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自卑、自信、自负角度
独立以来，尤其是近百年来，拉美国家在探寻发展的道路上，可谓一波三折，它们既享受过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也遭受过代价惨重的“危机时刻”。辉煌也好，低潮也罢，在拉美国家发展历程中，我们在总能找到其“自卑”、“自信”甚至“自负”的影子。分析其原因，总结其经验，可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尽管拉美国家独立运动的高潮发生于19世纪20年代左右，但2010年仍是一个标志性时刻，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拉美国家迎来了独立200周年，因此很有必要回顾拉美国家发展历程中的不同阶段。
路径依赖的“自卑”发展
如果说拉美在发展进程中有过“自卑”表现，那么主要体现于其独立后至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的时期，也就是拉美国家实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的发展阶段。
或许人们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的300余年里，拉美国家一直处于殖民统治时期，而始于19世纪初期的独立运动带给拉美国家的应当是自信，怎么会是自卑呢？的确，拉美国家自独立起迎来了发展的新纪元，但是拉美国家纷纷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而经济文化上却依然处于依附地位，也就是说“形式上、表面上独立了，而依附情况则是更为深刻和更为重要的经历”。因此，19世纪的拉丁美洲也就有了“新殖民地”一说。
之所以认为拉美国家这一时期的发展表现出了自卑特征，也主要是指其发展模式与殖民地时期的发展经历形成“路径依赖”，致使其从经济上甚至文化思想上依然对原来的宗主国存在依附，从而无法完全自主地选择和决定自身的发展道路。笔者认为，在此阶段，拉美国家采取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就是“路径依赖”的直接体现。
按理说，由于拉美地区蕴藏大量的金银、储量巨大的矿产资源、丰富的农产品等良好的资源禀赋，所以在独立后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走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似乎顺理成章。但是，历史上优越的资源禀赋带给拉美的却是“丰饶的困难”以及300余年漫长的殖民统治。当初，西班牙殖民者到达美洲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地的金银，从1492年到1842年长达300余年的时间里对美洲殖民地实行严格的贸易垄断政策，此举严重阻碍了殖民地生产的多样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让该地区只能依赖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与此同时，尽管拉美发展农业可谓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殖民地时期的拉美农业就像龚自珍先生在《病梅馆记》中描写的梅花一样，任由宗主国按其意志来扭曲、修正，并不能自由发展。例如，16世纪以后，西班牙殖民者为了防止拉美殖民地的农业对宗主国的农业构成威胁，通过限制与其有竞争关系的生产、允许与其有互补关系的生产、鼓励能够给其带来暴利的生产等措施来控制拉美农业的发展。
事实上，新老殖民者并没有因为拉美的独立而在此阶段放松对拉美的影响或控制。期间，不仅大量劳动力来自欧洲，而且也是外国资本进入拉美的高潮阶段。19世纪初期欧洲移民大量进入拉美，并在1870年以后对拉美的劳动力市场产生重要影响。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0～50年时间里，是美国、英国等资本进入拉美的高潮时期。19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投资较少，主要集中在墨西哥的铁路、金矿和银矿，古巴的甘蔗种植园和中美洲地区。据统计，截至1897年，美国80%的投资集中于墨西哥和古巴。同时，在拉美的投资更早、分布更广的英国，至1914年在拉美投资额累计达到70亿美元。
可以说，拉美这一阶段的发展道路似乎早在殖民地时期就被设定了，这也注定了其在未来发展中仍将受制于旧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尽管拉美这一时期的发展路径与殖民地经济有关，但不是它简单的延续，而是在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初步形成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然而，持此观点的学者也承认这一模式的形成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形势、外贸和外资密切相关。
在此阶段，拉美国家似乎也有过好日子。其中，1870年至1930年，被看作是拉美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黄金时期”。其时，阿根廷在全球保持了最高的经济高增长率，人均收入一度接近澳大利亚的水平。这个时期也被认为是拉美国家“早期工业化”发展阶段。然而，好景不长。随着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农产品和矿产品以其极易受市场需求波动影响之天然劣势，以及对欧美经济的巨大依附，让拉美国家经济遭受重创，这也标志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终结。
独立自主的“自信”发展
应该讲，大萧条不仅终结了一个发展模式，也唤醒了拉美国家走自主发展道路的意识。从20世纪30年代至1982年，拉美国家先后对发展道路进行调整，走上了进口替代型发展模式的道路。这个阶段，大致可以1973年前后为界，细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充分体现出了拉美独立自主的自信发展；在后一个阶段因不同国家政策是否及时调整而有所分化。
从外因来看，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致使欧洲国家因忙于战事而减少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从而对洲际运输线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拉美国家因无法获得工业制成品而对本国的发展道路做出了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选择。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正是因为二战期间西方国家无暇顾及拉美，使拉美获得了发展的良机，拉美各国由此受到启发”。
尽管有多种因素促成一种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选择，但是影响社会发展的思潮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甚至可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前述拉美在大萧条之前发展阶段走过的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道路，其实是一种开放的经济模式，而拉美之所以选择该模式还深受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当时，与旧大陆保持的千丝万缕联系的拉美统治阶层和知识精英，其文化是全盘西化的，他们成为自由主义思潮在拉美传播的重要媒介。可惜的是，这是在被殖民者强行撬开并纳入其自身分工体系后，拉美国家不得不选择的发展道路。
同样，在大萧条后拉美国家推行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阶段，另一种思潮也影响了该模式在拉美的传播。其中，以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为拉美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进而迎来了一种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其实，在大萧条和二战的背景下，起初只有少数国家推行进口替代发展政策。但是，随着1949年劳尔·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提交了《拉丁美洲的发展及其主要问题》报告并标志着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正式诞生后，受此思潮的影响，进口替代发展政策被拉美主要国家接受和推行，并最终演变为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由此可见结构主义的影响功不可没。
与初级产品出口型模式相比，进口替代似乎是一种更加封闭的发展模式，拉美国家的发展也似乎由相对开放走向了相对封闭。但是这种模式是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根据当时外部条件的变化，独立自主地做出的一种选择，而且这一模式从实行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之前的阶段，的确使拉美国家重新找到自信，甚至创造了辉煌。例如，1967～1973年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造就了“巴西奇迹”；而1955～1970年期间，墨西哥的GDP年均增长率达6.8%，并以经济稳定高速增长创造了“墨西哥奇迹”。
事实上，无论是自卑还是自信，拉美经济的发展都深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从二战后至1973年这个阶段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阶段。广大发展中地区的经济之所以在该阶段实现普遍增长，是因为这些地区根据当时世界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做出了适应自身发展战略的选择—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其实，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在拉美并非一成不变。20世纪60年代中期，尽管拉美一些国家还处于“经济奇迹”时期，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弊端已开始出现。为此，一些拉美国家再次及时转向，主动地进行模式调整。其中，70年代中期，智利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巴西也明确地实行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发展战略。
过于执着的“自负”发展
自信过度就会演变为自负。而拉美一些国家在发展中的“自负”主要表现在对某种政策和模式过于执着、过度使用，甚至寄希望于对已失效政策的修修补补而不是以彻底改革来实现发展，最终要靠付出经济危机等巨大的代价来转向。其实，对于拉美国家，与其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做法是自负表现，倒不如说是僵化的体现更确切。
1973年至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前的阶段，除一部分国家开始转型外，大部分拉美国家在进口替代的道路上可谓越走越远，执着甚至自负。为此，一些学者认为，1973年以后，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下滑最直接的原因是，在外部因素变化的冲击面前，它们未能有效地调整自身的宏观政策。宏观政策失调带来了一系列相关的综合症，比如居高不下或被强压下的通货膨胀、外汇的短缺以及黑市交易的巨大价差回报、对外支付不平衡和债务危机等，所有这些变化都大大增加了冲击带来的真实成本”。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拉美一些国家与东亚发展模式分道扬镳，它们执着地固守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并向替代的高级阶段迈进，丧失了为解决当时制约经济发展的两个问题(市场容量小和外汇短缺)的时机。为何工业化进程分别起步于40年代和50年代的拉美和东亚，到70年代经济发展出现了分化，而起步早于东亚的拉美反而不如东亚的经济增长迅速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政策在分别实行了20年和10年后，即经过进口替代的初级阶段后，开始分道扬镳：东亚转向出口替代阶段，拉美却向进口替代的高级阶段继续迈进。由于实行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东亚国家和地区必然注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从而不仅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的“后向联系”进一步优化了资源配置。
以墨西哥为例，恰恰因为执着地实行“进口替代”模式而丧失了经济及时转向的两次重要机遇。第一次机遇：墨西哥的内向型发展战略强调政府干预，从而扭曲了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不仅达不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反而造成浪费的外汇比节省的外汇还多的局面。因此，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出口，而出口的扩大又加快了制造业的发展，并形成良性循环。第二次机遇：墨西哥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连贯性，政策半途而废，可能会削弱后来发生的“债务危机”影响的一些政策没有贯彻到底。例如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埃切维里亚政府执行“分享发展”战略后，由于私人投资减少，政府不断增加公共投资，导致公共开支大增，而政府力图通过增发货币和举借外债的途径解决财政赤字。此举不仅导致外债急剧增加，而且比索贬值使墨西哥经济在稳定20年后首次出现大动荡。随后上台的波蒂略政府为了渡过危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署了为期3年的经济计划。该计划如果得以完成，或许可以延缓债务危机的到来，或减缓其影响。
当1976年墨西哥执行与IMF制定的协议一年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后，开始于1978的年墨西哥的“石油繁荣”却成为终止执行IMF“药方”，并向其开据的“药方”的反方向行进的转折点。波蒂略政府实行了以石油工业为基础来促进整个工业发展、特别是促进资本货和中间产品发展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而石油最终也未能给墨西哥带来持久的繁荣，反而断送了墨西哥经济转型的第二次机遇。1973年出现世界“石油危机”，在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对信贷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墨西哥以极低的国际利率大举借债，导致对发展理论、战略和中长期政策的种种忧虑烟消云散了。在二战后至1982年的40多年中，墨西哥经济可谓“繁荣”与“危机”交织。
“世易时移，变法亦矣”。这包括两个方面：具体政策和发展模式。在具体政策方面，每项政策的出台都有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应当随着条件的变化而适时调整政策，因为不可能存在跨越时空的经济改革“万灵药”。因此，在其自身存在制度缺陷和外界环境变化情况下，应当及时政策调整。而在发展模式方面，要做到有所扬弃。拉美历经初级产品出口型、进口替代型、出口导向型、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及如今的所谓“务实主义”的发展模式，每种发展模式的出现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更有其“生命周期”，因此要学会主动地调整发展模式，这样才能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而不是像拉美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僵化地、被动地靠外部或内部的经济危机来颠覆发展进程，从而实现发展模式转换，否则带给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震动将是巨大的。
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是必要的。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后，拉美国家出现的经济崩溃为政策调整方向的根本逆转创造了条件，因为这一崩溃表明，旧模式已经过时，更深地参与世界经济对恢复经济增长来说是必要的。”1992年墨西哥时任总统萨利纳斯在提出实行“社会自由主义十大主张”并对其做出解释时指出：“在历史上推行民族主义是对外部挑战的回答，今天这种挑战在于被置于世界新的一体化进程之外，被置于贸易和资金的巨大潮流之外的危险。”上述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和萨利纳斯观点与其说是对原有发展模式的反思，倒不如说是对原有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的反思。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形成的“结构主义”理论是长期指导拉美国家发展模式的重要思想。尽管这一理论为拉美国家的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所暴露的缺陷也日益凸现。在进口替代模式下这一理论无法解开影响经济发展的两个致命死结：市场和外汇。进口替代模式下实行的高度保护主义政策使产品的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相背离，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无法打开国际市场；随着进口替代的升级，向更高阶段迈进，其本身对进口的需求大量增加，导致了外汇需求的增加。两者形成恶性循环：进口替代越深入，就越无法打开国际市场，市场容量就越小，外汇来源也越枯竭；市场越狭小，外汇来源越枯竭，进口替代就越难以为继。这一发展模式的各种弊病似乎都是通过两个症结即市场和外汇表现出来的。实际上，当时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已经察觉在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并试图通过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解决市场难题，通过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混合模式缓解资金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