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论作为与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对传统思维观念提出了极大挑战，引发了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研究范式的变革，也正在重塑我们对社会的认识以及对各学科知识本身的认识。可以说，社会建构论的兴起带来了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或认识论危机，成为当前学术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受后现代主义、后人文主义等观点的影响，西方社会理论在基本观点、理论取向以及特征等方面都与传统理论形成了明显对立，各式各样所谓的“新—”理论或“后—”理论层出不穷。其中，社会建构论就是最有影响的新思潮之一。近年来，建构论作为一种试图超越传统社会理论的新观念得到了广泛流行，各种形式的建构主义观点开始从不同层面颠覆传统理论的基本信条。正如论者所指出的，“社会建构论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中一种具有很大影响但也极具争议的思潮的统称”①。
人们关于建构论(constructionism)②的解释众说纷纭，因此目前出现了各种不同形态的建构主义观点。如杰拉德·德兰逖(Gerard Delanty)把建构主义分为三种：社会建构主义、科学建构主义和激进建构主义。每一种又有“强”和“弱”的不同形式③。还有学者把建构化区分为“客观社会建构论”和“解释性社会建构论”④。本文将集中探讨与社会理论密切相关的建构论思潮，把建构论纳入西方社会理论发展的脉络之中，探讨其理论意义、学术地位及影响。
尽管早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受哲学中的直觉主义、认知理论以及某些艺术流派的影响，特别是受俄国“立方主义”艺术流派的影响，在认知心理学等领域出现了所谓的“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结构主义观，强调各种结构要素之间的组合。例如，著名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J. Piaget)所主张的“建构主义”观点，就具有突出的结构主义色彩。而后来兴起的社会建构论显然跟以上的“构成主义”或结构主义观点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可以说，它们属于不同的学术传统。建构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新康德主义或现象学传统的影响。正是在现象学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的观点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于1966出版了《现实的社会构建：知识社会学论》一书，此书被看作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建构论的经典之作。此后，“社会建构”概念在社会学等学科中得到广泛传播，建构论观点开始流行起来。
到20世纪70年代末，建构论的观点已经在社会学关于新闻、科学、越轨行为和社会问题研究的多个领域中被大量采用⑤。例如，社会学家一直关注社会问题研究，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如冲突论、社会解组论、社会病理论、失范论、标签论等，其中，关于社会问题的定义就存在很大的争议。而一些主张建构论的学者明确提出了社会问题是社会建构的观点。最有代表性的一项成果是马尔科姆·斯佩克特(Malcolm Spector)和约翰·基特修斯(John I. Kitsuse)1977年出版的《建构社会问题》。在此书中，他们对传统的关于社会问题的界定和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提出，所谓“社会问题”可以看作个人或群体做出宣称(claims-making)的活动，即人们认为某种社会状况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或有害的，因此应予以关注。按其观点，社会问题产生于社会互动的过程，社会问题应当被看作社会中的事实，但它不具有自然事实性，而是人们通过宣称过程建构性地生成的。《建构社会问题》一书所提出的关于社会问题的建构论研究范式后来产生了广泛影响。如有的学者指出，该书代表了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是社会问题理论发展的一次重要转折⑥。在该书出版25周年之际，社会学家乔尔·贝斯特(Joel Best)撰文指出，《建构社会问题》一书开创了研究社会问题的建构论这一新路径。正是由于斯佩克特和基特修斯所做出的实质性贡献，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社会问题社会学出现了⑦。此后，有更多的社会学家开始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去研究社会问题，还有学者尝试进一步拓展关于社会问题的建构论解释⑧。
此外，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社会建构论更为活跃、影响更大的一个领域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以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为代表的传统科学社会学家赋予了科学以特殊的认识论地位，主张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形态(如宗教、意识形态等)有着本质的区别，认为后者明显地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而科学知识根本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故具有客观性和普适性。因此，传统的知识社会学家没有把科学知识列入其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内。然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一批深受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观点影响的学者转向了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他们提出，科学知识也是社会建构物，必然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故这种观点又被称为“建构主义”。例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和卡林·诺尔—塞蒂纳(Karin Knorr-Cetina)等人在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研究中，普遍地把社会建构的观点扩展到对科学事实的分析，进而对科学实践活动的微观建构过程进行深入剖析，以揭示所谓“黑箱”问题。诺尔—塞蒂纳指出：“科学成果，包括经验资料，其特征首要的就是建构过程的产物。”⑨她把这种对科学活动的研究界定为建构主义解释，或称“强建构主义”(strong contructivism)纲领，即“按照拉图尔、伍尔加、诺尔—塞蒂纳、柯林斯(H. Collins)和皮克林(A. Pickering)的观点，不但科学信念是社会建构的，科学事实也是如此”⑩。
社会建构论新思潮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迅速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勃兴，离不开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巨大推动。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西方兴起的一股强大思潮，表现在艺术、电影、建筑、哲学及社会思想等多个领域。尽管其流派众多，观点纷杂，但它们有一些共同之处，比如强调反理性、反主流文化，倡导多元主义和非正统观点等等。社会建构论者在很多方面汲取了后现代主义者的某些思想，如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他既是后现代主义者，也被看作是建构论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正如论者所指出的：“社会理论在20世纪末所遇到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21世纪，后现代主义看似消亡了。然而社会理论承袭其遗产……或许这一过程中最广泛和富有成果的产物是社会建构论，它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盛起来了。”(11)实际上，社会建构论是在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新科学社会学等各种流派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新思潮。它体现了西方社会理论的重要发展或转向，同时也表明了传统的社会理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二)社会理论的新危机
正如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布赖恩·特纳(Bryan S. Turner)在其所编《新布莱克威尔社会理论指南》新版导言中指出的，当代社会理论可以说正处于危机之中，这一危机跟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生活的转型密切相关。这可以说是双重危机，一方面是社会危机，另一方面是理论危机。单从理论危机的方面来说，这场危机反映了社会科学哲学和认识论的变革。特纳列举了当前社会理论危机的一些表现：(1)社会理论被碎片化为文化理论、电影理论、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理论、酷儿理论等等；(2)广泛地对古典理论的放弃或怀疑；(3)依赖于(大陆)哲学、文学和人文学获取灵感的倾向越来越明显；(4)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的割裂日益加深；(5)对现在的许多重要问题，如环境污染、不断的战争和动荡、恐怖主义、饥荒和全球性奴隶制的存在，不能提供更多的洞见；(6)社会理论表现出自恋倾向，从而导致了从理论到理论，或有关理论家的理论(12)。
当前社会理论危机的出现，要求我们从元理论的层面去重新审视或反思某些基本问题。其中，首要的是对实证主义科学观和知识观的质疑与挑战。实证主义主张科学知识的外在客观性、统一性和普遍有效性，认为科学知识是关于自然世界的客观反映，其内容本身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但这种科学实在论观点目前受到了社会建构论的挑战。如斯蒂夫·富勒(Steve Fuller)指出，这种挑战明显地对科学实在论的两个重要论断提出了质疑：(1)科学说明是普遍有效的。因此，如果科学理论T是真的，那么它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真的。但相对主义观点对此予以否定，主张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实在会随空间而变化。(2)科学说明的有效性并不依赖于人们想什么和做什么。因此，如果T是真的，那么即使没有人相信它，它也是真的。但建构论者对此予以否定，主张在特定的地点，实在会随时间而变化(13)。
显然导致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源于学者们对科学及实证主义方法论合理性的质疑。“科学的社会认识论必须拷问：一旦社会建构主义的解释被广泛地接受，科学怎样取得其合法性？”(14)因此，这一危机首先是科学的合法性危机。当然，一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建构主义者也指出，对传统科学观提出质疑，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反科学的，而是要求重新审视传统的科学认识论。
新的科学认识论主张把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同等看待，认为它们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都具有社会文化构成性。这就是“对称性”原理的基本主张，它要求我们去重新认识知识的属性与特征。“社会建构论对人类科学最根本和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它对什么样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以及为什么所做的坚定的经验性研究”(15)。通过科学社会学家和建构主义者的研究，人们开始关注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一切知识的社会属性，认识到它们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受到社会文化情境因素的影响。正如迈克尔·马尔凯(Michael Mulkay)所指出的：“尽管物质世界对科学结论施加了限制，但它从来不是决定那些结论的唯一因素。科学研究从来都不只是记录一个客观的世界。它总是包含科学家关于物质世界的研究所产生的复杂线索的意义属性；而且此类意义属性不是在由一套严格的道德规定所维持的社会真空中产生的。相反，技术意义的属性总是无可避免地与那些社会互动的过程捆绑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的社会属性与他们的主张得以磋商。”(16)因此，社会建构论者重视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强调知识的社会性、反思性、多元性等特征；他们主张我们对社会事物的认识，主要的不是取决于经验客观性，而是取决于社会过程(沟通、磋商、话语等)。
社会建构论主张认识的标准因社会文化而存在差异，因而具有明显的相对主义色彩。这种认识上的相对主义对传统的科学理性观形成了极大挑战，但同时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判与质疑。如伊恩·哈金指出：“建构的话题倾向于削弱知识及其范畴的权威性。它对那些我们原来自认为是必然的，甚至我们目前做事方式的基本假定提出了挑战，它不是用拒绝或提出一种更好的方式，而是用‘揭露’的方式。”(17)哈金认为，某些建构论者很可能会滑向相对主义和极端的主观主义。不过，无论如何，社会建构论冲击了传统的认识论，正在重塑新的知识观。
二、社会研究的新转向
随着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新思潮的兴起，西方的社会研究出现了重大转向。人们更加关注非正统的新理论和新事物，各种反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等观点开始流行。社会建构论思潮成为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据美国社会学家乔尔·贝斯特所做的统计，近几十年来发表在美国社会学主要杂志上的文章，讨论“社会建构”问题的论文数量明显不断上升，特别是在《社会问题》和《科学的社会研究》杂志上，相关研究成果更为集中。例如，1970-1979年，刊登在《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上的有关论文只有8篇，但此后论文数量激增，1980-1989年为106篇，1990-1999年为143篇(18)。
社会建构论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社会实在及知识的认识。按其观点，一切社会存在物都是人类建构的，是社会构造物，具有社会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建构是人类认识事物和解释事物的一项重要活动，“因为它在对基本实践活动做模糊的描述性解释与更明确地关注制造知识之间架起了桥梁”(19)。因此，知识既不是关于外部事物与现象的简单反映或表征，也不是一成不变、普遍认可的认知之物。知识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其生产过程与知识生产者及其社会文化环境或特定情境密切相关，它是人们社会建构的结果。在知识的生产过程中，表征与社会建构相结合，主体与客体相联系，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一致，从而使知识不再是纯粹“再现”某些实在，而是“获取应对现实的行动习惯的某种东西”(20)。由此而言，从社会实践的动态角度去认识知识的建构属性、机制与过程，是当代知识观的重大进步。
随着社会建构论的兴起和认识观的改变，社会研究发生了一系列明显的转向。这些转向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研究由重表征(representation)到重社会建构的转变。在传统的社会研究中，“再现”论的表征观一直占主导地位。这种表征观主张实在论、真理符合论、客观主义、本质主义等，把知识看作对“在那里”的实在的客观表征。然而，社会建构论完全颠覆了这种表征观，它强调知识构成的变化性、相对性、不确定性及意义的情境性。
与之相对应，我们对科学以及研究过程的认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传统上，科学以及科学方法极具权威性，实证主义者把其视为社会科学研究之圭臬。然而，在这一单向思维主导下，人类社会研究的某些独特性被忽视了，社会研究的价值也被单一化了。而建构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传统研究思维，使我们对社会研究有了新的认识。正如法国著名学者拉图尔所指出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这场你死我活的角力，不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了。现在，出现了另一种选择。对于科学那古老的口号——一门学科愈是独立，这门学科愈有前景——而言，现在，与之相对，我们提出一个更加现实的行动呼吁：一门学科愈是与其他学科相涉，这门学科就愈有未来”(21)。
第二，社会研究由重经验描述到重话语建构的转变。传统的社会研究从经验主义出发，重视所谓的客观事实，并依赖经验观察，过于相信量化数据资料的精确性。然而，建构论者指出，在社会研究过程中，其他一些因素，尤其是话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实际上，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旗帜鲜明地对传统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提出了批评，并指出了语言或话语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叙事功能正在失去它的对象：伟大的英雄、伟大的冒险者、伟大的航程、伟大的目标。它被分解成了叙事语言元素的云团——有叙述性的，但也有指示性、规定性、描述性的，等等。每个云团都带有特定于其类型的语用学化合价。”(22)而另一位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对话语分析的重视成为其理论的突出特征之一，形成了鲜明的话语建构论。
从话语建构的角度来看，语言不再是自然中立的符号媒介，而是体现社会行动者一定目的的建构工具。“语言在建构论运动中处于中心地位”，建构论者强调，语言修辞所表达的是某种社会“合约”，具有特定的社会情境意义。建构论者在此有两个基本的假定条件：其一，语言和修辞是自我、社会和知识的构成性条件；其二。人类行动者是语言因此也是人类知识的构成性条件(23)。这种观点无疑对传统的社会研究强调运用所谓科学的正确方法获得研究结论的主张形成了极大挑战。
第三，社会研究由重知识本身到重实践建构的转变。当前学术研究出现明显的“实践转向”，反映了人们的分析重点由对知识自身的分析，转向了对研究的实践建构过程的分析。实际上，面对社会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方法论难题，许多学者都做了有益探索，尝试提出新的思路，“实践建构论”的提出就是这种尝试的突出体现。早期的建构论者主要重视对知识本身社会构成性的研究，指出了知识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但他们仍把知识当作“黑箱”，并没有揭示出知识建构的机制与过程。实践建构论者则试图找出知识建构的社会机理。尽管实践理论家关注的方面也非常广泛，但作为一个基本的“分析理路”，实践建构论有两个要点：(1)提出了一种关于实践的解释，既包括实践领域，也包括某些次属领域(如科学)；(2)把实践领域当作研究的场域，研究者在实践场域中对其研究对象的性质或转变等展开研究(24)。
从实践建构论的角度来看，一切社会现实和知识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社会学研究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知识生产的实践活动，社会研究者及其对象都是处于实践之中的要素。所以实践取向的社会研究需要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实践”与“作为研究过程的实践”都做出认真合理的分析，深入把握研究与实践的复杂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社会现实和知识。或者说，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者本身，以及研究场景、物质手段等都参与到研究实践之中，共同展示出现实的面相。在研究中不存在什么旁观者，研究者、对象、环境条件等构成了一张无缝之网，它们相互干预、相互介入，通过表征与建构之间的不断震荡磨合，碰撞出我们称为知识或现实的东西(25)。总之，知识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正是在实践过程中，表征与建构实现了结合。
第四，社会研究由寻找一般规律到重视多元文化意义的转变。建构论的兴起也引发了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目的性的讨论。传统的实证主义观点主张社会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寻找社会的一般规律，并相信借助于科学方法可以达到此目的。然而，建构论者却指出，由于社会事物和现象的复杂性，特别是社会意义的相对性，我们难以获得普遍公认的社会规律。正如建构论者肯尼思·格根(Kenneth Gergen)所指出的：“不论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从来就没有单一的词语、图表或图画能与它们所描绘的事物完全对应。而且，每种建构都有其潜在的优势和局限，有其科学价值，也有其社会意义。因而，追求单一答案而忽视所有其他声音，明显压制了潜在的可能性。”(26)特别是从建构论观点来看，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必须是多元的，切要关注“他者”的声音和诉求。这样，社会科学研究者就很难做到价值中立，总有一定的价值或利益取向。“在后现代的时代，知识的价值将会与它所塑造的生活、与它借以促成某种美好社会的方式紧密相连。后现代知识将会包括实用理性”(27)。许多学者还把建构论看作一种具有批判性和解放性的理论，它有助于我们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对社会事物与现象获得新的洞见与认识。
三、理论反思与理论重建
反思性成为当前众多学科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它尤其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新发展以及社会建构论密切相关。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当代知识社会学发展的新形态，与一般知识社会学一样，具有自指属性。即它所提出的新问题及理论与方法，同样适用于自身。迈克尔·马尔凯指出，通过对我们自己话语的创造性分析，设法去接受反思性，从反思性中受益，甚至欣赏它或许是可能的(28)。因此，反思性成为当代知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和特征。
实际上，对反思性的重视不但表现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而且也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反思性已被看作后现代主义或建构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此外，学者们对反思性的关注并不局限于理论层面，而是扩展到了研究实践之中。在这方面，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布迪厄明确主张。在社会研究中必须以反思性为基本原则。他基于社会学研究问题的社会建构性，倡导一种实在论的理性主义，并特别重视社会研究中主客观的统一。他指出：“为了能够把应用于其他科学的客观化的技术应用于他们自身的实践，社会学家必须把反思性转化为构成其科学习性的一种倾向，这是自反的反思性(a reflexivity rerlex)。”“即使社会学具有自我意识的价值，其警觉性仍然不够。反思性只有当它在集体中体现出来，才发挥其全部功效，此时集体最大限度地采用它，使其体现为一种自反性。”(29)布迪厄对“反思社会学”的运用是富有成效的。正如华康德所总结的：“布迪厄对反思性的关注，与他的社会理论一样，既不是自我中心论的，也不是逻各斯中心论的，而是本质上根植于科学实践，并面向科学实践的”(30)。反思社会学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对社会学自身特征的认识，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科知识的发展。近年来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人类研究思维及知识的反思属性，这是学术自觉性的重要体现。这也就是所谓的“反思性研究”，它有两个基本特征：谨慎的解释和反思。
由此来说，社会建构论所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通过理论反思，实现理论重建或突破是完全可能的。在当代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西方话语的霸权性地位更加凸显，中国的社会科学要实现学术“突围”或创新，似乎更为艰难。但是，社会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希望或方向，指出了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可能性。即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来说，学科知识的发展也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建构具有多种可能性，而不是只有唯一的模式或选择。中国本土的学术资源和社会科学家的某些学术实践也表明，突破西方话语体系，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或理论是可行的。例如，中国社会结构以重“关系”为特征，费孝通等学者通过对“关系”和“差序格局”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社会跟西方社会的重大差别。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
当今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社会转型之中，社会经济实力在全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为中国社会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空间。同时，中国学者也清楚认识到理论自觉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强调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和反思性，正如郑杭生等学者所指出的，适合西方社会概括出来的那些话语，并不都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的情况，概括、创造出适合中国的学术话语。理论重建和学术创新是无止境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建构已经具备了理论和现实的可能性。我们只要在了解和借鉴西方社会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加强自身的理论自觉，立足于本土社会，发掘可利用的社会文化资源，就有可能实现中国学术的创新性发展。
注释：
①苏国勋：《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②关于“建构主义”这一术语，科学哲学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对constructionism、constructionaliism、constructivism做了辨析。他强调constructionism本身就含有社会性建构的意义，所以当说“social constructionism”时，定语“社会的”似乎是多余的(Ian Hack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8)。
③Gerard Delanty,"Constructivism, Sociology and the New Genetics", New Genetics and Society, 2002(3).
④S. R. Harris, What Is Constructionism? Navigating Its Use in Sociology,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0, p. 2.
⑤Joel Best,"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Defining Issues of Constructionist Inquiry", in J. A. Holstein and J. F. Gubrium(eds.),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ist Research,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8, p. 43.
⑥D. R. Loseke, Thinking about Social Problems: An Introduction to Constructionists Perspectives, NY: Aldine de Gruyter, 1999, p. 192.
⑦Joel Best,"Constructing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Problems: Spector and Kitsuse Twenty-five Years Later", Sociological Forum, 2002(4).
⑧James A. Holstein and Gale Miller(eds.), Reconsidering Social Constructionism: Debates in Social Problems Theor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3.
⑨Karin Knorr-Cetina, 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 Oxford: Pergamon, 1981, p. 5.
⑩Andre Kukla,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9.
(11)Dave Elder-Vass, The Realit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4.
(12)B. S. Turner,"Introduction: A New Agenda for Social Theory",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2009.
(13)斯蒂夫·富勒：《科技研究与社会科学哲学》，载斯蒂芬·P.特纳等编《社会科学哲学》，杨富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页。
(14)斯蒂夫·富勒：《科技研究与社会科学哲学》，载斯蒂芬·P.特纳等编《社会科学哲学》，第250页。
(15)Darin Weinberg, Contemporary Social Constructionism, Philadelphia, Penn.: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
(16)迈克尔·马尔凯：《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林聚任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55页。
(17)Ian Hack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p. 58.
(18)Joel Best,"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Defining Issues of Constructionist Inquiry", in J. A. Holstein and J. F. Gubrium(eds.),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ist Research, p. 60.
(19)Michael Lynch,"Towards a Constructivist Genealogy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in Irving Velody and Robin Williams(eds.), The Politics of Construction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8, p. 27.
(20)R. Rorty.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
(21)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序言，刘鹏、安涅思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22)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 xxiv.
(23)R. H. Brown,"Rhetoric, Textuality, and the Postmodern Turn in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1990(2).
(24)T. R. Schatzki, et al.(eds.),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2.
(25)刘翠霞、林聚任：《表征与建构：两种理念还是一种实践？》，《科学与社会》2013年第1期。
(26)肯尼思·格根：《社会构建的邀请》，许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页。
(27)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刘北成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
(28)M. Mulkay, The Word and the World: Explorations in the Form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5, p. 157.
(29)P. Bourdieu,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pp. 89, 114.
(30)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