1982年的17%上升到2000年的25%。[6-8]他们认为三代家庭户的比例上升不能说明中国家庭正在向传统回归，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生育率下降的滞后效应造成的，实际上中国家庭正在向现代型转换，预测到2010年三代家庭户的比例就会下降。[9]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上升，我国直系家庭并没有解体，2010年乡村直系家庭结构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到28.52%。[10]
黄宗智对普适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现代化”模式予以批判，在全球化的比较视野下，真正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三代家庭的延续。[11]郭俊霞通过实地调研发现进入2000年以来，农村出现已经分了家的兄弟又合并起来或兄弟不分家、父子不再分家组成一种“离散的复合家庭结构”。[12]陶自祥也发现全国各地农村呈现一种“不分家式分家”或“分家式不分家”的一种共同趋势，形成一种农民认为比较模糊和说不清楚的三代家庭结构。[13]他们的质性研究也得到了人口学定量统计的验证，即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直系家庭的比例上升到28.52%，和18世纪的直系家庭比例基本持平。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不断加快，而农村家庭结构非但没有像现代化家庭理论预言的那样向核心化和小型化加速变迁，反而三代家庭户的比例稳中上升。湖北应城农村调查的经验显示，不仅直系家庭的比例稳中上升，而且出现比传统时期的比例都要高的复合家庭形式。这是不是意味着向传统的回归呢？新时期三代家庭户在结构形式上类似于传统时期的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但在实质的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上与传统有着根本的不同。对于家庭结构变动的动力机制，学界倾向于将之归结于国家或市场力量等结构性因素，忽视了结构变迁中行动者的能动性选择。本文将根据江汉平原[1]的田野调查，对新三代家庭结构的构成特征、变迁的动力机制以及社会功能予以解释。
二、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及其特征
（一）家庭结构变迁的历程
江汉平原的村庄历史比较短、多姓杂居村落，村庄的宗族制度在历史上就未发育成熟，村庄的社会关联较为松散，国家权力和市场的力量等外在结构性力量就比较容易进入，家庭结构的变迁也就会更快。[14]从理想类型的建构上，江汉平原家庭结构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解放前的传统型家庭结构、解放后至八九十年代的核心化家庭结构、2000年后的新三代家庭结构。
1、解放前的老三代家庭结构
解放前江汉平原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独子不分家，兄弟分家。即使兄弟分家，也不会结婚后立即分家，往往是父亲去世后兄弟才分家，因而会形成短暂的复合家庭。传统时期我国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直系家庭次之，复合家庭较少。解放前的人均寿命不足50岁，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是社会理想，在现实中很少见，因而传统时期的家庭结构除了两代的核心家庭之外，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多是三代家庭，笔者称之为“老三代家庭结构”。传统的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都是“同居共财”和社会交往的单位，在家庭结构中以父子轴为核心，父权地位高，代际关系是有代际伦理支撑的厚重且平衡的“反馈模式”[15]。
2、解放后直至八九十年代的家庭核心化
解放后到世纪末这段时期，先后经历国家权力和市场经济等外在力量的进入，江汉平原农村家庭内部经历了激烈的代际权力争夺过程，突出的表现就是婆媳冲突。家庭结构迈向核心化，家庭关系走向理性化。多子家庭实行多次性分家，父母在世时即实行结一个分一个，分家的时间不断提前，结婚一两年甚至刚结婚几天就分出去。独子家庭大部分也开始分家，核心家庭在村庄占据了绝对主导的位置，直系家庭的比例很少，复合家庭不复存在，父母独居的比例很高。此时期家庭结构的核心化程度大幅度提升，似乎应验了家庭现代化理论。传统以父子轴为核心的家庭结构转向以夫妻轴为核心，父权衰落，婆媳地位逆转，代际关系由有家庭伦理支撑的非即时性“反馈模式”走向理性化的即时性代际交换关系。
3、2000年后的新三代家庭结构
2000年打工经济兴起后，年轻人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在家种田。城市的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对年轻人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不愿意再回到村庄，进城成为村庄社会竞争的标的。但是单靠年轻人在城市务工的工资，难以在城市立足和实现家庭的再生产，他们需要在村务农的父母提供支撑，如照料孩子、土地、人情等。江汉平原农村现在不管是独子家庭，还是多子家庭，都不分家了，形成了类似于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的家庭结构形式。但母家庭与子家庭都是独立的会计单位，母家庭的收入主要用于大家庭的开支，如生活开支、人情费用和带孩子等，而子家庭的收入则自己留存。对于多子家庭，亦是如此，实质上是母家庭与各子家庭都单独构成类似直系家庭形式，和兄弟关系无涉。为区分于传统三代家庭结构，笔者称之为“新三代家庭结构”。“新三代家庭结构”的成员为孙辈（青少年）—子辈（年轻人）—父辈（中年人）三代。而中年人的父辈一般是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七八十岁老年人，他们没有被接纳进新三代家庭结构，成了家庭的“弃儿”和村庄的边缘人。
（二）新三代家庭结构的构成特征
1、家庭结构的时空分离
在“新三代家庭结构“中，家庭结构的空间分离体现在一半在农村，一半在城市，即一般父母在农村务农种地带孩子，年轻的子代在城市务工，只有到过年的时候，子代才会从城市回到农村与父母孩子团聚。家庭结构的空间分离同时也是时间的分离，一年中一般只有春节期间短暂的相聚，同居共灶。而且母家庭和子家庭是两个独立的会计单位，但是母家庭在农村的务农收入要用于大家庭的生活开支、人情费用以及带孙子等，而子家庭的务工收入则归核心小家庭留存，用于支撑在城市的消费，实质上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式家计模式”[16]。由于家庭结构的时空分离特征，新三代家庭结构具有临时性和不稳定性，一旦子家庭的孩子长大或者子家庭在城市能够立足，子家庭对母家庭的依赖度降低，新三代家庭结构就有可能往两代核心家庭演变。
2、年轻媳妇占主导
新三代家庭结构形塑的新型代际关系是年轻媳妇占主导的，体现最明显的莫过于婆媳关系。村民认为六七十年代婆婆比媳妇厉害，八九十年代媳妇就比婆婆厉害了，现在婆婆和媳妇之间不存在谁更厉害，婆婆不拿媳妇当外人看待，甚至疼媳妇比女儿还亲。现在婆媳关系的好转是婆婆学会做婆婆了，应城瑶湾家喻户晓的一个好婆婆告诉笔者好婆婆的三条标准：（1）在家里不说媳妇的坏话。她家的二媳妇喜欢抹牌，老是输钱，小家庭经济条件又不好，一次输了钱还开口问公公要，余婆婆不让老伴说她。儿媳打牌的时候，婆婆做好饭还会主动端饭给她吃。（2）帮儿们带孩子。余婆婆三个儿子的五个孩子都是她一手带大的。（3）不在外人面前说媳妇的不好，只说媳妇的好话。而现在好媳妇的标准相比之下却很简单，只要不打骂婆婆，不找婆婆的事，好言跟婆婆说话，婆婆在家给你带孩子、种地、赶人情，你忙着做自己的正事，就算是好媳妇了。
3、代际不平衡
因为没有仪式性分家，代际责任的边界就不清晰，母家庭对子家庭的代际责任就没有停止，直到父母失去劳动能力成为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时为止。但一旦老年人成为子家庭参与社会竞争的包袱时，就又可能面临着被踢出新三代家庭结构。母家庭对子家庭源源不断地输入资源，换来的只是儿子将来养老的可能性，要看儿子讲不讲心，即养老是凭良心的，母家庭对子家庭一辈子无止尽的付出，对儿子养老仍然抱有的只是一种不确定性。新三代家庭结构实质上是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形塑的是新型代际关系和代际伦理，主要体现在年轻人与中年人之间的代际关系上，较之于此时的中年人与老年人在八九十年代的代际关系，代际交换变多，实质上是父代对子代的无限付出和父代对子代弱回报的期待。结果带来的是强代际责任，代际资源的向下传递，和温情脉脉的代际剥削。
三、新三代家庭结构的建构逻辑
打工经济和市场经济兴起后，打破了乡村地区相对封闭而静止的画面，乡村社会变得开放而流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在国际分工格局的位置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道路不同于西方。而江汉平原村庄内部又形成了不可逆的高度进城竞争，社会竞争的压力在家庭内部通过代际关系实现再分配。新三代家庭结构可谓是通过家庭内部的代际“合谋”来主动适应我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同时也是农村家庭对高度社会竞争环境的一种策略性选择。
（一）村庄内部的进城竞争
村内血缘和地缘观念的淡化，横向上产生分化，家庭之间缺乏自己人的认同，家庭之间只存在相互竞争、攀比和暗中较劲。而村庄内纵向上无分层，相互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这种激烈的竞争接下来会产生向内用力，因为向内用力就会用尽家庭的力量参与和支持竞争，带来的是家庭劳动力的过度使用和剥削；也就会看重家庭的点滴利益，对家庭的利益斤斤计较，如兄弟间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争相不养老。既然大家条件都差不多，那么在内心里相互谁都看不起谁，谁都不服谁。这带来的结果就是村庄丧失主体性和价值生产能力，村民缺乏长远的生活预期，竞相逃离村庄，有本事的都走出村庄，没本事的才留在屋里，竞争的标的由在村庄紧密生活中的锱铢必较转向比着走出村庄，即进城竞争。
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开放，打工经济的兴起，为村民逃离村庄提供了机会。年轻人很早就外出在城市打工，习得城市的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参与到城市生活的竞争中去。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努力在城市消费，以实现身份认同并融入城市。[17]而走出村庄融入城市的首要条件就是在城市有一套房子，在城里没有房子连媳妇都娶不到。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倾向于向强者流动和向上流动，有一定关系的女性被亲戚朋友介绍给城市男性，乡村男性就需要和城市男性进行竞争，即在城里有房才有资格参与城市竞争。应城不过是一个县级市，现在的房价也已经飙升到5000多元╱㎡，买一套房都要四五十万元，当地村民戏称应城的房价都是“丈母娘炒起来的”，但是如果不在应城买房，儿子很有可能就要打光棍。
（二）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应城乡村社会形成了高度的进城竞争，乃至于进城不可逆，升级为村庄社会价值和公共舆论。村民一致认为都已经“盘出去了”（搬到城里住），再回到村种地那是很丑的，就是在外混的再“灾”[2]，也不能再回村捡地种。“年轻人要是回村要地种，那不废了嘛，冒得出息。”村子里很少有盘出去再回到村庄的，在村的村民都觉得盘出去的也不会再回到村庄，就是在外“讨米”[3]也不会再回村住，要不然会被笑话的。进城不可逆就意味着尚没有在城里买房进城的就要拼命挣钱买房，已经进城的农民也需要拼命挣钱以争取在城市立足，防止再次掉入落后的农村，农民无法在城乡之间自由的进退和自主的选择。
西欧社会在工业革命后，乡村年轻人就地城市化，成为产业工人获得高收入，不需要等待继承家产就能结婚，当时社会普遍出现年轻人早婚的现象，经济上的独立使核心小家庭从大家庭的束缚中独立出来得以可能，开启了家庭的现代化进程。而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产业链价值末端的结构性事实，决定了我国城市在短期内难以为大规模农村劳动力提供稳定而体面的就业和收入。这也就注定了在新的国际经济结构环境下，我国的城市化道路与西方国家是不相同的。以应城市为例，应城市能够提供的工作机会有限，工资水平也不高，男性普工月工资两三千元左右，女性普工月工资也就一千多元。单靠年轻人在城市务工的工资，不仅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在城市买房和结婚，即使在城市买了房后，也难以依赖城市的工资性收入实现家庭的再生产，更不用说生活得体面而有尊严。只有小部分在城市开厂、做生意的富裕农民真正融入了城市，生活得很体面而尊严。很多在应城买了房的年轻人，结婚后不能住在新房里，却依旧要到东部沿海发达的城市打工，只有春节回来过年时在新房里住几天。
正是村庄内部形成进城不可逆的高度竞争，而单靠年轻人的力量又难以在城市立足。这就需要举全家之力来支撑子代参与城市化竞争和融入城市，在“恩往下流”的价值指导下进城竞争的压力在家庭内部实现了代际转移，带来的是家庭劳动力的全使用和强代际关联与责任。在结婚前，年轻人参与城市竞争的压力以婚姻的形式转嫁给作为中年人的父母，为儿子娶媳妇是父母的人生任务。在结婚后，年轻人也无法依赖核心家庭的打工收入在城市立足，依旧需要母家庭的支持。一般小孩岁把两岁时，就把他放在村里由爷爷奶奶抚养，年轻夫妻双双外出打工，城里的房子闲置着，只有春节回家时住几天。而如果没有父母帮忙带孩子，那就只能由妻子在家带孩子，这意味着核心家庭的两个劳动力就只有一个劳动力打工挣钱，工资性收入就要减半，这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很大的。对于没有资本、技术的农民而言，劳动力的多寡就是家庭收入分化和社会分层的基础。
这种年轻夫妻进城务工、父母在家带孙子种田的代际分工实现的前提是没有分家，因为一旦分了家，代际之间的责任就有了边界，母家庭对子家庭承担的就是有限责任。而若没有分家，母家庭对子家庭承担的就是无限责任，所以现在年轻人结了婚都不愿意分家，特别是年轻媳妇不愿意分家。做父母的也体谅儿子在城市生活的不好，工资低挣不到钱，很“造业”[4]。所以即使儿子结婚后，母家庭也会以在农村的务农收入和就近打零工的收入，来源源不断的向子家庭输入资源，以支撑儿子能够在城市立足。母家庭对子家庭资源的输入表现在：帮子代带孩子、种地、走人情、大家庭的生活开支。新时期由于没有仪式性分家而形塑的新三代家庭结构，毋宁说是通过家庭内部代际间的“合谋”来主动适应高度的城市化竞争。
四、新三代家庭结构的社会功能[5]
（一）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边燕杰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呈现固化的趋势，阶层的再生产是通过代际资源的传递来实现的。[18]李强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并不像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为“橄榄形结构”，而是一个“倒丁字结构”，即80%以上的底层群体来源于广大的乡村地区。[19]新三代家庭结构作为一个社会竞争的单位，具有很强的竞争性、适应性和灵活性，通过对家庭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和劳动力的全使用，可实现子代家庭收入的最大化。五六十岁的中年人父母在城市难以获得好的就业机会，但正是农业种植的中坚力量。那么在新三代家庭结构之下，就可以充分利用没有机会成本的中老年来务农和抚养孩子，农业上的收入用于大家庭的生产、生活、人情开支以及孙辈的抚养成本，子家庭的务工收入就可以成为净收入。新三代家庭结构实质上是将竞争压力通过家庭实现代际压力向上转移，最终实现代际资源的向下传递。举全家之力乃至几代人之力，支撑子家庭能够实现进入城市和孙辈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这也是中国社会尚具有活力的体现。
很多村民说：“生的多不如生的少，养的好，有的家庭生一个女儿就不再生了，希望把孩子好好培养成才。我们小时候兄弟姐妹多，自己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不能再让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在新三代家庭结构之下，一般是年轻夫妻刚生下孩子岁把两岁，就把孩子丢在家里由尚处于中年的父母在家抚育和务农。等孩子读初中或高中的时候就要到应城去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且一般都会由母亲专职陪读，不再务工。如果在城有房的就在家做家庭主妇，给孩子做饭洗衣服，如果在城无房的也会在学校周边租一间房专职陪读。进城买房和对教育重视的双核动力，使得应城农村形成了高度向外竞争的社会，村民都在“死奔”挣钱，将更多的代际资源向下传递。放在全国这个社会场域里来看，应城地区形塑的新三代家庭结构更有助于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二）温情脉脉的代际剥削
在高度城市化竞争的社会环境下，作为新三代家庭结构顶端的中年父母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心理焦虑，他们不仅要在儿子结婚前通过“死奔”攒钱在城买房，为儿子娶媳妇。即使在儿子结婚后，母家庭对子家庭的代际责任仍没有停止，“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需要继续“死奔”来源源不断的向子家庭输入资源，支撑子家庭参与城市化的竞争。对孙辈教育的重视和代际资源的向下传递，特别是陪读的普遍化，带来的结果就是年轻夫妻两个劳动力中就只剩下一个劳动力打工挣钱，子家庭的收入就会大减，而家庭的开支增加，子家庭的压力就会继续向上传导给母家庭。中年人父母就需要继续奋斗拼命赚钱，在自己能劳动的时候就要劳动，尽最大的力量为儿子减轻进城的负担，以支撑儿子能够在城市扎稳脚跟和孙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不能让其输在起跑线上，恩往下流。
子代在城市混的不好，难以立足以致回村的话，父母脸上也无光，会觉得自己没有本事，没有能给儿子带来什么。这种高度竞争形塑的新三代家庭结构虽然有助于实现子家庭在社会阶层中的向上流动，但在家庭内部带来的是强代际责任和温情脉脉的代际剥削，以致于很多村民抱怨说：“儿子是活鬼，吃我们，喝我们。”“生儿子是阎王，生女儿是银行。”“生儿子是招商银行，生女儿是建设银行。”使得在家种地的中年人，从种地规模上看虽然大都是中农，但并没有其他地区中农怡然自得的心情，反而由于年轻人参与城市竞争，将竞争的压力通过代际责任和代际剥削传到给中年人，中年人心理生发出很强的“造业感”。几乎每一个访谈对象都会说：“我们五六十岁的人都还是当做壮劳力使。我看就我们在家种田的五六十岁的人压力最大，过的最造业。”
（三）老年人面临社会危机
新三代家庭结构的成员，只有接受教育尚年幼的孙代、参与城市化竞争的年轻人子代、承受压力仍是壮劳力的中年人父代，而作为中年人父母的老年人是没有被接纳进来。新三代家庭结构在举全家之力参与社会竞争和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比赛中去，中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形成了新型的代际关系和代际伦理，即强代际责任和弱代际期待。而中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代际关系并没有改变，依旧是八九十年代核心化家庭结构之下的弱代际关系，即代际之间交换较少，代际责任和代际期待也较少。在面临高度的进城竞争环境时，中年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通过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这种三代人两种代际关系向上传导给老年人。老年人已经丧失了劳动力，成为家庭进城竞争和向上流动的包袱，不能为下一代参与竞争创造劳动价值，成了吃白饭的人，被新三代家庭结构所抛弃。老年人在村庄社会中也是完全被边缘化的，在居住空间上老年人和中青年人形成了空间区隔，如梅村2008年搞的新村建设，但没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住进新村内，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住在未拆掉的几间旧房子和一所废弃的村小学里。
在闲暇的度过上，他们平时就在屋里干坐着熬时间，不敢到新村那边去玩，老人说：“年轻人恶糟老人，新村搞得越好，越是不想去，去了怕他们说把地都给弄脏了。”“年轻人打牌都恶糟我们老人，看到老人在旁边站着看牌，都不正眼看我们，所以老人也都不敢去麻将馆看牌。”处于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身体健朗还能劳动的，就自己种几亩田养活自己，再加上新农保作为补充，儿子是不会管的。而如果不能种田的话，就只能靠新农保和儿子了，上面讲到中年人一代承受了巨大的竞争压力，是不愿意养老的。老人吃饭吃的少，最怕的就是生病，一旦生点稍大的病，哪怕即使只花千把元，儿子也不会管的，等待老人的只有自杀或慢慢被病魔拖死，以致于这里的老年人就没有正常死亡的。学界对于老年人自杀和代际剥削倾向于从孝道伦理的丧失去探讨，道德话语色彩较浓，如果我们从社会竞争和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看的话更能把握老年人危机的机制。因为面临社会危机的老年人，多是其子代在村庄处于中下层的群体，特别是还有几个孙子到了结婚年龄尚未能在城买房娶到媳妇，中年人正在“死奔”挣钱为儿子娶媳妇，否则就要成为光棍，那就永远失去了实现进城和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了。如果子代家境富裕已经在城市可以生活得很体面的话，自然会孝敬父母。
五、结论
主流的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中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家庭领域也必然会经历西方式的现代化革命，即以家庭为主体的生产单位被个体式的产业工人所取代，镶嵌于亲缘关系网络中的扩大家庭将被独立的核心家庭所取代，家庭的核心化和小型化不可避免。但进入快速城市化的21世纪，江汉平原农村却出现高比例的新三代家庭结构，与家庭现代化理论产生了背离。这是由于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在国际分工格局的位置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道路不同于西方。我国城市短期内难以为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收入，进城的年轻人也就难以依赖工资性收入在城市买房结婚和实现家庭的再生产。而江汉平原村庄内部又形成了不可逆的高度进城竞争，社会竞争的压力在家庭内部通过代际关系实现再分配。新三代家庭结构可谓是通过家庭内部的代际“合谋”来主动适应我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同时也是农村家庭对高度社会竞争环境的一种策略性选择。
新三代家庭结构通过对家庭劳动力的全利用和自我剥削，将竞争压力进行代际上移，最终实现代际资源的向下传递。在社会阶层分化并有固化的趋势下，新三代家庭结构具有竞争性、适应性和灵活性等特征，有助于城市化竞争和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但同时这是以代际剥削为代价的，生活在村中的中年人承受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面临危机。从城市化竞争和社会流动的视角来分析，更能把握老年人危机的生成机制，仅仅进行道德上和伦理上的指责是无效的。在农村将长期普遍面临着城市化的压力和焦虑的国情下，需要国家加大对农村和农民的扶持力度，60岁的老人尚能劳动自养，70岁以上的老人开始丧失劳动能力，新农保可以设置养老等级，对70岁以上的老人的社会养老保险金可以提高额度。另外，国家需要加强农村的社会文化建设，如建设老年人协会，改善老年人在村庄的边缘性身份和位置。
（致谢：感谢杨华副教授对本文的指导，感谢印子和余彪博士为本文的完善提供的帮助，还要感谢应城调研组成员陈文琼、辛巧巧、徐加玉、杜鹏、李永萍和韩庆龄博士的启发，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1] 湖北省应城市地处江汉平原，新三代家庭结构的出现在江汉平原具有普遍性，下文对湖北应城和江汉平原不做具体的区分，文中具体的村庄和人名做了技术性处理。
[2]“灾”：在当地的方言中是“很差”的意思。
[3]“讨米”：在当地的方言中是“要饭”的意思。
[4]“造业”，当地的方言，也可理解为“遭孽”，意思是很遭罪，很受苦，日子过的很差的意思。过去村民说“造业”一般是指受穷，吃不饱，家庭劳动力少小孩多的就会更“造业”。当下村民说“造业”，并不是指家里的绝对贫困，而是高度竞争带来的。访谈中普遍会强调“现在家庭生活条件变好很多，国家的政策也很好，但我们生活在村中的农民还是造业得很”。
[5]这里的社会功能是在功能主义理论代表默顿意义上使用的 ，默顿认为社会功能既包括正功能、显功能，也包括负功能、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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