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和2012年，几万学生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示威，要求高等学校扩招。今年早些时候，几万巴西人走上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贝洛哈里桑塔，要求改善公共卫生服务、提高教育质量和更廉价、更高效的公共交通。如今，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各界人士（特别是农民、农场主和矿工）以及墨西哥教师占领了波哥大、利马和墨西哥城市中心，干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也给当局造成了严重麻烦。
曾几何时，这些国家无不是拉丁美洲经济希望和民主前途的榜样，而如今，它们成为缺少合法性和信誉的民主的例子。尽管它们近几年取得了重大的社会进步，但却沦为公共动荡的中心。这些国家的总统尽管具有不容置疑的能力，却眼睁睁地目睹支持率日薄西山。
这些悖论既令人费解，又具有启发性。首先，它们反映了经济增长的问题：尽管铜价低迷，智利经济在过去两年中表现出色；但年增长率与过去25年相比有差距。治疗社会和文化老伤口的经济药方正在失效。
类似地，尽管巴西经济在2009年衰退后相对而言韧劲十足，但在去年放缓到了几近零增长。去年，哥伦比亚甚至秘鲁（自2000年以来，后者的表现比其他拉美国家更为出色）也出现了大幅放缓。而这五个经济体中过去15年表现最差的墨西哥也毫无起色，今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只有1%（如果有的话）。
与此同时，尽管所有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巩固民主转型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从1980年代的巴西到2000年代的墨西哥——但这些制度变得（在一些国家则一直如此）与公众要求大相脱节。结果，示威让这些国家看似积极响应公众要求的总统们大惊失色。
事实上，哥伦比亚的卡尔德隆和巴西的罗塞夫——他们都是经验丰富、技巧娴熟的政治家——对各自国家出现的示威完全措手不及。类似地，墨西哥的涅托和秘鲁的乌马拉——他们曾表现得相当敏锐——也没有察觉到风暴的降临。
智利经济学家兼政治家奥米纳米（Carlos Ominami）指出：“民主的孩子们成为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所代表的社会运动缺少政治领导，而国家的政治力量实际上已经切断了他们与社会的所有联系。”
今年，智利将举行连续第六次民主选举，两位女性——前劳工部长马特西（Evelyn Matthei）和前中左翼总统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她们均为高级军官之女——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不管谁当选，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深化智利制度改革，要么让社会动荡迈向失控。
巴西也面临类似的局面，明年的足球世界杯和2016年夏季奥运会将检验给巴西带来近二十年发展的社会和宏观经济框架的恢复力和适应力。平心而论，积极主动的减贫计划、宽松的信用、商品出口繁荣和大手笔政府支出（通过同样大手笔的税收融资）让几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但新兴中产阶级的期望——包括高效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教育和卫生服务以及高新的工作——并未得到满足。如果他们连走进豪华的新球场观看国家队比赛的愿望都打不到，他们肯定不会高兴。
类似地，尽管墨西哥在过去15年中经历了快速的人口增长和大幅度的生活水平改善，但许多人仍认为他们并没有得到应得的——或者说没有得到被许诺的。教师被指为墨西哥教育系统不振的罪魁，这让他们义愤不已，视涅托的“教育改革法”为一个借口，其目的是限制教师工会的权力而不进行真正的制度性改革。
墨西哥城的中产阶级居民——他们对墨西哥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也是满腔怨气，既针对教师扰乱了他们的生活，也针对联邦和地方当局不能重建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墨西哥政治制度的信誉正在快速破坏。
但对这些社会和经济条件远为达到理想状态的国家来说，代议制民主的不完美名的日积月累造成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当人民充满着后集权主义的振奋之情、快速经济增长遍地开花时，这些不完美性都是可管理的；而如今，振奋之情已经消退，快速增长已成回忆，不完美性变成了紧迫的挑战。
这一问题超出了拉丁美洲的能力范围。柯兰茨克（Joshua Kurlantzick）等观察家指出，全球变化的趋势是远离代议制政府，其背后的推动力是幻想破灭的中产阶级。对当选领导人来说，困境在于不存在简单的解决办法——而公众对复杂办法又缺少足够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