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时代根本特征看中国和美国
现时代的根本特征之一，是世界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世界历史进入了“太平洋时代”。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整个意蕴尚处于隐秘状态，还远没有充分地显现出来。要想了解未来世界的大致走向，就必须更深入研究和认识“中国和美国”。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比这个题目更重要的了。
普遍历史与时代特征
1789年5月，德国青年诗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在耶拿大学开设了一个讲座。德国各地的许多大学生慕名而来，以至于先前安排的教室显得太过狭小，根本容不下众多热情的学子，校方不得不重新换了一个更大的教室。席勒所讲的题目是：“什么是普遍历史？为什么要研究普遍历史？”
“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的观念并非席勒首创，而是由康德提出的。康德于1784年发表论文《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提出历史研究不应仅限于过去曾发生过的某些特殊的现象，而是应思考人类总的发展进程，探测历史合理的发展规律。康德还提出了一个设想，认为历史自身或许存在着某种目的，“一项大自然的计划”，投射到现在之外，照亮未来。
席勒当时不仅是声名卓著的诗人，也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席勒追随康德，提倡研究普遍历史。他在讲座中谈到，前人留下的历史文献并非都是可以信赖的，前人留下的历史遗迹也往往残缺不全，如果仅靠钻研“枯骨般赤裸裸的事实”，只能成为“尽可能狭隘的专家”，“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他赞同康德的观点，认为应研究“全部的历史”，观察事实之间的联系，探测历史过程的大规模节奏。但他也改进了康德的观点，认为历史进步的目标不在于未来，而在于现在。席勒明确地提出，普遍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表明现在，现在的社会制度、经济、法律、宗教、语言、艺术等，凡此种种，究竟是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
康德的学生费希特，是专业的哲学家，同样也发展了普遍历史的观念，倡导全面地研究历史。但在历史研究目的问题上，费希特同意席勒的意见，认为“现在”是以往历史发展的各条线索所汇聚的焦点。1806年，费希特在柏林大学开设讲座，题为“现时代的根本特点”。费希特提出，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历史时期，“从现在的观点观看过去，从自己的观点观看其他的国家和文明”。费希特提出，历史的每个时期，都各有自己的特点渗透到它的生活的每个细节里面去，每个时代都是一个单一的观念或概念的具体体现，“没有一个时代是和任何一个别的时代完全相同的，同一的口号和同一的论据，会因为时代之变迁而具有很不相同的意义。”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分析自己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的特点，表明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以及其他特点是怎样从它们里面得出来的。费希特提出的“时代特征”这一历史观念，在过去200余年来，一直牢牢主宰着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每当一个新时期来临时，人们总是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概念，用来表现新时代的特征。
历史终结与文明冲突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在西方较有影响的包括“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1992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新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提出“历史终结论”。福山也是康德“普遍历史”观念的追随者，同时还接受了康德的“历史有自身目的”的观念。他认为，人类思想的历史，将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而终结。他还宣称，美国模式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极目标和最高阶段，是最完善的国家管理制度，未来世界将统一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旗帜之下，有望走向持久的和平，各国也将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和平红利”。
有一种人落后于自己的时代，另一种人已经走得超过了自己的时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多地属于历史哲学问题，似乎超越了当今的时代。而在现实政治意义上，似乎又显得落后于当今的时代。过去一些年来，随着美国不断地发动和卷入新的冲突，很多人都认为“历史终结论”已濒于破产的境地。
相较之下，塞缪尔·亨廷顿在1996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似乎更接近于“现在”的时代特征。
亨廷顿认为，后“冷战”时期，“民族国家仍将继续在世界事务中挑大梁，但是全球政治的重大冲突会发生在不同文化体系的国家与团体之间。”“在新世界中，冲突的主要根源不会是意识形态或经济。人类之间的分裂隔阂与首要冲突，根源在于文明。”“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壁垒分明的文明界线，将会是未来世代的战线。”
亨廷顿认为，西方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西方文明日益强大，并抵御其他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亨廷顿这些大胆突兀的论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同时也遭遇到了更为强烈的阻击。国际上许多政治家和学者感到极度不安，很多人抨击亨廷顿，说他散布这样的论点是不道德的，国际社会应努力防止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强调寻求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共同点。
尽管“文明冲突论”潜藏着巨大危险性，但背地里仍颇为流行。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在西方一些人眼中，亨廷顿的这一理论简直就是高瞻远瞩之见。学术与政治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学术总是试图领导政治，但更多的时候是为政治所用。西方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利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国际恐怖主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近两年来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都归咎于伊斯兰教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从而为其军事干预和政治介入中东地区提供合法性。近年来，西方一些政治家对中国的崛起甚为惶恐，宣称应联合全世界一切反对中国的势力，组成“神圣联盟”以共同“遏制中国”，而“文明冲突论”也是其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任何一种理论或观念是否真正有价值，不在于其是否有危险性，而在于其是否正确。已故的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生前曾多次撰文批判亨廷顿，指出亨廷顿的观点是建立在“文明认同”这个模糊的概念之上的，而文明的本质在于多元性，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彼此相互尊重，而不是“认同”。
萨义德对文明的解释，深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关于文明的思想精髓。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一书中，对文明这个概念有过很细致的阐释：“文明”（civilizations）一词最早是在1732年左右出现在法国，原本是一个法律用语，即一种对刑事犯罪进行民事（civil）诉讼的判决，指称“正义”，与野蛮状态相对立。这个词在1772年之前传到了英国，取代了英文的“教养”（civility）。1819年前后，“文明”一词开始被用作复数，具有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新意，用来指一个时期或一个集体生活所共有的各种特征。布罗代尔说，“文明”的确切含义，指某种为所有文明共享却不可均分的东西，即人类的共同遗产，如火的使用、文字、算术、种植和饲养等等。
布罗代尔还指出，文明本身始终是活跃的、不断变动的。“每一种名副其实的文明，都像经济那样，有其自身的结构和节奏，存在着波动和趋势，而且无论范围大小，总能在地图上找到它的坐标。”各种文明都在不停地借鉴它们所邻近的文明，“乍看之下，都更像一个铁路货场，在不断地接受和发送包罗万象的货物。”然而，每一种名副其实的文明，通常都不肯接受那种质疑它自身的任何深层结构的文化革新，都会拒绝和排斥某些东西。“它围绕自身所挖掘的壕沟，它所赖以维持其独立状态的、性质尚不明确的领域，正像它的正面价值一样独特。”
真正的文明之间应相互尊重。尊重是双向的，而“认同”只能是单向的。如果强迫一种文明单方面地“认同”另一种文明，势必会导致二者之间的冲突。如果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有自行瓦解的倾向，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却有自我实现的倾向。由此观之，“文明冲突论”的确是那种既极端错误又极端有害的理论。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文明冲突”都不可能是真正能够用做表述时代特征的概念。
总体史观与大历史
布罗代尔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历史学家，是康德、希勒和费希特的“普遍历史”观念的传承者。布罗代尔将他的历史观称为“总体史观”，黄仁宇先生称之为“大历史”，反映了历史学传统的继承、选择与摒弃，对当代历史学研究影响至为巨大。黄仁宇先生深受总体史观的浸染，强调要走出中国传统史学狭窄的界限，“放宽历史的视界”，从世界历史运动过程来看中国的“大历史”。
作为专业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身体力行，埋首于浩繁的史料之中，呕心沥血，钩沉索隐，写出了多部历史巨著。其中，《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最著名的两部。这两部著作深入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叙述了今天这个世界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
柏拉图曾说过，方法决定结论。研究任何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其所运用的方法。布罗代尔不是直接地去探讨资本主义，而是首先从地理环境出发。“地理决定历史”这个命题，凝聚了布罗代尔总体史观的精髓。布罗代尔主张，历史研究应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地理时间的历史，也称长时段的历史，一般以百年为段的地质学时间概念，来考察在相当时间内起到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格局和气候变迁等。从这种地理环境出发，探讨人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史，探讨人的日常生活。“这种历史是几乎静止的历史，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
第二个层次是人文时间或社会时间的历史，也称中时段的历史、“社会史”、“群体和集团史”。中时段的历史具有局势性的特点，如社会制度、人口增长、资本形成、利率波动等等。在这个层次上应探讨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物质生活，探讨与普通人生活相关的交换制度、市场制度、市场经济和社会形态。这种历史在节奏缓慢的、几乎静止的环境历史之上，蕴含着最巨大的能量，如同深海中的暗流，掀动着整个社会的生活。
第三个层次是个别时间的历史，这是总体历史研究过程的最后阶段，也是传统历史的部分。这种历史不是整个人类巨大规模的历史，而是微观、个人规模的历史，是超出普通人日常生活之上、以少数大商人经营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然而，这也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最危险的历史。”但它们对历史的深层而言，只是“蜻蜓点水”。换言之，从总体历史来看，人们通常最为看重的各种政治和军事冲突，仅仅是世界文明长期发展中的“一个个小小的波澜而已”。
布罗代尔认为，在总体历史中，个别的历史事件是瞬间即逝的尘埃，“它们像短暂的闪光那样穿过历史。它们刚刚产生，旋即返回黑暗中，并且往往被人遗忘。”但是，绝不能因此就认为历史事件无足轻重，相反，正是因为有了政治经济军事冲突，人们才可以研究历史。“每个历史事件历时无论多么短暂，都会带来证据，照亮历史的某个角落，有时还照亮历史的某个广阔的深景。”“没有这些证据，就往往不可能看清事物。”由此可见，历史自身的内在特性，决定了其不同时段必然只能由历史事件来划分，而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世界发展的进程，也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因而往往是历史的转折点。许多迹象都表明，今天的世界正处在这样的转折点上。
世界体系与“外围中心论”
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观和长时段历史研究法，已成为当代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主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承袭了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观，但同时也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在其所著的《现代世界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体系》和《历史资本主义》等著作中，试图用“世界体系”这一概念解释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构成成分和运行规律。简而言之，“世界体系”理论包含三大部分：
其一，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从总体史观来看，人类历史虽然包含着不同的部落、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但这些历史不是孤立地发展的，而是相互联系着发展和演变的，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古代具有“世界性的”经济体系都形成了具有统一的政治体系的帝国，如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和中华帝国等等，而现代世界体系则采取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式，也就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由资本的无限积累的冲动所支配的。世界经济体系也是现代唯一的社会体系，这种体系起源于15世纪后期的欧洲，其历史性标志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在最初时期，这一体系只是包括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和美洲的一部分地区，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一体系逐步向外扩张，并将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等地区一个接一个地卷入进来。直到19世纪后半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最终也被卷入了这一体系。自此以后，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成为真正的、覆盖全球的世界体系。
其二，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内部结构。任何体系性的事物，总是具有一定的结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以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为基础建立的，由于分工角色的不同，某些地区成为中心，其他地区则成为边缘区或半边缘区。从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今天的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均属于边缘区或半边缘区，处于这个体系的外围。而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正以这种“中心外围”关系来支配着，这一体系的运行机制及内部的交换方式是不平等的，总剩余的一部分从边缘或外围地区向中心转移，因而中心和外围之间关系始终是紧张的、不稳定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绝妙之处在于，它将其不平等的交换方式掩盖得如此严密，以至于即使它的公开的敌人，也只是在这一机制运行500年之后，才开始系统地剖析它的真面目。
其三，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矛盾。这一体系内在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一系列周期性的波动和危机，最重要的有两种：一种是50至60年为周期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另一种是以100至150年为周期的政治霸权的波动。随着周期的波动，这一体系内的资本积累和权力的中心也逐渐有规律地发生地理上的转移，并导致维持世界秩序的霸权的更迭和控制方法的变换。
由上观之，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既承袭了布罗代尔的历史研究成果，同时，也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内容。可以说，“世界体系”理论是由布罗代尔和马克思这两位巨人支撑起来的。
“欧洲中心论”与“亚洲中心论”
“世界体系”这一概念源于17世纪天体学，开普勒于1619年发表了《世界的和谐》，伽利略于1633年写成一部题为《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的科学著作，所阐释的都是太阳系诸星体的运行规律。
西方思想传统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强调等级制体系。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有这样一段特别重要的哲学思想：太阳赋予可见事物以可见性、生命力、生长和发展，在自然界可见事物等级体系里是最高的。如此高贵的一颗恒星，不可能围绕地球旋转，它唯一合适的地方，就是宇宙的中心。这一伟大的思想，曾经为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提供了不尽的思想灵感。
同时，这一思想对西方的社会学领域也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学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欧洲视为文明的中心，蔑视东方这个人类一切伟大的宗教和文化的摇篮。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显然是以欧洲为中心展开的。自通往亚洲和美洲的新航路开辟以来，尤其是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欧洲人一直自以为占据着世界的中心。
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从欧洲这个中心出发的、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也是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其他的一切民族都是单向地接受从欧洲中心发出的强力辐射。
过去一些年里，“欧洲中心论”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几年前去世的贡德尔·弗兰克（Gunder Frank）与沃勒斯坦一样，既是布罗代尔总体史观的倡导者，也倡导“世界体系”论。但他的“世界体系”跨度的时间更长，不是500年的体系，而是5000年的体系。这样，便否定了“欧洲中心论”，取而代之的是“亚洲中心论”，在社会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弗兰克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他在1998年发表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他的“亚洲世界体系”的概念，也称“白银体系”。放在5000年历史的长河里，弗兰克的观点是有充分依据的：不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而是世界造就了欧洲；世界比欧洲更重要，欧洲只是世界果壳中的欧洲。弗兰克认为，今天的世界体系可以追溯到5000年以前，和5000年前是同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是由亚洲在很早的时期就转动起来了，欧洲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只是这个亚洲世界体系的边缘。弗兰克的理论极具冲击力，不是动摇，而是彻底地否定了“欧洲中心论”和“欧洲决定论”。
从公元前3000年有记录的历史开始，直到罗马帝国的崛起，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欧洲一直附属于亚洲，在这一点上是没有疑问的。西方历史学家早在19世纪便大体上弄清了犹太教、基督教、希腊的科学和文明，都出自于古代的东方文明，它们同后来的伊斯兰教同出一源。公元前1世纪，中国的丝绸便传到了罗马。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欧洲也一直受到东方财富的强力吸引。老普林尼就惊叹道：“现在人们开始从大地的一端穿行到另一端，而这又仅仅是为了罗马的一名贵妇人，让她能够在透明的罗纱之下，卖弄其女色之美。”为了得到珍贵的丝绸，罗马必须向亚洲输送羊毛织物、平纹布、金属、玻璃、琥珀、珊瑚和树脂。
罗马帝国崩溃后，伊斯兰教在西亚地区兴起，世界的重心又回到了亚洲。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使身处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和冲突要津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繁荣起来。13世纪初，蒙古人从草原深处崛起，横扫欧亚大陆，打通了贯穿南欧、中亚和中国的商道。由于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发达，世界各地的金钱通过各种渠道纷纷流入威尼斯等城市国家。这些城市并且拥有很强的海军力量，控制了地中海的贸易。到15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开始崛起时，只能寻找其他通往中国和印度的航线。
弗兰克指明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哥伦布1492年的远航，并不是去发现新大陆，而是受到亚洲财富的吸引，去探索通往中国和印度的新航道。这也充分说明，在1500年以前，世界已经存在一个世界体系，并对相距辽远的人们都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海上强国与陆上大国
尽管存有很多争议，但“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框架仍很重要，对于研究当代世界政治经济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实际展开的过程，考察现代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探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是如何把其他各个地区编织到一个共同的、互相联系的不平等的体系之中的。
此外，借助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哪些地区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哪些地区处于体系的边缘状态或半边缘状态，更加准确地衡量它们之间的相对地位和相互关系。
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和古希腊时期。早在欧亚大陆刚刚出现农业国家和游牧民族国家之时，地中海沿岸就出现了最早的海上强国，它们是由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和城市手工业者建立的。海上贸易者是从渔民演变而来的，他们和草原上的牧人一样，既从事贸易，也从事劫掠。在抢劫财物的同时，还贩卖奴隶。和牧人一样，对于古代的海员来说，劫掠并不是什么犯罪行为，而是一种备受尊重的高尚行业。荷马史诗中的那些英雄人物，从阿喀琉斯到奥德修斯，几乎都是大肆劫掠的强盗。
与游移不定的牧人不同，海上贸易者在港口建立了城市，有发达的手工业，有高超的建筑、造船和冶炼技术。海上强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也比牧人国家发达，很早就在科学、哲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谈到了威尼斯的起源。著名的匈奴王阿提拉侵掠罗马帝国时，一些城市和农村的居民纷纷躲避到威尼斯这个荒芜的海滩定居下来，慢慢地便形成了这个城市。到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威尼斯已经是一个海上商业强国了。
海上贸易者四处航行，需要强壮的体格。但凡了解13世纪马可·波罗父子经历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是些非凡的人。海上航行也要求极高的组织纪律性，这使得海员们往往比陆地上一般的居民更有战斗力。他们需要到处建立殖民地、居住点和货栈，因而比其他民族更加重视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情报，也能更多地了解远方民族的人文地理情况。
意大利半岛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市国家，是近代第一批海上强国。在15世纪以前的欧洲大陆，教会和贵族阶级牢牢地控制着各国政府，控制着整个社会生活。而在意大利的这些城市国家，商人和银行家作为一个群体迅速兴起，同旧势力既相抗衡，又相互结合，共同分享国家权力，控制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军事、制度、人口、政治、技术或其他方面的资源。他们在最大限度地影响着政府政策的同时，也探求一些文化上的东西。他们成群结队地去希腊和罗马等地旅游访古，出高价搜罗文物和古籍，资助文学家和艺术家，是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最有力的推动者。
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市国家衰落之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也都是海上强国。从15世纪直到19世纪，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由这些海上强国所主导的。海上强国通常是短命的，除政治和经济制度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土狭窄，人口较少，缺乏战略纵深。
威尼斯和荷兰是典型的例子，它们很难抵御新兴起的强国。事实上，早期的海上强国，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都称不上是霸权国家。从世界历史上看，只有英国实现了海上霸权。它的顶峰是在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后半叶，随着美国、德国和俄罗斯等陆上大国的崛起，它的霸权时代也就宣告终结了，世界历史迎来了新的陆上大国时代。
力量转移与转折时期
科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事实的充分观察，从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而铲除那些根深蒂固的、与人的整个心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迷信思想。
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如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之所以得到世人最高的尊重，是因为他们综合了以往最杰出的科学思想，并用之预测世界历史的“结局”，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
许多历史学家卓越的研究都表明，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产生以来，人类进步的历史进程大体上是相似的。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是站在同一条文明阶梯的不同台阶上，从低处向高处迈进。每前进一步，都会积累新的力量和潜力，成为向更高台阶迈进的基础。推动这种进步的最深刻的根基，始终是在经济领域，但政治制度方面的突破性进展，有时也会促成跃进，从而取得超越性的发展。
欧洲海上强国崛起的起始点在1500年左右，自此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欧洲在技术、文化和政治领域进入了一个向上的时期。而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亚洲大陆国家，自古以来就以自然经济为主，工商业不发达。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后，西欧海上强国控制着世界金融和贸易，在军事和文化上有明显的优势，东方的衰落也是无可避免的。
尽管如此，在19世纪以前，中国和印度仍一直是世界最重要的生产中心。贡德尔·弗兰克认为，西方真正超过东方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伦敦在1850年取代北京，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此时，西方的总体经济规模，也超过了世界经济的一半以上。
但亚洲衰落的起始点，还可再向前推到1750年左右，这时英国已在酝酿着工业革命。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印度和奥斯曼帝国，都普遍陷入了经济停滞和政治危机。自此之后，东西方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都加快了速度，只是方向不同。西方加速崛起，东方加速衰落。印度和奥斯曼帝国都在18世纪末开始衰落，中国则是在19世纪初开始急剧失序，鸦片贸易和白银外流动摇了整个经济体系。中国的衰败过程持续了近100年，直到1912年清王朝的土崩瓦解。
布罗代尔说过：“当文明之间发生冲突时，它们的屈服仅仅是暂时的。”今天，中国已经恢复了陆上大国的地位，世界政治经济力量也随之发生了新的转移。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取代了美国，成为遥远的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预计在不是很遥远的将来，中国将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尽管有人认为，中国取得的这些成就的进度超出了预计，因而也可能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但都无法否认这是现代世界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是一项了不起的、奇迹般的成就。中国崛起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俄罗斯、印度、巴西、土耳其等一批曾衰落的陆上大国，也都在重新崛起。
经济力量的变动和转移，往往会直接反映到政治力量方面。由于政治因素更为灵动、更为敏感，一些政治公式，如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等等，便往往可以用来作为衡量这种力量转移的先导指标。国家间交涉中彼此的嚣张程度、退让分寸，乃至政治家之间的握手力度，也都可以用来测量这种力量的变动。
很多事实都反映了西方对国际政治事务控制力被大为削弱，包括“20国集团”正在取代“7国集团”和“8国集团”，成为讨论全球政策协调的关键性论坛。在美国和欧洲，越来越多的人士也在更多地强调要加强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合作。
世界力量转移本身也是一种需要说明的现象，因为这意味着当前的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或者说是一个转折时期。历史上任何这样一个时期，都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机会。因为这其中涉及到对一个基本问题的准确判断：这一趋势究竟会维持下去，还是会适时终止，乃至再度发生转折。辨别、引导和阐明整个历史进程，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历史本身也并不能直接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具有无与伦比的穿透力，他对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和运动规律的阐释，比任何人都更为精辟、有力。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自始至终是一种扩张性的制度，是一种“全球性的制度”。无论它是怎样形成的，根植在哪里，它总是要破坏束缚它的桎梏，清除自己道路上的障碍，试图战胜一切先前的生产方式，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在社会中争得统治地位。
资本之所以会无休止地向外扩张，有两个永久性因素：一个是它产生的经常性的危机，另一个则是从外部取得更大利润的可能性。由于资本的扩张始终面临着地理上的障碍和政治上的抵抗，因而需要国家充当通道、媒介和代理人。这样，在国际范围内，资本的利益便直接地、迅速地以国家政策的形式而表现出来。资本扩张所产生的各种对抗，也因此采取国家之间冲突的形式，甚至采取整个民族之间冲突的形式。
马克思的这段话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与美国”这个课题。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世界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心已经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太平洋。世界历史进入了“太平洋时代”，成为现时代的根本特征之一。
马克思的语法也永远具有时代的穿透性，借用《共产党宣言》开篇一句话：为了对这个古老东方大国崛起的“幽灵”进行围剿，非得将一切反动势力都联合起来，组成神圣的联盟不可。
美国战略东移与中国崛起相互纠缠在一起，但这两个进程的起点和内在逻辑都不同。历史大河的运动方向变幻难测，这二者之间相互可能会起阻碍的作用，也可能会起到加速的作用。
就目前情形而言，还很难对这一问题做出一个清晰明确的解释。但这至少也可以提醒我们：目前我们所处的这种时期，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中国能够在这个时期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证明中国过去经历的所有的年代都不是白白度过的，正是很多代人经过斗争、遭受苦难、英勇奋斗和坚持努力，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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