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当时笔者供职于亚洲开发银行学院，并主导了一项中国的金融改革的政策课题，后来这份名为《关于如何统筹摆布中国内外金融自由化问题的政策建议》的一些建议被中国的政策决策者所采纳。
但在这份建议中，笔者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应该暂缓鼓励发展民营银行。这样的一条建议主要考虑到中国尚不成熟的金融环境、同时多数国有银行坏账缠身，一旦放开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很可能带来严重的系统性风险。这从当年的东欧国家的金融改革进程以及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可见端倪，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一旦进入金融行业的管制被放开，民营银行将出现快速发展，而在监管以及市场条件不够成熟的状况下，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大面积的银行坏账，这最终导致了政府的介入、接管以及财政赤字的大幅增加，并最终将负担转嫁给纳税人。
然而，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金融业改革后，与当年相比，中国的整体经济和金融状况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数十年前坏账缠身相比，如今的中国银行业摇身一变，已经成为最赚钱的行业，中国多数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也大大增强，资本充足率也得到了大幅的增强。
但与此同时，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对金融市场的垄断也明显增强，在银行系统内部也出现了一种“自满”的情绪，在选择客户时也带有一定的“挑挑拣拣”的倾向。有意无意中，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也被正规银行体系抛弃。在国有银行一枝独秀的状况下，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也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数据表明，在2001年，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大约在5%左右，而到了2012年，其市场份额已经下滑至2.5%。
这样一种状况表明，中国的银行业到了需要引入更多竞争的时刻，否则过度垄断可能导致银行业的管理和创新能力下降，并导致其资产负债质量出现明显的下滑。而中国最有活力的中小企业也会因融资难而不能持续发展，使中国经济陷入停滞的窘境。
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大力支持民营银行的发展，引入竞争促进中国金融行业的变革。整体上来看，中国鼓励民营银行成长的土壤已经具备。首先，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累积了可观的财富，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成长不可或缺的力量，统计显示，我国民营企业总数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6%，对我国GDP的贡献超过50%，其所吸纳的就业人数占社会就业总人口的75%，在这样的状况下仍然将民营资本排斥在银行体系之外，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歧视。同时，在过去数十年的金融业高速发展过程中，中国培养了大量的金融业专业人才，同时金融监管能力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更加重要的是，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和银行间市场的发展，给予了民营银行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因为这意味着民营银行可通过产品创新来区别自己在市场的位置，同时银行间市场能够给民营银行提供流动性，以保证其能够吸取整个肌体的养分，并提高抗风险的能力。更重要的事，中小民营银行有市场驱动的激励机制也更愿意耕植于其身边的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
民营银行起步和发展的一个最大障碍，是其是否会带来严重的系统性风险。笔者认为，目前来看，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民营银行可能带来的的风险整体可控。比如说中国需要逐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对冲未来可能出现的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银行倒闭的风险。民营银行的出现必将带来银行体系竞争加剧，这一方面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并有助于提高金融行业的盈利能力，但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银行的特许权价值。面临着这样的一种状况，中国的监管者应该在保护储户最大利益的前提下制定明确的退出机制，从而将风险有效隔离出体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比如在美国每年倒闭的中小银行超过20家，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概率则非常低。
从银行业的发展来看，信用评级及财务透明较好的大型企业将逐步脱离银行的环抱，并逐步进入债券市场来取得融资，因为债券市场融资的期限更长，同时成本更低。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国有银行将更多地需要转向中小型企业。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民营银行进入市场后，也应该尽早对中小型企业进行“卡位”，以自身的优势来植根于自身更加熟悉的中小企业市场，这样才能有效地与国有银行体系竞争。
其实，除了引入民营银行的竞争，中国银行业也可以通过进一步的产权多元化来提高公司治理，风险管理能力与效率，使中国的银行业与国力相符，从而引领全球金融市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