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在实现贸易项目下的跨境流动、资本项目下的跨境流动及离岸金融中心的人民币流动后，迟早要嵌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和大宗商品交易体系中，成为美元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人民币国际化的每一步进展，某种程度上都意味着削弱美元的地位。在此情形下，如何避免重蹈日元当年的覆辙是未来最为值得警惕的风险。打造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建立健全金融法律制度，构建高水准的金融监管机制，才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之举。
享有太多机制化霸权红利的美元，在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中的边际影响力似乎正处于极为敏感的时间当口。
尽管美国两党上周最后一刻达成延长债务上限协议，暂时避免了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风险，但美国的国家形象尤其作为金融帝国代表性符号的美元形象大大受损，却是不争的事实。摩根大通的报告依然信心十足地认为美元储备货币地位不可能动摇，不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担心美元的储备货币会否有一天被其他货币取代。英国《金融时报》也发出类似担忧：美元是美债闹剧的最大受害者。事实上，近期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主管们正在不动声色地调整储备货币结构，欧元和英镑再度走强，澳元和加拿大元亦受到追捧，美元在全球资本市场中的地位正受到小面积侵蚀。精明的日本人日前在美债危机敏感时刻一次性抛售230亿美元美债的行动，虽然远远谈不上“用脚投票”，却是及时止损之举，也是向美国经济投下了不信任的一票。
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450亿欧元的中欧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与全球第二金融强国的英国签署了人民币与英镑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前者旨在为欧元区人民币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流动性支持，提升人民币在欧洲市场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偏好。后者则被视为英国人倾力将伦敦打造成为海外人民币离岸中心桥头堡的战略之举。英国人深知，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在美国不会乐见人民币扩大在全球贸易与投资结算体系中的行为空间的情势下，英国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诸多优势，通过搭建伦敦人民币离岸中心，一面率先分享人民币国际化的红利，一面顺势巩固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笔者认为，中国以贸易和制造业实力为基础，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既是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逻辑的自然延伸，也是中国成为负责任经济大国的必要之举。人民币在实现贸易项目下的跨境流动、资本项目下的跨境流动以及离岸金融中心的人民币流动之后，迟早要嵌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和大宗商品交易体系中，进而成为美元的主要竞争对手。
只是应当看到，人民币完全国际化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不仅是中国金融资本力内生性发育的结果，某种意义上还涉及全球权力格局的变迁。换句话说，人民币国际化应是中国经济实力、金融市场发育以及国际货币体系需求“有机结合”的产物。人民币最终可能超越欧元，成为比肩美元的世界货币。但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内生的过程，而非程序化的操作。
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来看，贸易项目下的人民币结算由于得到政策的大力扶植而发展迅速。作为人民币国际化最基础的工作之一，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结算比例发展迅速，目前中国与周边以及其他国家签署了2万多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经由中国庞大的贸易体系与增长潜力日渐嵌入到全球贸易结算体系中。截至去年底，人民币在中国外贸结算中所占比例已升至12%，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28%，人民币届时有可能成为美元和欧元之后的全球第三大贸易货币。而资本项目下的管制正在稳步放松，离岸人民币市场基本上形成了香港—新加坡—伦敦的欧亚重量级据点。至于离岸人民币的回流渠道，主要看上海自贸区的相关试验能否取得成功。
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和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是我国金融改革中极具指标意义的三大步骤。其中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又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也是蕴藏着巨大风险的系统性改革举措。从全球金融竞争趋势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央政府显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规格和标准有很高的期待，不仅是简单的可替换，而是全功能的，国际货币的所有功能都要具备，更要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占有足够的分量。而人民币在上述领域的每一步进展，某种程度上都意味着削弱美元的地位。
虽然人民币目前还远远谈不上是美元的竞争对手，例如，在全球交易货币量中，人民币所占份额只有微不足道的2.2%，而美元的交易量比例高达87%；在极具战略意义的石油交易中，美元更是独家垄断，要将近万亿美元的“石油美元”替换成“石油人民币”，短期内根本不具现实可能性；至于处于货币功能第五层次的储备货币地位，人民币目前在全球储备储备中所占比重不足3%，而美元在60%左右；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货币中的比重一直稳定在40%左右，而人民币受制于资本项目下无法兑换一直未能进入该体系。但在深谙全球金融竞争趋势的美国看来，人民币迟早要进入美元的敏感地带，切割美元独享的红利，这是美国政府以及美国金融资本决不会轻易接受的。
作为美元的“高价值目标”和可能的替代者，人民币国际化或许是21世纪上半叶全球货币体系变革的最大红利，在此情形下如何避免重蹈日元覆辙是未来最为值得警惕的风险。
美国不仅有最具打击力的国家竞争战略，更不乏拖垮乃至摧毁现实与潜在竞争对手的经济工具。曾在经济上不可一世的日本，其在20世纪80年代凭借强大的贸易与制造业实力差点将日元打造成为比肩美元的世界货币。不过，面对当时的美元高墙，日元国际化并没有太多行为空间。日本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每天大把收进美元，却没有太多机会把日元花出去。尽管日本当时针对中国和东盟的日元贷款和投资促进了日元的国际化，但日元并未渗透到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中去。作为战略高手的美国，通过一纸“广场协议”就使日本失去了汇率主导权进而导致泡沫破灭，经济竞争力急剧下降，跌入“失落的十年”。
往昔教训足以镜鉴，尽管中国经济规模有可能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但整体竞争力要全面超越美国，需要的时间跨度恐怕绝不止10年、20年！何况美国在这15年间决不甘于被超越。打造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建立健全金融法律制度，构建高水准的金融监管机制，才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