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面临着数不清的危险。各种黑道人士在边境附近肆无忌惮地抢掠，根本不顾移民的死活。贪婪的蛇头将他们的所得席卷一空。雇主不把他们的劳动力榨干不罢休。此外，让他们雪上加霜的是，反移民情绪让政客不愿意直面这些挑战。
但是，在保护移民的福利和权利方面，我们有许多明智的实践，它们应该得到鼓励和更广泛、更频繁地实施。近几十年来，能跟踪到的国际移民数量接近翻番，这些实践必须作为行动的参照点。
暴力冲突（比如叙利亚和利比亚）和自然或人为灾难产生的移民状况尤其悲惨。在这些危机中，移民生命和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侵害，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产生的。但世界仍没有明确的原则指导如何保护他们。
利比亚内战使人们对移民的脆弱性一览无余，千百万人遭遇了战火。此外，与饱受战争摧残的利比亚人相比，外来工人甚至更加脆弱，因为他们被排除在以保护公民为目的的政策之外。由此带来的是移民命运的大相径庭。大部分移民必须靠自己躲避暴力，很多人在此过程中丧命。一些人因为被误认为雇佣兵而被杀（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肤色）。
不过，其他群体状况要好一些。比如，受雇于西方石油公司的高技能移民被飞机转移到安全地带。来自有强大保护代理人和足够资金来源的国家的公民也得到了充分的撤离（菲律宾在这方面树立了榜样）。
因此，利比亚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写照，让我们看到了在帮助移民面对威胁生命局面时各国表现的严重差异。移民的脆弱性因为法律地位和其他障碍而突出，比如对行使其基本权利的限制、语言障碍、移动限制和社交资本和网络限制等。
国际移民组织（IOM）和UNHCR（联合国难民署）以及其他许多非政府组织在保护利比亚受威胁移民方面上下奔走，成果显著。世界银行也迅速行动起来，为撤离孟加拉国公民提供资金。
但光靠国际组织解决不了问题。在下一次危机爆发前，我们需要厘清各主要行动方所应扮演的关键角色，包括来源国和目的国、邻国、企业和公民社会。
去年，我开始敦促国家和其他组织为针对陷入危机局面的移民的援助措施制定框架。该框架包括一组原则，其中一项最根本的原则是：在危机期间，紧急援助应该棉线所有公民和移民，不能区别对待。
我要感谢美国和菲律宾，在IOM、HNHCR和公民社会团体的紧密合作下，它们帮助发起了旨在改变陷入严重危机的移民的境况的项目。乔治敦大学和麦克阿瑟基金会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些国家已经有了一些措施，相关方可以在危机之前、之中和之后采取这些措施使移民免受伤害。在保护本国海外工人方面经验丰富的国家提供了行动蓝本。
比如，菲律宾的早期警告系统动员政府机构快速响应危机，并成立了特别基金出资紧急撤离。政府还提供义务的撤离前和到达后指导，以便难民知道在紧急状况中应该怎样做。注册系统，比如墨西哥的身份证系统（matricula consular），有助于确保各国了解危机发生时本国移民的为止，包括没有记录在案者。
危机发生时，目的国也有同样重要的责任。撤离危险区和人道援助应是人人都能获得的权利，不论其法律地位如何——比如美国在去年遭受飓风桑迪袭击时做的那样。类似地，在2011年地震和海啸发生后，日本当局用17种语言广播信息，保证移民可以找到紧急服务。危机发生后，移民通常还需要紧急旅行文件和帮助他们找回遗失资产的法律援助。
邻国也扮演着关键作用——比如保持边境开放以使移民免受困顿——利比亚危机期间，埃及和突尼斯非常慷慨地这么做了。
与此同时，雇主也是危机期间的关键角色。它们应该有义务遣返外国员工，菲律宾标准移民雇用合同就纳入了这项规定。它们也应该有不论层级的全体雇员撤离计划，而不仅限于高管。
我们需要帮助所有受困移民，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不仅包括受冲突和灾难影响的额移民，也包括被黑道打劫后遭到抛弃的移民，还有数不胜数的在出国后遭受多年如炼狱般生活的移民，以及数百万向奴隶一样工作的移民。我们在保护移民面临受威胁生命状况的原则和计划最终可以——也应该——予以扩大，以保护范围更广的脆弱移民。
我们不应该被移民所遭受的数不清的问题吓住。一小部分国家、专家、国际组织和公民社会精诚合作点燃的星星之火有望变成全球的燎原大火（这个模式可以应用于其他国际问题），我们能够拿出决心一个一个战胜移民所面临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