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人纪念赎罪日战争40周年的方式是重新讨论以色列情报机构在探测和阻止埃及突然袭击方面的失败。但以色列在1973年10月的错误与其说是军事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与其说是战术上的，不如说是战略上的——因此，对于稳健的和平政策应该成为以色列安全思维核心的当下，它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很多角度讲，赎罪日战争是对以色列1967年后傲慢的惩罚——所谓骄兵必败是也。埃及在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中大败而归，这让以色列领导人忽略了在寻求和平的过程中应该保持前瞻性。他们鼓励以色列国民产生了一种战略自满，这既是受军事的影响，也影响着军事，为埃及实施成功的战术欺骗铺平了道路。
“我们在等阿拉伯人的电话。我们自己不会采取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戴杨（Moshe Dayan）说，“我们对现状很满意。如果有什么让阿拉伯人不爽，他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我们。”但当埃及总统萨达特（Anwar Sadat）终于在1971年2月和1973年初先后打来电话、建议大胆的和平方案时，迎接他的是一次占线和一次无人接听。
六日战争给以色列带来的是士气和政治上的腐朽，国民情绪的变化导致和平无从实现。以色列及其领导人沉醉于胜利，日渐失去了区别救世主神话和可观条件的能力，结果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所有人都因为东起约旦河、西至苏伊士运河、北抵黑门山、南达沙姆沙伊赫的新增领土而欢欣鼓舞。
1967年后，以色列陷入了政治和军事胜利的狂欢，这蒙蔽了其领导人的双眼，使他们看不见他们的闪耀军功所带来的和平机会。他们错失了让战术胜利转变为战略胜利的机会，犹太复国主义本可以通过与阿拉伯世界大部达成政治和解的方式实现。
1967年对阿拉伯军队的胜利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起点，以色列领导人要么误读了形势，要么根本没有察觉。现在，“抹去侵略痕迹”的阿拉伯政策不再用于1948年中征服的以色列领土上，而是用在了六日战争后占领的土地上。但是，以色列并没有抓住这一变局使其建国在阿拉伯邻国的众目睽睽下合法化，而是再次开启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领土目标的处于休眠状态的争论。
难以想象有什么分歧能大过存在于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梅厄（Golda Meir）无动于衷的政府之间的分歧。梅厄不同意埃及在苏伊士运河东岸部署军队，她也不会接受过渡协议是为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铺路的建议。
萨达特的和平动议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毫无亮点，而是因为埃及被认为没有军事实力可以支持这一动议。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含蓄地告诉埃及，萨达克的方案只有在挑起战端的情况下才会被认真考虑。1973年2月，萨达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Hafiz Ismail）向基辛格传达了一份与以色列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的方案——这是避免军事冲突的最后努力。“在演化为危机之前，我不会处理你们的问题。”基辛格如此回应。
至于以色列人，他们认为阿拉伯人只有在获胜有望的情况下才可能挑起战争。这就是梅厄不把“以色列最好的敌人”约旦国王侯赛因在1973年战争爆发十天前的明确警告——埃及-叙利亚马上就会发动攻击——当回事的原因。
但萨达特从未想过能够击败以色列，他的战略目标也不是军事胜利。他的算盘是发动政治战——经典的克劳塞维茨式战术，可以作为其和平战略的补充。他希望的是给以色列的自满当头一棒、迫使超级大国让寻求和解的方案重获生机，以此启动一个政治进程。
每一次重大和平突破都是战争的结果，这是中东的一个令人悲哀的教训。1948年战争形成了1949年停战协定；随赎罪日战争到来的是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而奥斯陆协定来自1990—1991年海湾战争和1987—1992年巴勒斯坦起义。
如今，巴勒斯坦方面似乎颇为平静。但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应该避免重蹈1973年梅厄政府自满的覆辙。军事情报无法成为政治才能的替代品，可信的和平政策仍然是阻止战争爆发的最有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