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国发生的金融动荡——银行间贷款利率在几天时间里飙升到两位数——进一步确认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迈向了硬着陆。在大规模信用增长的推动下（2008—2012年间相当于GDP的30%），中国经济的金融杠杆率已是新兴市场之最。这不会有好结果。
事实上，野村证券的一份最新研究发现，当下中国金融风险轮廓与泰国、日本、西班牙和美国在金融危机前夕惊人地相似。所有爆发危机的经济体在信用泡沫破裂前夕的五年中，金融杠杆率——国内信用与GDP之比——都升高了30个百分点。
坚持认为中国金融杠杆率并不太高的经济学家是日渐凋零的少数派。显然，中国人民银行认为金融杠杆已经升到了危险的水平，6月份，为了抑制贷款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发动了一次信用紧缩。
眼下，中国观察者专注于两种情景。第一种，在经历了经济软着陆后，中国新领导人采取巧妙的政策抑制信用增长（特别是通过影子银行系统的信用增长），强迫过度杠杆化的借款人破产，并将财政资源注入银行系统以增强其资本基础。严重依赖信用的中国GDP增长将遭受冲击。但去杠杆化过程会渐进而有序。
第二种，中国领导人控制信用增长失败，主要原因是杠杆率高企的地方政府、神通广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以及国有企业成功地抵制削减其融资来源、强迫其破产的政策。结果，信用增长将无法抑制，直到发生意料之外的事件触发中国的“雷曼”时刻。如果这一情景发生，增长将崩溃，大量借款人将违约，随之而来的将是金融混乱。
这两种情景可以产生两个有趣的观察。首先，猛烈的金融去杠杆化是不可避免的。其次，无论发生哪种情景，中国的增长都将下降。那么，即将到来的金融去杠杆化和增长减速时代会对中国政治造成什么影响？
大部分人会认为，经历财政紧缩和GDP缓慢增长会给以经济表现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造成严重威胁。上升的失业可能刺激社会动荡。中产阶级可能反对中共。经济困境同时伤害各种社会群体，因此可能刺激形成广泛的反中共联盟。
此外，大规模经济混乱可能摧毁执政精英的团结，使他们在政治上变得更加脆弱。事实上，一些执政精英正是金融去杠杆化最直接的受影响者。在中国信用繁荣期大肆借款的并非小型民营企业或普通消费者（中国家庭债务负担相当轻），而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神通广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其中有很多是政府官员家属）。从技术上说，成功的金融去杠杆化意味着重组他们的债务、强迫其中一些破产。
自然地，这类人拥有政治资本，可做困兽之斗以捍卫自己的财富。但是，由于中国信用泡沫规模巨大，银行系统资本重组需要极其巨量的资金，因此只有其中一些人能够获救。无法获救者自然会对获救者心怀怨恨。
GDP增长的放缓通过不同的政治动态链破坏精英层的团结。中国的当前制度是一个巨大的租金分配机制。执政精英的共存不是基于共同信念、价值和规则，而是基于对经济发展果实的瓜分。在高增长时期，每个集团和个人都能获得诱人的合同和项目。当增长放缓时，党内掠食斗争将无所不用其极。
最应该关注金融去杠杆化和增长放缓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如果去杠杆过程快速而有序，那么他们在2017年连任时将更有底气（中国政治日程也因此意味着他们会在当年上半年实施经济转向）。
习近平和李克强不可能摆脱中共对经济繁荣和民族复兴的承诺，这一承诺化身为正式口号——“中国梦”。那么，在面临政治噩梦时，他们会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