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明白，许多非国家行动方在国际政策决定方面比许多主权国家更有影响力。没人会怀疑跨国大公司和恐怖组织所能掀起的冲击，不管是好是坏。但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的作用比通常认为的还要打，为什么会如此？值得探索。
根据最新统计，大约有40 000个非政府组织（NGO）为国际性组织，绝大多数主要专注于卫生、教育、福利、经济、产业、能源、环境、人权、社会政策以及治理和发展相关问题。主要专注于和平和安全问题的NGO要少得多（大概只有几百家），不过一些主要专注于人权的组织，比如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和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在这方面也很活跃。
寻求影响对外政策的NGO总是被不太友好地称为“思想者”（thinker）、“谈话者”（talker）和“实干者”（doer）。换句话说，他们总是纯粹的智库、研究机构和政策论坛（比如伦敦的漆咸楼（Chatham House）、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华盛顿的布鲁金斯研究所）；几乎完全专注于倡议活动的组织（比如人权观察组织、“够了”（Enough）组织、科尼2012（Kony 2012）组织、全球无核（Global Zero）组织）；以及基于实地的有理有据有节地运作的组织，它们向调停人那样活动，参与能力和信心建设（比如圣艾志德（Sant’Egidio）的寻找共同基础（Search for Common Ground）组织和独立外交（Independent Diplomat）组织）。
与我关系最紧密、时间也最长的组织是国际危机集团（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ICG），它是罕见的集三类于一身的组织。它和大部分运作组织一样基于实地，这一点与智库和倡议组织不同。它又如政策导向的智库那样专注于分析环球复杂冲突和潜在冲突，指出可行解决方案。它宣传采取这些方案，但较少通过草根，而是直接与高层决策者联系。
衡量INGO对政策结果的影响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艺术。最成功的INGO，比如人权观察组织、国际特赦组织和ICG在决策者中间出镜率极高，并且炮制不时成为争论论据的分析和观点——不管是否获得公开承认。人们感到他们改变结果，这通常体现在它们的筹资能力中，不管资金来自政府还是私人部门。
这样的组织怎样才能成功并保持成功？作为政府内部人士和INGO外部人士，我个人的经验多在于和平和安全领域，但我认为我的经验是一般化的。有四个关键标准：
首先，INGO必须带来价值，满足目前未完全满足或完全未满足的需要。比如，ICG创始人所看到的主要的未满足需要是为了安全和预算原因补充政府的日益无能，开发关于冲突区到底在发生什么的准确图景。媒体开源报告和评论对于填补这方面空白贡献甚微，以为内资源短缺，特别是高质量印刷媒体的短缺，长期以来都在制约对敏感和困难局面的国际报道。
其次，成功的INGO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使命明确。最成功的INGO总是那些找到明确利基并坚持不懈者。当国际特赦组织将其注意力扩展从国际政治和公民权利扩展到全方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时，在方向上和影响上迷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弄混INGO使命的最危险的诱惑情形是给钱让你从事并非核心业务的项目或你没有现成内行专业知识的项目。在这样的情形中，资源的流失和稀释以及专注力的丧失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
第三，INGO需要有真正的独立性。任何从事顾问业务的INGO如履薄冰地免受既得利益影响，并要树立这样的形象。一些组织，比如人权观擦组织，通过拒绝任何政府资金解决这一问题。ICG并不如此，但它毫无例外地坚持说必须说的话，而在实践中，政府有惊人的具体批评忍受力，只要批评有理有据。
为了得到认真对待，至少是得到政府决策者的认真对待，成功的INGO必须满足的最后一项标准是完全的专业化。如果你想在政府的地盘和它们会面，你所提供的产品在研究的深度和精度以及展示方式上必须是政府要人所习惯和要求的。而你的管理——财务、人事和治理方面——必须保持全球最佳水平。
最好的INGO能快速建立强大的名誉，坚决地维护名誉，并在决策中产生真正的影响力。但它们运作于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如果被认为不再满足真正的需要、不再保持犀利的专注力，或不再毫不妥协地坚持独立性和专业化，它们就会很快成为明日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