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眼里，中东政治再一次吸引了他们的眼球。伊朗的理论毛拉批准了鲁哈尼的当选，后者在作为当选总统的第一次演讲中声称自己的胜利是“智慧、克制和了解狂热和坏行为的胜利”。
伊朗人民显然对大部分人支持的候选人（压倒六名强硬派候选人）获胜感到惊喜，他们涌上街头，欢呼“人民”的胜利。平心而论，这是一场精心控制的选举：所有可能在事实上挑战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权威的候选人都被剔除了。但是，在如此这般限制之内，政府仍允许人民用选票说话。
在隔壁的土耳其——西方最喜欢的伊斯兰民主国家——总理埃尔多安使用推土机、催泪弹、水炮和橡皮子弹清理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和盖兹公园（Gezi Park）上不向他的意志低头的和平示威群众。埃尔多安的政府理论是这样的：因为他是仍然支持他的大多数土耳其人选出来的，所以任何反对他的人不是恐怖分子，就是邪恶外国势力的走狗。他不能接受合法的反对，也不能接受今天的多数可能是明天的少数、游戏规则必须让多数和少数都能发声的思想。
四年前，几十万年轻伊朗人涌向德黑兰街头反对内贾德连任总统，伊朗政府朝他们开了枪。示威遭到了残酷镇压，参与者被逮捕、入狱并且据说遭到了强暴和虐待，不但让伊朗政权在国内斯文扫地，也让千百万中东和北非阿拉伯青年感到失望，很快他们就奋起要求自己的社会和政治权利。
同样是对于这群人，埃尔多安曾经是个英雄。2011年9月，他出访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把他的正义和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发展成了穆斯林世界的欧洲基督民主（Christian Democratic）党，将经济增长、反腐败政策和自由选举相结合。
如今，埃尔多安政府与阿拉伯青年奋起反抗的政府已经别无二致，它针对记者，指责投机者“高利率游说团”妄图伤害土耳其经济。他还援引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书中的某页，不但把示威者妖魔化，也不放过为他们提供治疗和住宿的医务人员和旅馆经营者。
土耳其当然不是伊朗，反之亦然。但比较两国的最新形势所得出的教训放之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而皆准。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至少名义上大谈民主的世界，“人民”的声音至关重要。它能授予某种绝不可能通过暴力获得的、能充当投资和增长最有力保障的合法性。
当然，“人民”从来不是单一的：他们的忠诚时刻变化着，他们极易受到煽动，他们经常因反对而集结，因禁制令而解散。尽管如此，大批人民仍愿意站起来（或静坐着）争取发声的权利，即使暴力镇压随时可能出现也在所不惜，这不啻于向同志和全世界宣告有些东西大错特错了。
哈梅内伊及其伊朗伊斯兰革命捍卫者同志能安然度过2009年政治风暴，但他们的合法权力外衣已开始剥落。饶有矛盾意味的是，鲁哈尼的当选将强化他们的政治手腕。而尽管埃尔多安极有可能迫使示威的幽灵回到瓶中，他的权力将在下一次大选前大大削弱。
伊朗和土耳其近几年局势的第二个教训是，中东和北非的各国政府脱离了独裁和神权，涌向各种有管理的民主。没有一个国家够资格称得上完全的自由民主，即结合了自由公平的选举和宪法对全体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的政治制度。
长期以来，伊朗一直可称为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家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所谓的“不自由的民主”。至于土耳其，它似乎走曾在通往自由民主的路上，尽管很多人指责埃尔多安逮捕记者和将军；而如今，全世界都看到它在开倒车。
最后一个教训是，对安全政府的考验是它是否能批评，甚至是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埃尔多安，他似乎因为人民对他的冒失批评而大发雷霆。
在埃尔多安摆出姿态，要与关心盖兹公园命运的示威者达成妥协后（最初导致游行爆发的乃是盖兹公园的拆迁计划），我的一位Twitter粉丝表示对结果很满意，并说示威者现在应该回家了，因为“三个星期已经够了。”但够什么了？
别忘了，2011年爆发于曼哈顿的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维持了整整两个月。纽约市官最终取缔了示威，但主要是为了健康和卫生以及周边社区居民的相关投诉考虑。在示威开始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纽约市张布隆伯格说：“人民有示威的自由，如果他们想示威，我们会很高兴地确保他们有地方这样做。”
与此同时，在叙利亚，“人民”奋起示威了，被开枪镇压了，拿起武器了，被操纵了，然后开始了伤害日深的宗派杀戮和报复循环。伊朗和土耳其都没有走到这一步。尽管如此，和平示威、诉讼、政治谈判、妥协以及最后举行新大选能让土伊两国——以及该地区内外的其他许多国家——获得远远优于两国领导人当前所采取的化解内部紧张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