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银行最早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开始时是为了应对失业，促使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但迄今为止，其在西方国家也是一个小众产品，远没有被推广开来。
中国的时间银行最早在20世纪末的上海“登陆”，一开始就演变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举措之一，全国部分地区也先后进行过时间银行项目的尝试，但绝少有坚持五年以上的，多以失败而告终。近年来时间银行在上海又重新“登陆”，并试图借助移动互联网和区块链等新技术解决以往遇到的一些棘手问题。国家民政部也将时间银行纳入改革试点范围，全国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时间银行项目试点行列，呈现出一幅繁盛的景象。但在繁盛表象的背后，一些制约时间银行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却被悬置，这不免让笔者心存忧虑。
志愿服务不求回报，志愿服务使用者无须付费或偿还，而有偿服务则是需要付费或日后偿还的，志愿服务和有偿服务的运行逻辑完全不同。时间银行不是慈善组织，而是为不同类型群体搭建的一个服务平台，在服务供给与服务需求之间发挥穿针引线的作用，提供的是有偿服务。服务提供者接到时间银行指令，为其指定客户提供所需服务，同时将服务时间存入时间银行，获得时间货币，待自己需要时，用时间货币从时间银行换取所需服务。可见，时间银行所提供的是延期的“以服务易服务”。既然如此，我们必须用市场的逻辑而不是用公益的逻辑去运营时间银行。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在一开始引入时间银行时就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变成了“志愿服务+有偿服务”的混合体，并诱发出一系列问题。
银行有锚定物，有存款准备金，还有中央银行、银保监会的监管等，即便有如此多的预防措施，仍难以避免银行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破产倒闭，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就是典型的例子。而时间银行本质上是一种以时间作为交换媒介的交易系统，在交易形式方面时间银行是一个协作经济组织。时间银行从一开始就是没有任何抵押物的“纯信用产品”，属于标准的“空头支票”，存储的仅仅是服务时间凭证，提供的是与“以物易物”相类似的“以服务易服务”的信用服务。由于在时间银行存储的时间货币的兑付时间的不确定性，因此既不是现货，也不完全是期货，而是与银行活期存款相类似的活期“以服务易服务交易”，其持续运营与兑付取决于很多主客观因素。以往每当时间银行运营不下去时就不了了之，对政府与社会的公信力构成损害。如何保证其不出问题？真的出了问题又怎么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重点关注。
银行提供的多是无差别的产品与服务，交换媒介是无差别的货币。为了防范风险，银行在成立时不仅有注册资金，而且有存款准备金，此外，还有中央银行、银保监会等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到银行存款是无条件的，提取存款的限制也较少。而时间银行的储存与支取服务都是有条件的。例如，由于服务不可保存，因而到时间银行存入服务时间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找到需要接受此种服务的人，否则，即便有人愿意提供服务，由于缺少被服务对象的合作，也无法提供服务。二是接受服务者或者他人必须支付时间货币或现金。例如，如果要用时间货币去时间银行兑换服务，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找到愿意提供该种服务的人。可见，时间银行的服务存储与服务支取要比银行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此外，银行如果想停业，可以进行清算与赔付。而时间银行则不同：对个人而言，从为时间银行提供服务换取时间货币，到用时间货币去兑换服务，短则数天，长则数十年。对社会而言，时间银行服务的存储与提取是一个有起点而难有终点的过程，需要对时间银行进行清算，用剩余资产去支付全社会所积存的时间货币，当剩余资产不足时还需要时间银行的发起人埋单，时间银行方能终止与退出，否则会触发信用危机。
由于时间银行的存取服务难以计量，更难以进行标准化换算，因而时间银行的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简单地回到卡恩当初提出时间银行时的设想：“以当下一小时的服务换取未来同等时长的服务。”这样做的优点是以“时间”为锚定物，与以往的“金本位”类似，时间货币币值稳定，民众的剩余时间能够得到开发利用。但这样做同样存在巨大的兑换风险，其中最主要的兑换风险来自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服务时间的等量兑换是难以持续的。当时间货币兑付出现困难时，发起人必须通过购买市场服务来兑付。伴随着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服务费用也不断提高，因而时间银行同样可能面临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在少子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趋势下，要做到资产的保值增值会越来越困难。政府及其代言人在运营时间银行时将面临着服务成本上涨的巨大压力。如果打折兑付，势必会挫伤时间银行参与者的积极性。可见，与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市场服务相比，“以服务易服务”的时间银行的优越性可能远不如我们想象得那样大。
时间银行只能由实力雄厚、声誉卓著的组织来负责建立与运营。世界上有庞大的政府组织与市场组织，其中不乏声誉卓著的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也有声誉一般甚至很差的政府组织与市场组织，但我们鲜少看到庞大且声誉卓著的社会组织。考虑到时间银行的性质与特点，市场组织不会轻易介入时间银行的建立与运营，只能先由政府负责建立与运营，或者委托社会组织或市场组织建立与运营。但现实状况是：中国的时间银行多由社区居委会甚至社区社会组织建立与运营，而这些社会组织多异常弱小，甚至本身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即便真的富有热情，谁能保证这些组织能存在数十年？由于时间银行的建立与运营远远超出一般的社会组织的能力范围，故而在时间银行开办数年后面临越来越多服务兑付时多运营不下去而停办。而中国普遍的政治生态是，当这些组织变革甚至消失后，以往的承诺也难以兑现。
任何管理与服务都是有成本的，都需要有人为此埋单。银行的运营成本一般由运营收益支付。考虑到时间银行运营产品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相对较高的运营成本的支付渠道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时间银行收取的日后需要支付的服务费用，特别是积存服务费用滞留期间的投资增值收益；二是政府资金支持；三是公益捐赠。一般而言，时间银行开办时，政府要给予必要的启动资金；时间银行运营中则应坚持以服务费用增值收益为主，公益捐助为辅，政府资助兜底的原则。
银行结算的中介是货币，货币是一种标准化媒介。但时间银行结算的是服务，不同服务需要的专业知识和劳动强度不一样，劳动价值也有所区别，这样就涉及服务时间的换算标准问题。如果不考虑服务间的差异，时间银行的参与者可能只愿提供低级服务，而像看病、家庭教育等高级服务会供应不足。目前，多数时间银行也因为只按照服务时长进行计量，不考虑劳动差别，导致激励不足与“劣币驱逐良币”。如果考虑服务差异，劳动者薪酬是在市场中自发形成的，但时间银行存储与支取的服务则不同，服务核算与换算异常复杂，现阶段要制定一张科学、合理、统一的“服务标准时间换算表”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尽管可以事先对时间银行服务提供者进行必要的培训，但限于时间银行服务提供者的专业素养参差不齐以及成本制约因素等，培训内容也仅能涉及基本要求与注意事项等，基本不涉及专业内容。因此，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的质量与专业性较难把控，时间银行提供的多只能是大众化的日常生活类服务，如购物、洗衣、做饭、清洁、陪同就医等。
其一，服务业通常建立在一定的人口密度和服务密度基础之上，没有一定的人口密度与服务密度，服务业很难发展起来。因而，时间银行更可能在大城市生根，中小城市与乡村即使有心发展时间银行，客观条件也多不允许。
其二，不同时期服务的储存与兑付平衡，是时间银行自诞生时就必须面对的问题。时间银行平稳运营的影响因素很多，如参与时间银行服务的人口数量、服务时间、服务频率及其年龄间的均衡性等，其中，合理的人口结构是时间银行得以平稳运营的基础与前提条件。实际上，人口可持续是人类社会一切制度可持续的基础与前提条件，而人口可持续的基础与前提条件是妇女生育率必须维持在更替水平附近。而在低生育率与少子老龄化境况下，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都将难以为继，时间银行自然也不例外。
其三，现在有人效仿“银联”而试图建立“时联”，以期解决时间银行间的通存通兑问题。银行以标准化的无差别的货币作为结算媒介，而货币不受时空限制可以自由流动，因而银行间的通存通兑易如反掌。但时间银行存取的是服务，而服务具有地域性特点，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相距较近时服务交易才可达成，因而服务的地域间调配很难实现，时间银行间的通存通兑更难实现。中国目前有2000多个社会养老保险统筹体，其转移与接续至今困难重重。时间银行间的通存通兑将更加困难，特别当异地间转移兑付量差异较大时更是如此。
其四，在人口流动如此频繁的今天，既然时间银行间的通存通兑难以实现，那么当人离开本地时，储存在时间银行的时间货币理应用现金结算。进而言之，当时间银行支付发生困难时，政府理应托底埋单。此外，时间银行存储的时间货币能否继承与转让，也是时间银行设立时必须考虑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都会影响人们参与时间银行服务的热情。
其五，为了防范时间银行出现兑付风险，现在的普遍做法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供给侧加以限制。例如，对每个人在时间银行存储的时间进行限制。二是对需求端加以限制。例如，限制每个人时间银行服务享用时间。但这些都有违时间银行设立时的初衷。
其六，无偿服务可能会导致需求无限被放大，因而有偿服务才是时间银行风险防范与平稳运营的基础与前提条件。时间银行启动时，政府应该以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将政府托底服务特别是老年托底服务交由时间银行去做，为时间银行提供第一批客户，进而为时间银行提供资金支持。时间银行服务享用者必须支付等量的时间货币或与时间货币等价的货币，政府托底服务人员享用的时间银行基本服务则应由政府埋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有助于减轻政府监管的压力与成本，也有助于避免道德风险的出现。时间银行提供的服务价格建议控制在市场价格的70%~80%为宜，过低可能会导致时间银行服务供不应求，过高则可能会导致时间银行因服务价格优势不明显而无存在的必要。当然，时间银行直接向用户收取的服务费用，也存在一个监督管理与保值增值问题，要避免如时间银行实际掌控人携款潜逃等极端事情发生。
其七，20世纪末时间银行在上海率先“登陆”时既没有移动互联网，更没有区块链，供需之间的快速匹配难度较大，对运营过程的监管也较为困难。移动互联网与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为供需之间的快速匹配、运营过程的监督管理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大大提升了服务与监管效率。但移动互联网与区块链并不能解决“无中生有”的问题，服务只能依靠人去做，而不能通过移动互联网与区块链“制造出来”。换言之，移动互联网与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出现，仅仅使市场的供需匹配与凑合交易和监管更为有效，交易成本大大下降；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开发使用与维护不仅增加了较多的成本，也对使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而言之，银行发展遇到的所有问题，时间银行都会遇到，而银行发展遇不到的问题，时间银行也可能会遇到。运营时间银行，不仅要懂金融，而且要懂金融之外的许多东西，如消费心理与社会服务等。现在热衷于时间银行实践的人多热情有余，而思考不足。因此，时间银行在中国的实践，注定是崎岖曲折的循环往复，需要防范其在消费了人们的爱心与志愿服务精神后，只留下一地鸡毛。
概而言之，在构成养老服务体系的自我服务、家庭服务、社会服务与政府服务中，自我服务为基础，家庭服务为依托，社会服务为补充，政府服务为托底。时间银行实际上是社会服务的一种尝试，在养老服务体系构成中仅仅起补充作用。我们绝不能寄希望于时间银行去化解各种养老服务难题，更不能将其视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灵丹妙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