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中，自信带有褒义，其字面含义是自己相信自己，是指人充分相信并坚信自己认识的正确性和行为选择的合理性。人们宣称自信或者对自己作肯定性评价，必须基于历史事实、实践验证和对自身状况的理性分析。没有历史事实、实践验证和对自身状况的理性分析而宣称自信，这一定不是自信，很可能是自说自话，是一种愿望表达，也可能是一种盲目、一种自负，甚至是一种自卑。
自信是附着于自然人的一种心理特征。在社会生活中，一些人很自信，遇事有思考、有主见、敢辩驳、敢坚持;一些人不那么自信，遇事犹豫不决、行动迟缓;一些人完全不自信，遇事自卑、易受暗示、附和别人、自我否定。
古希腊思想家在观察和研究人时，发现人具有政治性。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天生要过政治生活。人在社会中是“抱团而生”的，这个“团”小到家庭、氏族，大到国家。由于大大小小的“团”都是由人组成的，因而原本附着于自然人的一些心理特性也就被推演到了集体和国家，所以也就有了集体自信、国家自信的说法。当然，集体自信和国家自信并不是指组成这个集体和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具有自信的心理特征，而是指大多数人的意识倾向。笔者认为，国家是一种政治现象，国家自信的实质是政治自信。那么，国家自信或曰政治自信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呢?
一个国家是否自信，可以透过一些观察点进行观察并作出判断。这些观察点主要有：
第一，对本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度。一国之内，从政治领袖到普通公民，如果大多数人对本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持认同态度，认为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自己国家的价值观是普世的，则这个国家是有政治自信的国家。梳理历届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我们发现，这些演说虽然发表于不同年代，但其共同点就是对美国和美国使命的肯定，1965年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就职演说就很有代表性。这个演说不仅肯定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且提出要永远做伟大的国家。他经过对美国历史的考察，认为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在这个以公正、自由、团结为宗旨的公约指导下，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繁荣、伟大和强盛的国家。我们还维护了我们的自由”。他认为，美国若想永远做一个伟大的国家，还任重道远，“在变革和发展似乎已超出人们控制，甚至超出人们的判断力的世界里”，“上帝没有保证我们的伟大国家经久不衰”，“上帝准许我们用自己的双手、用汗水、用精神力量来争取我们的伟大”。如果说政治家对本国政治的肯定可能是出于一种政治粉饰，但在美国，普通公民对美国政治、多元文化以及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价值观也十分认同，并由此导致了他们的政治自豪感。美国的两位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和S·维巴历时五年，就民主与政治参与问题，对美、英、德、意、墨西哥等五国大约5000人进行了调查，在对大量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于1963年出版了当代政治学名著《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统计结果表明，美国有85%的被调查者对自己国家的政府或者政治制度感到自豪，英、德、意、墨西哥四国分别有46%、7%、3%、30%的被调查者对自己国家的政府或者政治制度感到自豪，说明美国为数众多的普通公民对本国政治有着很高的认同度。
第二，企业或公民行为选择的自由自主度。如果一国的政府能够界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界限，严守政府行为的边界，该规制的规制，该放松的放松，并相信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不会“一放就乱”，则这个国家是有政治自信的国家。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3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也提出：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微观管理事项，该取消的取消、该下放的下放，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真正做到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不管不干预。从广义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绝不限于取消某些微观管理事项，更重要的是进行“放松规制改革”，即减少乃至废除过苛、过多、过繁的政府规制，给企业和社会“松绑”。这不仅会使市场和社会获得更多的自由，而且还能有效地抑制政府腐败。实践证明，政府采用垄断、特权和管制方式过度干预经济与社会，就等于人为创设了大量“租金”，可能诱发大量的政府腐败，进而引发政治矛盾和政治冲突。放松规制改革意味着政府不但信任自己，而且信任国民。
第三，对批评意见、反对意见的容受度。历史和现实都说明，即便是在国民对本国政府或政治制度高度认同的国家，也存在大量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对国家行为的批评和反对意见。而且，越是民主国家，批评和反对意见，越公开透明。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包容、承受批评和反对意见，并且对发表这类意见的人采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则这个国家是有政治自信的国家，相信批评和反对意见不是“异端邪说”，恰恰是政治稳定的“排气阀”。个中道理，早在我国古代就有诠释，《召公谏厉王弭谤》就非常好地诠释了容受民众议论的价值。《召公谏厉王弭谤》出自《国语·周语》：周厉王的暴虐无道遭到国民的议论指责。召公对厉王说：“民已忍受不了你的暴政了!”厉王发怒，派卫国的巫师监视那些指责朝政的人，并将其杀之。民于是不敢说话，路上相遇也只是以眼神交流。厉王得意地对召公说：“我终于止住了民的议论指责，民不敢说什么了。”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治水的人要善于疏通水道，因势利导;治民的人要让别人发表意见，畅所欲言，然后则其善者从之。民发表意见，把内心的考虑说出来，政事的好坏就一清二楚了，怎么能防民之口呢?防民之口，还有多少人会关心政事呢?”厉王不听。民再也不敢说话。过了三年，厉王便被民流放到彘地去了。《召公谏厉王弭谤》说明，是否容受国民对朝政的批评议论不仅能测试出国家的自信程度，而且足以决定统治者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
为什么一些国家自信而另一些国家不自信甚至自卑?这就触及到了国家自信的来源和基础问题。笔者认为，国家自信的基础主要有三：
第一，经济实力。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强，既有实力让国人过上衣食无忧甚至富足优雅的生活，又有实力干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掌握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那么这个国家不仅会倾向自信，而且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在中国古代的一些历史阶段，例如唐代的贞观时期、开元时期，中国是一个自信的国家，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实力雄厚。开元时期的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比例适当，人均粮食占有量达700市斤/年，“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方丰稔，百姓乐业”，国家实力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国家财富的积累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新的水平，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有常，入大于出。对于唐代中国的先进与自信，国外一些历史学家和汉学家也曾有评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世界意义的城市，在这方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唐帝国和中国文明不仅为朝鲜，而且为更远的日本所赞赏和效仿，这显示了中国的威望。”英国汉学家李约瑟说：“唐代确是任何外国人在首都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长安和巴格达一样，成为国际间著名人物荟萃之地。”美国汉学家伊佩霞指出：“与20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的时代相比，初唐和中唐时期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
第二，军事实力。世界战争史证明，国弱军衰就要挨打。维护民族尊严和自信，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必须有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为什么日本军国主义敢在20世纪30年代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什么日本侵略者敢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什么付出了如此大的民族牺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军力衰微。如果一个国家军事实力强，既有实力让国人感到安全，又有实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则这个国家会倾向自信。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2013年4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这是我国1998年以来首次以专题形式发表国防白皮书。其中写道：中国武装力量的根本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陆军主要担负陆地作战任务，包括机动作战部队、边海防部队、警卫警备部队等，现有85万人。……多样化的武装力量极大地提升了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第三，文化实力。文化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有狭义、广义之分，也有政治、经济等类别之分。从狭义角度看，文化是人类各种精神因素的总和，主要由心理、意识、价值等要素构成。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相比，文化虽然是一种软实力，但却对人类行为有普遍制约作用。文化中的政治文化是一国各种政治问题的重要分析工具，政治中的任何现象和问题都与一国的政治文化有密切关联。例如，政治文化会影响国家的稳定以及政治冲突的解决方式。对此，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指出：“在任何特定的国家内，政治冲突的温度是忽高忽低的。即使最稳定的国家也可能有过一段骚乱和暴力的时候，有发生起义、弑君、内战的时候，即‘纷乱时代’。……但在任何特定的时期里，某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比其他国家平静些。当某些国家可能正在经历历史的纷乱时代，另一些国家正在安享和谐与统一。国家间文化上和气质上的差别，也可能使某些国家的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倾向于寻求和平、协商的方法来解决争端。”如果一个国家有悠久、丰富、得到稳定传承并被高度认同的文化，这种文化既能滋养国人的心灵，又具有传播和普世价值，使其他国家的人对拥有这样文化和精神气质的国家心生敬意，则这个国家会倾向于自信。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实力不仅是国家自信的基础，而且是经济和军事实力背后的强大精神力量。由于文化本身的相对独立性，文化实力并不会因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减而立即增减。
如果将国家自信看成是历史事实，则这个历史事实是各种社会力量在一定时期内相互作用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曾有过经典论述：“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在影响国家自信形成的各种力量中，政治家和民众力量，即人的力量，是第一力量。国家自信就形成于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国家自信的标志是：一国的政治家和民众都充分相信并坚定认为自己国家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是正确、合理的。可见，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自信，不只要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家在各种不同场合都说了些什么，更要看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对这个国家的真实感受。很多时候，政治家的说法与普通民众的感受之间有着巨大的反差。例如，我国明清两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当统治者依然沉浸在“天朝上邦”的优越感之中时，普通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表现出的猜忌、隔膜、疑惧和不自信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札记》中评论到：“人们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对于派来向皇上致敬或纳贡或办理别项事务的邻国使节或使臣怀着多么大的疑惧了。虽然中国可能和派遣使节的邻国自古以来就友好相处，但这并不能使来访的贵臣免于他们在国内全部的行程中被当成俘虏或囚犯一样来对待，并不得在旅途中看任何东西。”因此，国家自信是一种从上到下的“贯通式”自信，不是政治家自说自话的自信。如果政治家宣称的自信在大多数国人那里得不到呼应，产生不了共鸣，则这个国家就不是自信的国家，更可能是一个政治体系上下欠缺一致的国家。
从总体看，当代中国是一个自信心不断增强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自信心分布不均的国家。我国民众的不自信集中在政治领域，民众对这一领域的许多问题感到焦虑不安乃至愤懑不平，包括社会分配不公、两级分化、交易成本过高、公权力腐败等。值得注意的是，本应由最清醒、最理性民众组成的知识界，由于“利益时代的思想分裂”，许多时候并不能心平气和地进行交流，言语间甚至充满“戾气”，这是非常糟糕的事。
既然国家自信形成于政治家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中，则我国国家自信的形成就要靠上下呼应、上下合力。从政治家角度，尽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但执政党的自信如何变为全民族的自信，这是一个难题，不仅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具体实现路径，尤其要持续推进各项改革;从普通公民角度，不仅要学会主张权利，还要学会承担义务，使权利与义务在个体身上实现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