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美贸易摩擦出现升级趋势。继5月10日对我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之后，美国商务部5月15日又把华为公司加入所谓“实体清单”，限制美国公司对其提供产品、服务和技术转让。显然，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开始向经济和科技等领域扩散，也对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造成一定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使得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也必将进一步考验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韧性。
从国内看，4月份以来有三组数据值得特别关注。首先，4月份我国广义货币（M2）增速为8.5%，人民币贷款增速为13.5%，社会融资总量增速为10.4%，货币和金融环境松紧适度；其次，4月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6.1%，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为4.4%，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为11.9%，表明投资已经趋稳，而且基建投资还有继续恢复的空间；最后，上市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显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有所好转，说明我国经济的活力有所增强。
民营企业占我国上市公司总数的60%以上，从最新财务报告看，今年一季度其总体资产负债率为56.1%，比最低的时候提高了超过4个百分点。按照资产规模把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分成五等分，相较于资产规模较大的前40%企业，资产规模较小的后60%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都有较大提升。我国上市公司今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显示，资产规模最小的后20%企业，其总体资产负债率从最低时候的27.3%提高到30.8%；资产规模在后20%和40%之间的企业，其总体资产负债率从最低时候的33%提高到了35.3%；资产规模在后40%和60%之间的企业，其总体资产负债率从最低时候的38%提高到了40.7%。这都表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负债意愿有所增强，融资环境也有所改善。
继201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今年4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策层仍然坦承我国经济存在下行压力。不过，会议对经济下行的原因给出了更加深入和具体的阐释。会议指出，“要清醒看到，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必须保持定力、增强耐力，勇于攻坚克难。”结合本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笔者认为，理解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需要厘清如下几个问题。
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
笔者在《中国经济未偏离潜在增长水平》（见本报2019年1月29日）一文中曾提出这样一个比喻：企业负担重和营商环境差说明我国经济体质不好，中美贸易摩擦是外感风寒，尚未全面发作，导致近期症状的主因是正在进行的大手术——金融去杠杆。该文还指出，我国经济并没有大幅偏离潜在增长水平，经济形势也并未严重恶化；如果金融去杠杆是做手术的话，那么货币和财政政策可以看作输液、止血和麻醉等辅助治疗手段；在金融去杠杆伤及实体经济之时，适时放松总需求政策来缓解并无不妥，不能简单理解为“放水”或者是政策转向。
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通过对上述比喻作进一步引申来说明。金融去杠杆的大手术不能停，但是方案要迁就更加全面和完善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毕竟，手术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切除肿瘤那么简单，而是要恢复器官的功能，甚至还要进一步增强器官的功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需要适时介入，但总需求管理只是辅助，不能指望用总需求管理来代替改革，或者说用输液等手段来代替手术。这就是本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谓“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之意涵所在，也印证了笔者此前关于我国经济并未明显偏离潜在增长水平的判断。也就是说，我国当前经济问题的症结并不是要用总需求管理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将经济拉回潜在增长水平，而是要通过改革来解决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从而提升和扩展增长潜力。
竞争中性问题
何为结构性问题？何为体制性问题？目前，最突出的是所谓竞争中性问题，即政府行为不应该给任何实际的或潜在的市场参与者带来任何“不当的竞争优势”。然而，在我国，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不管在融资方面，还是在管理和销售的各个环节，都比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具有优势。
从前面已述及的非金融上市公司资产规模五分位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到，企业资产规模越小，其资产负债率就越低，说明融资能力就越差。从财务费用看，上市公司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财务费用率长期高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但在2009年之后，出现了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财务费用率和资产负债率同时下降的现象。究其原因，2009年之前的财务费用率高企，是“融资贵”的问题；2009年之后财务费用率和资产负债率的同时下降，是“融资难”的问题，即财务费用下降是因为负债下降，根本借不到钱。
除了融资难、融资贵，2018年企业抱怨较多的还有税收、社保追缴和环保督察等造成的负担。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企业的成本费用上升。上市公司数据显示，其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规模企业造成的影响也是非中性的。从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看，国有企业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大型企业明显低于中小企业。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金融去杠杆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最终目标已经不是单纯定位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而是包含了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更广泛的宗旨。金融去杠杆的实质是治理和规范影子银行体系，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对我国金融业和金融体系的全面改革。
201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工作的五个规律性认识，第四条是必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针对性主动引导市场预期。当前经济领域的一个最大社会关切，即为上述竞争中性问题，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2019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强调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有效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指出，要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并且，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商业银行对这些政策多少存有疑虑，因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确实经营风险大、坏账率高。不过，从宏观层面考虑，这些政策可以看作竞争中性原则真正确立之前的权宜之计。首先是纠偏，即纠正政策实施过程中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不公正和歧视，不要让这些企业在经济周期波动中遭受更大冲击。其次是补偿，即有些政策很难在实施过程中兼顾竞争中性，已经对弱势企业造成伤害，需要事后用其他政策进行补偿。另外，在舆论关注较多的情况下，这些措施也可以稳定预期，从而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
当然，改革不能寄望于权宜之计，而是要切实推进长期的结构和体制机制变革。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培育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大型交易所、区域性股权市场、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等，结合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最终满足实体经济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需求。这是解决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根本之道。
其次，政府部门要积极转变职能，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打破对国有企业的政策倾斜和隐性担保，最终实现真正的竞争中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晓晶团队近期的研究指出，体制性因素是中国债务高悬的根本原因。这一体制性因素可概括为国有企业的结构性优势、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与软预算约束、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以及中央政府的最后兜底。这种“四位一体”模式是发展型政府的典型特征，它在实现经济赶超的同时也导致了债务高悬和风险积聚。因此，需要破除政府兜底幻觉，强化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确立信贷资源配置的竞争中性原则。
最后，要积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加强监管协调，坚持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行为监管两手抓、两手都硬、两手协调配合，警惕以金融创新为名的各种金融乱象，积极保护投资者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