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前合同工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爆料打击了美国的道德霸权。美国将不再有资格批评那些将公民自由置于国家利益之下的政府。但美国政界对斯诺登的爆料保持沉默，有可能使美国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美国真正的爱国者会疑惑：美国是否已丧失了一种关键的警觉意识、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急需重新唤起民众对理想的热情？
斯诺登爆料凸显出的道德问题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外国人和美国人的人权被区分对待，这种区分是站不住脚的。让我们姑且接受这种说法：美国会保护自己的公民不受监控，这种保护只在极少情况下被打破。让我们也接受另外一种说法：政府会把本国公民的利益置于其他国家公民的利益之上。这种论点隐含了一个似乎没有受到多少质疑的前提：美国可以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侵犯其他国家公民的隐私权。这使得其他国家的民主政府在本国范围内为本国公民提供的任何保护都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反正都可以实施监控，那么一名印度公民还有什么必要在国内与不受监管的监控做抗争？
有人可能会说，在战争时期或公共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此类权利的确会被暂停。但这种说法基于另一个假设：几乎每个人都对美国的安全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美国侵犯他人的权利不需要任何理由。那么，将这种假设与另一种支撑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张——施虐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发动无人机袭击等在道德上存在问题的手段，只要是在海外使用，都是可接受的——结合起来看，这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中在道德上最成问题的那一部分。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将其称为地缘政治道德：适用于“文明人”的规则在文明世界之外不适用。这引出第二个道德问题：支持这种方式铁定会导致道德霸权丧失。
第三点，围绕安全与自由的复杂辩论所依据的标准存在问题。与前两点一样，这一点也非常隐蔽。社会如何确定安全与自由之间怎样的平衡是可接受的？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行为的辩论之所以特殊，是因为美国对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标准，这是不应当的。众所周知，美国每年死于枪杀的人数达到2万人以上，然而安全与持枪权利之间平衡的结果，似乎一贯地忽视了社会安全方面的考虑。
最后一点，恐怖主义威胁诚然是一种不同的威胁，可能涉及意识形态问题。许多人可能会说，恐怖主义暴力活动之所以只造成了有限数量的伤亡，是因为我们把所有防范措施都用上了。这种观点是否正确还有待探讨，就算我们可以暂且认为它是正确的，是否还有别的我们不知道的活动在进行当中？一个社会为何在一个领域如此轻易地对安全问题视而不见，同时在另一个领域却对这个问题如此在乎？仅仅是因为被夸大的外国人的威胁使得我们更容易无视其他考虑吗？
与所有国家一样，美国也往往会因为对敌人的恐惧而忽视民众的其他权利。国家运用间谍和监控手段也是常见做法。但眼下这种局面有两点令人失望。第一点是，事实证明，美国著名的制度保障无法有力地要求监控者为无歧视的监控活动提供更充分的理由。第二点是，政界没有对这种监控表示反对。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时代受到指责的行为，在奥巴马(Barack Obama)时代却获得了原谅。
人们已不再通过政治渠道表达对自由的热情，这或许并非意外。这种热情的主要宣泄口是一些在道德上存在争议的人物，比如斯诺登、以及将机密文件泄露给维基解密(WikiLeaks)的美国士兵布拉德利•曼宁(Bradley Manning)。技术将为所有国家带来新的挑战。我们所处的世界并不像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间谍小说作家——译者注）的间谍小说，而是像那部主角为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探员的美剧《疑犯追踪》(Person of Interest)。在这个世界中，国家以防止民众受到伤害的名义公开宣称，它有权对民众实施监控。但恢复一种道德霸权主义，宣称美国人的权利更重要，其他地方的人无所谓，这并不是改变这种局面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