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亚太形势的主要特点
1.亚太尤其是东亚经济发展态势总体向好，在世界各大地缘经济“板块”之中可谓“风景这边独好”。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日渐受到西方发达经济体金融与债务危机“外溢”的连累，但亚太国家与地区靠扩大内需和区域内合作实施发展“转型”，使得亚太尤其是东亚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得以增强，以中国、印度、东盟为代表的亚太新兴经济体继续群体性成长。
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在2012年5月10日发布的年度报告中预测，受外围经济环境不振等的影响，2012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从2011年的7%降至6.5%，但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正是因为亚太经济持续蒸蒸日上，使得亚太的国际战略地位“水涨船高”，其地缘经济与政治影响稳步扩大，在此背景下，国际舆论持续热议“世界权势东移”和“亚太成为新的世界重心”。
2.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扎堆，亚太安全形势难以乐观。
传统安全挑战包括领土尤其是海洋权益争端突出，地区热点较多，朝鲜半岛仍然处于冷战对峙状态，印度与巴基斯坦继续核军备竞赛，区内一些国家之间“战略互信”匮乏，相互猜忌与提防的“安全困境”突出，加之美国借“重返亚太”战略推波助澜、拉帮结派，致使亚太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而且复杂。
非传统安全挑战则主要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三股势力”兴风作浪，重大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传染病等的严重危害。可见，亚太安全形势不仅与亚太经济形势形成强烈反差，而且对后者构成极大的制约。
3.区内外大国与国家集团纷纷加大对亚太“经营”的投入，亚太大国博弈激烈复杂，亚太格局深刻演变。亚太主要力量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东盟六方，以及“中等国家”澳大利亚、韩国与巴基斯坦等，这些主要力量之间合纵连横，在不同议题中形成不同的“排列组合”，彼此之间互动错综频密。
4.区域与次区域合作日渐加深，多个多边机制并存，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区域合作机制主要有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成员国）、东亚峰会EAS（18个成员国）、东盟地区论坛ARF（27个成员国）等，以及美国极力推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现有11个国家参与谈判）。次区域合作机制主要有东盟ASEAN（10个成员国将于2015年建成“共同体”）、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8个成员国）、中日韩三国合作、太平洋岛国论坛（15个成员国）、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6个成员国）等。
另外还有影响力逐步增大的非官方机制，包括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即所谓的“亚洲安全会议”）、中国海南博鳌亚洲论坛等。
5.亚太秩序呈现“二元结构”，区域博弈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为中国、中国的邻国与美国三方之间复杂互动的“大三角”。所谓“二元结构”，即亚太国家之间经济合作加深与政治安全分歧严重并存，不少国家在中、美之间“脚踩两条船”，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发展靠中国”与“安全保障靠美国”。所谓“中邻美大三角”，亦被称为“中美邻”，但“中邻美”的表述要更为准确，因为亚太尤其是东亚主要是由中国及其邻国组成的，美国不过是“第三者”而已。
在“中邻美大三角”之中，存在着三组双边关系，分别是随着中国加速崛起而变得复杂的中邻关系，随着美国加紧“重返”而变得微妙的美邻关系，以及随着中美力量对比差距不断缩小而变得敏感的中美关系。应该说，在“中邻美大三角”中，中邻关系是“内因”与“主要矛盾”。
二、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就机遇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而：一是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相当突出，对亚太各国的经济吸引力、对亚太经济秩序的塑造力稳健增强。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增长，GDP总量2010年已位居世界第二，2011年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2003年至2011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业已成为诸多亚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者与引领者，成为亚太经济的主要“引擎”与“磁场”。例如，中国十大贸易伙伴中就有8个来自亚太地区，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60%以上是在周边，特别是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积极扩大与亚太国家间的财政金融合作.同众多邻国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二是中国政治优势日渐显现，中邻互鉴交流加深。以改革开放与自主创新为核心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影响上升，加之亚太的构成主体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一贯坚持尊重国家主权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始终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权益，因此，中国在亚太发展中国家中的政治影响力趋于扩大。三是中国与亚太其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这有利于拓展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包括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同防灾救灾、共同打击海盗等。四是中国顾全大局与严格自律的对外战略取向逐渐在亚太赢得人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坚持首先以和平与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主张弘扬包容互助的“亚洲精神”与构建“和谐亚洲”，通过和平发展的“言”(政策宣誓)与“行”(外交实践)并举，较好地缓解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产生的疑虑，争取到了越来越多邻国的理解。
就挑战来说，亦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而：一是中国与一些邻国存在边界与海洋领土争端，特别是大量岛礁被邻国侵占，维护领土完整形势严峻，其中钓鱼岛、黄岩岛、南沙群岛争端尤其突出。二是国家统一而临“台独”、“藏独”与“疆独”威胁，台湾当局企图将两岸分治与所谓的“事实台独”永久化，在亚太地区图谋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美国亦顽固坚持“以台制华”。境内外“藏独”与“疆独”势力加紧勾连，分别通过僧人“自焚”与恐怖活动等制造事端。三是非传统安全威胁趋于上升，尤其是跨国严重自然灾害防不胜防，跨国有组织犯罪愈演愈烈。四是美国执意将战略重心“东移”亚太，“重返”亚太紧锣密鼓、多管齐下，着力利用中国与邻国的矛盾，实施其所谓“巧实力”与“再平衡”，不仅使得中国与某些邻国的矛盾复杂化，而且加剧了中美亚太地缘战略竞争态势。对此，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11月《外交政策》上发表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长文，声称“今后十年美国外交方略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在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而—锁定于亚太地区。”
目标有两种划分.第一种是总体与局部目标.第二种则是不同时间段的目标。
按照第一种划分，首先，中国亚太战略的总体目标有三，依次为：为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营造和平稳定有利的亚太战略环境，使得中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与未来五到十年能够继续集中精力从事国内发展和改革；维护中国的统一、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破解来自亚太方而的安全挑战与威胁；成为亚太关键大国，增强对亚太秩序的塑造力，推进和平、安宁、繁荣、包容的“和谐亚太”建设。其次，中国亚太战略的局部与各领域目标，主要包括五点：经济发展目标，即与亚太各国实现经济互补互利，获取亚太资源与市场，成为亚太经济的中心之一；政治与安全目标，即压缩“台独”国际空间，为国家最终统一创造条件，全而压制与遏制“藏独”、“疆独”分裂势力，有效维护海洋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与亚太各国和平共处，成为亚太安全的重要维护者；文化与软实力目标，即扩大中华文化的亚太辐射力，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区域合作机制目标，即成为亚太各类重要机制的参与者，成为东亚合作的引领者，防比被恶意竞争者在机制构建过程中所排斥与排挤；生态环境目标，即与亚太各国共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共同防范与应对重大自然灾害。
按照第二种划分，亚太战略目标又包括近期、中期、远期三个阶段，分别为：近期目标(未来五年，2013年至2017年)，为中国的“十二五”等规划的顺利实施营造总体安宁有利的亚太环境，防比亚太地区热点失控，增强危机管控与热点掌控能力；中期目标(未来十年，2013年至2022年)，通过经营亚太以维护并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国内实现全而小康创造有利的亚太环境，着手妥善解决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并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成为亚太强国；远期目标(新中国建国一百周年与本世纪中叶，2049年至2050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完全统一、中国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亚太环境，成为和谐亚太的捍卫者。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当代中国内政外交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其核心是辩证法，既强调统筹兼顾，又注重突出重点。谋划中国的亚太战略，需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处理好以下六对重要关系。
1.亚太战略与对外总体战略的关系，即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指导中国对外总体战略的和平发展道路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无疑将指导中国的亚太战略，而和平发展道路能否走得通、行得远，也首先取决于其在亚太地区的实践。至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也主要将在亚太地区经受新的检验。
2.利益与道义、实力与道德、捍卫拓展自身权利与承担地区责任的关系。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亚太战略将不搞唯利是图与唯我独尊的霸道，而是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战略文化的精髓—务实王道，坚持“义利兼顾”、“德力俱足”、“权责匹配”，中国谋求的是战略主动权而非“亚太主导权”，强调应由亚太各国“共同与集体领导”，反对自以为是与自封的“独家领导”。
3.软与硬、柔与刚、恩与威、文与武的关系。强调软硬兼施、刚柔并济、恩威并用、文武并举，具体到亚太战略，就是既要有外交周旋，又要有军事斗争的准备与决心，对善邻应柔和，对恶邻则应硬朗。应澄清外界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误读，强调中国的和平发展绝不排斥武力自卫。
4.长与短、强与弱、优与劣的关系。既要扬长避短，更要扬长“补”短。中国在亚太的长处、强项、优势主要在经济领域、陆地事务与陆权方而，短处、弱项与劣势则主要在安全领域、海洋事务与海权方而，中国的亚太战略应统筹经济与安全、着力强化安全；统筹陆权与海权、着力强化海权，进而成为全而、均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真正的亚太强国。
5.维权与维稳的关系。“维权”即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稳”即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二者都是中国亚太战略所需要的，但彼此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的矛盾，若处理不当容易顾此失彼。中国既要防比片而强调“维稳”，以致牺牲“维权”并最终影响外部环境乃至国内社会稳定。又要防比一味强调“维权”，以致操之过急、欲速不达、因小失大。因此，应以“维权”为优先，同时兼顾“维稳”。对此，习近平同志于2012年7月7日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中国将继续妥善处理与有关国家的分歧、摩擦，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共同维护与周边国家关系和地区稳定大局。”
6.统筹中邻、中美与美邻三组关系，兼顾合作与竞争。既要防比激化中邻矛盾，被美国渔利；又要避免中美对抗，被邻国利用；还应善于把握美邻矛盾，防比美邻“联手对华”。在这三组关系之中，对中国的亚太战略而言，第一位的应是妥善处理中邻关系。而处理中邻与中美关系，则应两手并用，既要全力争取合作，又要正视合理竞争、预防恶性竞争。
1.坚持“扬长”，扬经济之长，进一步发挥自身经济优势。应就共同应对持续不断的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与亚太尤其是东亚、南亚各国扩大合作，稳步建立东亚货币金融体系，扩大人民币在亚太的影响力。加快实现与周边陆地及海洋邻国在交通、通信、能源输送等基础设施上的互联互通，使得“条条道路通北京”，促进亚太尤其是东亚、南亚各国经济深度相互依存并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将亚太作为“走出去”与资本输出的重点之一，通过国内产业升级转移、服务业“外包”等，为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服务。稳步推进与亚太国家的自贸区建设，预防美国主导的TPP严重干扰东亚区域合作。善于运用市场、投资、金融、信贷、旅游、对外援助、外汇储备等经济杠杆，对中邻经济合作适度设置必要的前提条件，防比某些国家一而捞取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好处、一而侵占中国的安全利益。
2.抓紧“补短”，补安全之短，大力加强安全能力建设。应大力宣扬与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提倡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探讨“亚太安全共同体”。坚持优先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国家间的领土与海洋争端应由直接当事方通过双边谈判和平解决，防止“第三者插足”。重点开展非传统安全区域合作，逐渐增加对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包括联合救灾、跨境河流与国际水域联合护航、专业人员培训等，承担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稳步推进军事现代化，通过联合军演等增强实战能力，在海洋领土主权受到威胁时毅然反击，形成有效可靠的威慑力。通过对自身安全能力及亚太安全事务持续不断地投入，逐渐破解亚太安全与经济秩序脱节对立的“二元结构”，逐渐改变所谓“亚太安全靠美国”的被动局而。
3.“攻心为上、怀柔善邻”，加强政治互动，注重文化感召，强化对亚太各国的软实力与吸引力。应就治国理政经验、国际金融危机反思、新自由主义批判、亚太区域治理、发展模式与道路、“良政”与“善治”、人权保障与维护社会稳定、网络虚拟空间管理等，与邻国扩大交流，相互取长补短、求同存异，顺势适当推介推广“中国经验”。促进与亚太国家的教育、文艺及宗教交流，扩大民间与地方的交往，稳步增加亚太国家来华学习的留学生人数，妥善推广“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及中国文化中心，使中国成为亚太各国大众“向往”与“神往”的国度。
4.“积极塑造、主动引导”，推进区域合作机制建设。参与区域合作要心中有数，应本着“以我为主”、“对我有益”与“互利共赢”的原则，分清主次轻重。其中，东亚合作重于亚太合作，双边合作优于多边合作。坚持东亚峰会EAS的经济属性，反对将其政治化或搞对抗；重点深化中国与东盟10+1自贸区建设，稳步推进东盟与中日韩10+3机制构建，加快中日韩三国合作，优先商签中韩自贸区协定。
5.避免“龙困浅滩”，实现“龙归大海”，强化海洋能力，重点拓展海权，建设“海洋强国”。对此应三管齐下：一是加强与改进“海洋外交”，适时调整处理周边海洋争端的十二字方针(“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坚持“主权归我”，适度“保持争议”，抓紧“自主开发”，强化“危机管控”。分类处理南海争端，坚持双边渠道进行岛礁归属与海域划分，可考虑多边协商来保证航道通行安全。二是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与科技，逐步扩大海洋能源与资源获取，对此，中国的“十二五规划”(2011年至2015年)已明确提出要“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强调“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三是加快推进海军现代化与立体化建设，坚决并有效维护海洋安全。加快包括航母在内的远程投送打击能力建设，增强对近海四大海域包括黄海、东海、南海与台湾海峡的制海权，确保海上战略通道畅通，破解所谓的“马六甲困境”，突破西太平洋所谓第一与第二“岛链”的对华封锁，稳步进入太平洋纵深与印度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