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智库的对华研究是精英涉华舆论的重要出口。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ion)是美国著名智库，该学会2006年成立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L.ThorntonChinaCenter），主导对中国的研究。布鲁金斯学会于2006年与清华大学联合创办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作为布鲁金斯学会的第一个海外机构，该中心致力于中国经济社会变革及如何维系良好中美关系的研究。
2012年9月20日和10月9日，布鲁金斯学会分别举行了两场与中国相关的研讨会。9月20日，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办题为《“十八大”前夕的中国前景》的研讨，包括两场座谈：一场重点讨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面临的包括经济增速放缓和社会调整在内的国内问题，另一场则深入分析了新一届领导人面临的重大外交问题，包括美中关系、中日南中国海争端等①。10月9日，布鲁金斯学会举办《2012年选举：全球经济与中国》的研讨，这是该学会“2012年选举研究计划”关于下一总统任期最重要的12个问题系列论坛的压轴场②。本文将主要对这两场研讨会的研究报告进行解读，阐释选举年美国涉华舆情的特征与意义。
美中关系被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l）与高级研究员乔纳森·珀拉克（JonathanPollack）共同发表《建立信任——下一任总统必须应对的美国重要关系》，突出强调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李侃如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助理、亚洲政策资深主任，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成员。2012年，他与中国学者王缉思共同发表《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报告，引发两国学界与媒体关注。
《建立信任》一文提出：中美关系必将成为2012年总统辩论中国防政策和外交事务的主导话题。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将美国与亚太关系置于其外交政策的首要地位，并且对中国经济力量、战略意图和军事能力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有清晰预见。文章强调，需要中国参与到建设稳定与可持续的地区秩序中将是毋需置疑的，关键是如何做③。
美中关系的核心是经贸关系与军事关系《建立信任》一文提出美中关系最具争议的问题是经贸问题。布鲁金斯学会“世界经济与发展”项目研究员经济学家乔舒亚·梅尔泽（JoshuaMeltzer）在《主要经贸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一文中重申经贸关系是美中关系的核心，特别是2011年，美中贸易逆差达2950亿美元，创下美国最大双边贸易赤字之时，新一任美国总统需要建立更强的对中经济关系并以此促进美国经济，他提出，美中双方应通过一系列渠道与机制来处理美中贸易关系：
1.继续举行双方高层常规会议，比如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和美中经贸联合会（JCCT）。
2.美国要重视解决WTO框架内与中国的贸易问题。美国应通过增强WTO这一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组织的力量向中国展示遵守游戏规则的益处。
3.美国要促使WTO成为自由贸易论坛并继续支持作为地区自由贸易协议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应向中国传达出假使中国遵守TPP规则，则欢迎中国加入该组织的讯息④。
与会研究者还多次强调美中军事关系的重要性。李侃如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使得中国可以对抗美国在其国土临近地区的海空军事行动，同时美国开始实施“战略再平衡”，重返亚太，美中双方将在军事领域展开竞争。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CenterforNortheastAsianPolicyStudies）主任卜睿智（RichardBushIII）认为美中之间军事竞争往往是美中双方利益确实存在冲突的地方⑤。卜睿智曾任职于美国国会、情报界和美国国务院，专注于台海关系、美中关系、朝鲜半岛和日本安全研究。研究者认为美中军事关系的核心是消除朝鲜和伊朗在核扩散方面的威胁⑥。
美中关系面临的挑战及应对尽管研究者认为美中双方均已认识到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但同时他们也指出美中关系未来走向依然存在不确定性，这主要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
一是双方的不信任感在加剧中国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使得很多人对过去四十年一直持有的假设——美中双边关系将使双方受益提出疑问，更多人认为中国崛起是以美国的代价为基础且中国将在东亚挑战美国⑦，这些都加剧了美中误解和错估对方的可能性。杰弗里·贝德（JeffreyBader）着重分析了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崛起和民族情绪的升温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表达了美国对中国是否继续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疑虑⑧。贝德是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后来先后在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处与美国国务院任职，今年3月他出版了《奥巴马与中国崛起：美国亚洲战略》一书。
二是美中国内问题对执政者提出的挑战。
基于以上原因，研究者对处理美中关系提出以下对策：
第一，处理好美中关系的重要前提是双方首先处理好国内问题。李侃如在《建立信任》一文中提出美中双方应致力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并强调下一任总统应该认识到接下来四年中影响美中关系的关键因素是美国应首先处理好自己的国内问题：改善国内政治机能不良，重新成为全球增长和创新的强劲发动机。他提出美中双方均处于重要转折期：美国面临如何摆脱金融危机，而中国则面临如何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未来美中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国内改革的进展，决定美中关系的重要因素是双方采纳并实施保障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⑨。梅尔泽也强调美国要处理好国内经济问题。
关于中国国内问题，《“十八大前夕”的中国前景》的第一场座谈有集中讨论。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非常驻资深研究员陶然认为中国国内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应对经济放缓。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以下特征：投资规模比日本和韩国高，但是消费占GDP比重比东亚其他经济体要低，支持中国经济模式的是本地政府，即当地政府依靠生产投资、廉价土地和流动劳动力、环境保护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各地政府都在兴建工业园，中国的资产和房地产出现了泡沫，这种经济模式是现在中国很多地方存在的问题。虽然国内对改革已达成共识，但是改什么却意见不一。一种方案是放开金融体系，但是陶然认为这样风险很大，他建议放开实体经济，比如房地产和部分政府垄断部门，政府开放这些部门，吸引投资，以维持经济增长。陶然指出，这类改革困难很大，但是如果不进行此类改革，中国必然出现经济衰退甚至是某种程度的金融危机。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和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资深研究员王丰则重点分析了新一届中国领导人面临的社会挑战：
1.社会福利建设，包括医疗、养老金、公共住房等。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民众的期待也与十年前不同，他们要求安全、健康、环保和基本的社会福利。同时，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而经济开始放慢增长使得改革医疗和养老金制度将面临更多困难。
2.降低社会不平等，包括个人、职业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
3.政府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应对社会不同意见，维系其合法性。
中国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比例有了极大提高，而他们大多数是互联网用户，习惯于在网络上发表不同意见。
第二，加强沟通，增强互信。李侃如和帕拉克告诫美中两国应警惕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对两国关系的伤害。他们强调下一任总统必须要与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共创基于广泛咨询与实质行动的互信。他们特别反对总统选举辩论中敌视中国的策略性作秀，认为这种压倒理性分析的做法将激化美中两国的对立。
1.建立冲突管理和危机消除机制
卜睿智总结了美中之间存在的四种不信任：单纯误解；意图无害，但实施中出现问题；目标一致，但手段不同；目标存在利益冲突。他认为消除美中双方不信任，除了通过对话之外，还应建立冲突管理和危机消除机制。
2.培养熟知对方事务的人才
李侃如指出美国决策层缺少中国问题专家。评估中国的意图对于美国如何定位至关重要，但是美国目前从助理国务卿——美国政府决策层的最底层开始，没人是接受过培训的中国专家。因此，美国缺少经过培训，真正深入了解中国体制运作和中国决策层思维方式的人。而过去美国将大量注意力投放到培养中东专家上，并且，坦率讲，未来四年中并未看到这一缺憾得到改变的迹象，这致使美国在就其最重要双边关系做决定时不能处于一个更理想的位置。
这一问题中国同样存在。在中东的能源问题上，美中也存在交集。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在不断增强，然而中国军事力量却无法像现在的美国那样在中东进行部署，因此，未来中东地区也会出现美中关系问题，这类地区问题已经开始成为美中关系的重要问题，但是美中双方目前都缺少了解中东并熟知美中关系的专家。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布鲁金斯学会选举年涉华研究报告的解读，可以发现研究者对美中关系的定位趋于务实，他们强调的是美中经济与军事关系的重要性、存在问题及对策，极少涉及以往被热炒的人权等意识形态话题。研究者反复指出美国应首先解决好国内问题。并且，研究者预言，美中下一届领导人对待双方关系都将是谨慎而务实的，这对中国而言是好消息。
同时，布鲁金斯研究报告也对中国学界有重要启示，即要加强针对性的前瞻研究。中国至少可在以下三方面开展创造性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1.海洋战略研究。美国在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过程中，一方面继续维护其与传统盟友，如日本和印度的合作，另一方面又寻找譬如越南那样的新盟友，这加剧了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性。贝德在回答“朝日电视台日本新闻部”记者提问：美国“战略再平衡”会实施多久时称，这一战略其实由来已久，并且随着中国崛起和亚洲某些国家对于美国在场的希望，将长期实施下去。中国在海外战略转型期，如何在亚太地区处理与美国及邻国关系，维护中国主权、国家利益与安全，是迫切需要开展的研究。
2.地区、国别研究随着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程度的加深与范围的拓展，正如李侃如指出的，美中在很多地区领域会产生交集，不仅仅是中东地区。这需要中国有意识地根据与他国利益的交会点与摩擦点开展地区国别研究，提早为中国在未来应对类似事务进行知识与人才储备。
3.对美国涉华舆情的全面研究。当现场有人问起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实施重返亚洲战略时是否表现过度，美国试图向中国传达什么信号的时候，贝德回应称媒体在解读该战略时存在扭曲，5个星期的时间内，包括美国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在内的高级官员连续访华，美国重视美中关系，尊重中国谋求合法利益，但是媒体此时依旧聚焦于美国制衡中国，忽略积极信息。贝德的说法提醒我们美国舆情的生成机制很复杂，不单单是媒体，还牵涉到政府、精英与公众，而以往中国学者则过于关注媒体。今后学者应加强对美国舆情的全面研究，以把握美国涉华舆论的总体特征与规律，揭示出涉华舆情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