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国有化”以来，中日关系被蒙上历史性阴霾，而其根在日本政治思潮的右倾化，及其历史观和世界观的错乱，堪称其时空观的战略错位。
对中国崛起的纠结
2009年6月，日本经产省发表的年度《通商白皮书》预测中国经济规模（现价美元计算的名义GDP总量）年内超过日本，引起日本“政官财”各方高度紧张。2010年中国经济如期超越日本，当年9月便发生了“钓鱼岛撞船事件”。而与此同时，日本以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为名，纠结美欧对中国展开“稀土大战”，几乎动用了舆论、理论和国际规则所有手段。旋即，日本的舆论，开始大肆鼓噪“摆脱中国”、“牵制中国”、“包围中国”论调，紧接着“资源掠夺”、“资源殖民主义”、“环境破坏”、“政治腐败”、“贫富差距”、“海洋扩张”、“军事威胁”等等又成为日本政界、学界和媒体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危机论”乃至“中国崩溃论”的关键词。而经历了欧债危机，美国债务上限吃紧，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的过程，日本舆论的焦点又集中到中国经济的“人力成本上升”、“国企、银行暴利”、“不动产泡沫”，以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做空中国。
在外交上，一方面，日本在多边舞台率先激化领土领海争端，渲染海上航线威胁，对中国展开“多边牵制”，破坏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另一面，在双边舞台上，又积极“对话”，推进双边环保、金融和基础设施出口合作，要求放松管制、开放战略市场，索要战略利益。
而在中日之外的第三方，日本更是围绕战略资源、战略市场和战略地缘圈，与我展开“场外较量”。中国资本所到之处，日本的援助和“经济外交”便如影随形，紧随其后，大施瓦解、离间、穿插、阻隔，全方位牵制和掣肘中国影响力。
日本将外交重点锁定中国，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不适应、不接受和不甘心。而日本经济又无法脱离中国市场自行运转，形成了政策和战略上的扭曲与纠结，既希望牵制、遏制中国经济增速过快，又无法承受中国经济减速带来的贸易投资损失；既希望借助中国，分散地区合作上的来自美国的政治风险，又担心中国在地区经济圈建设上做强做大；既希望中国承担安全责任和国际贡献，又担心中国获得更大的国际发言权和政治感召力。
日本的扭曲的“中国观”和“中国发展观”在其错误的历史认识下，激化了日本固有的“复古主义”保守思潮，演变为右倾民族主义思潮和政策。而安倍上台，又将其进一步推升为否定历史、歪曲历史、否定侵略、推进修宪和“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战略，直至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历史性阴霾。
在“和解与民族主义”间摇摆
日本著名政论家、《朝日新闻》前任主笔若宫启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著书《战后保守势力的亚洲观》，指出战后日本政治深层始终存在一种“复古主义”暗流，使得战后日本在处理与亚洲关系时总是在“和解与民族主义”之间摇摆。2007年若宫先生再修该书，正面推出《和解与民族主义》（吴寄南译，赵启正作序，上海译文出版社）进一步揭露了第一届安倍内阁的右倾保守主义本色，批评其否定中日友好，为侵略唱赞歌，不承认“慰安妇问题”。安倍的历史观和慰安妇不存在论，也一度遭到美国国会两院的严厉谴责和警戒。
前不久，安倍本人曾誓言要否定承认随军慰安妇事实，向所有受害者道歉，主张赔偿的“河野洋平谈话”。同时，安倍还声称要否定1995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在战败50周年纪念会上“承认侵略”、向亚洲道歉的讲话，即“村山讲话”。尽管在亚洲的反对和美国压力下，近期安倍表示继承“村山讲话”，但依旧主张要发表“安倍讲话”取而代之。
日本政治中的这股右倾复古主义逆流，反映的是日本政治关于战争、侵略和对亚洲扩张的历史认识本质，堪称其“种族优越论”、“制度优越论”的体现。在日本右倾保守主义政治家看来，日本民族是“亚洲的优等民族”，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制度”是“亚洲的优等制度”，日本理应成为亚洲的主宰者和统治者，无论是经济、产业还是价值观。而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脱亚入欧”直接体现了其对“亚洲身份”的不认同，其根在于对亚洲和亚洲民族的蔑视。
二战结束后，尽管经历了美军占领、东京审判，并在美国主导下，日本实施了所谓的“民主化改革”，而随着欧洲冷战降临，在东方，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事实上被搁置，甚至倒退。不仅日本的政治制度改革不彻底，战前的“大政翼赞会”复辟，演变为战后日本的政党政治体制，诸如岸信介等甲级战犯也堂而皇之地“通过选举”重掌日本政治最高权力。“战时经济体制”（即“1940年体制”，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都有论述）也在战后得以完整延续；而作为推动战争的主要力量旧财阀，在1947年便事实上再度被保护起来，“财阀解体”事实上被搁置。而今，这些旧财阀及其银行、商社，事实上演变为当今横行世界的“日本跨国企业集团”、“银行集团”和“综合商社集团”的核心权重股。而据日本自己的媒体调查，二战后，战前的旧海军及其建制也得以原班延续，形成“海上自卫队”的基本架构。重要的是，战时体制及其构成，在战后暗流涌动，重新集结，形成了统治日本决策的所谓“政官财”铁三角。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铁三角”总会“旧病复发”，总会表现蔑视亚洲、统治亚洲的政治动向。这就是全世界都在说“日本没有战略”，而现实中却总是感觉到其战略深深地存在并一以贯之地延续着的根源。如此，否定战争、否定侵略、修改和平宪法，颠覆战后体制，也便成为其自然延伸。
中日关系波折的责任在日本
安倍梅开二度，日本政界的右倾民族主义思潮由暗转明，歪曲历史、否定侵略、推动修宪，甚至要武力对外扩张。而近期，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又在印度大放厥词，称“过去1500年，日本与中国从未有过圆满的关系”，试图将中日关系波折的责任推给中国，引起亚洲惊愕。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中日关系源远流长”。这是2000余年中日关系史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中日之间有过历史上的对立，其根源在于近代百年，日本“脱亚入欧”，对亚洲实施殖民、侵略、奴役和掠夺。日本以优等民族自居，蔑视亚洲，蔑视亚洲民族，侵占亚洲的资源主权、民族主权和政治主权，直至演变为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战争，这才激起了亚洲民族的抗争。
二战结束后，尽管日本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也开始与亚洲寻求“和解”，但在过去60余年中，日本政治的“复古主义逆流”在与亚洲和解、合作的道路上充当绊脚石，刻意制造民族冲突，破坏与亚洲的和平合作、共同发展大局。近期，日本越演越烈的“右倾民族主义”思潮和政策动向堪称其历史的延续。
若按麻生太郎的逻辑，倒推1500年，那时正是中国的“隋唐时期”，“遣唐使”、“鉴真东渡”堪称中日交流的历史经典，更是滋养日本文明延续至今的文化营养。而宋代形成的“文官治理体系”更被日本政界、学界尊崇备至。唐诗宋词、元曲、字画，抑或西厢记等等中国文化瑰宝至今仍是日本文人骚客、上层名流，以及普通民众喜闻乐见、钻研不疲的文明精品。即便是麻生太郎本人也与中国文化和中国交流割舍不开，其老家九州堪称与中国交流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尤其是在麻生下野期间，九州与长三角的经济文化交往合作空前，而作为商人出身的他，赋闲之际更应有切肤感受。而麻生却在另一文明古国，面对谙熟亚洲文明史的印度商人，恣意涂改历史，其离间中印关系、独占印度发展利益的心思昭然若揭。
如果要反思近代中日关系的波折，作为日本政治家，安倍、麻生等确应重温正确的历史。且不说甲午海战、马关条约、日俄战争，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和蹂躏，也不说关东军挟持末代皇帝强占“满蒙”，更不提日本侵华八年，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生灵涂炭，但说日元对亚洲的侵略史，就足以证明日本在近代对中国、对亚洲的侵占。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而3年后的1871年日本便将货币单位由“两”改为“元”（圓），取“圈亚洲之意”。之后的“日元史”便上演了对亚洲侵略的历史。日本著名的货币专家吉野俊彦专著《日元侵略史》，揭示其侵略的悲剧史。1895年“马关条约”，日本逼迫清政府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并要求以黄金支付存于伦敦，一跃步入国际金本位行列，成为列强之一。而后，日本当局利用对朝鲜和台湾的殖民统治，分别设立了“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作为日本央行的分支机构，发行货币，募集战费，成为侵略亚洲的金融工具。
历史证明，日本与中国、与亚洲关系“不圆满”的根在日本“脱亚入欧”，不承认与亚洲民族有共同的“亚洲身份”；亚洲人民的历史记忆也证明，日本与中国、与亚洲的民族冲突，责任在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和侵略；而日本与中国、与亚洲的“和解”、“和平”、“合作”、“互惠”和“共赢”不断遭到破坏，其根源更在于日本的右倾民族主义者总是试图以“保守主义领袖”自居，践踏史实、歪曲历史，标榜过时的“价值论”、与时代不符的“制度优越论”和“种族优越论”，幻想改变二战后秩序，重新独占亚洲资源、独占亚洲增长利益。
和平合作、互利共赢，才能避免沦为三流国家
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后，世界发达国家普遍暴露了“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为表现的结构性发展障碍。日本则因经历了地震、海啸和核泄漏危机，陷入了更深层的结构性经济安全困境。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前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曾撰文警告，能源和政府债务是危及日本经济安全的两大难题。而其根源则在于日本的资源小国地位和人口结构的巨变，建议处理好日美与日亚关系，展开顺畅的地区合作和国际合作，寻求战略共赢。
安倍上台，高举重振强大的日本经济、捍卫强韧的国土，构建强而有力的日本竞争力旗帜，发誓走向新国家。而在经济政策上，安倍却选择了以邻为壑的超级量宽、刺激日元贬值政策，试图通过对亚洲转嫁财政败絮，实现经济复权；而在外交政策上，不仅拉拢周边，搭建“中国包围网”，与中国对抗，而且在美俄间搞资源和地缘战略平衡，唯独忘记了自己的危险地位。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政治便形成了“中美苏大三角”格局。而今，普京再度登场，推出“大俄罗斯战略”，东进太平洋，与奥巴马的回归亚太再平衡战略正面相向，事实上将日本挤在中间夹缝中。安倍却在与中国对立的前提下，骑墙美俄，以地缘讨要能源，可谓无知者无畏。
进入新世纪，世界格局风云变幻，中国因经济崛起而成为世界发展中心，中国市场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发展资源。过去10余年中，尽管中日政治关系一波三折，而中日经济关系却始终顺畅发展，成为确保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基础。而安倍主导的右倾民族主义却将中日关系拖入全面对抗，陷入历史性波折期，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国家的风险。
过去是未来的过去，未来是过去的未来。冷战结束20余年，全球化大潮涌动，势不可挡，亚洲的地区合作早已是开放的合作、共赢的合作。以近代殖民主义为理念的“地缘圈”、“货币圈”和“产业圈”早已被时代所淘汰，崇拜“自由与繁荣之弧”也必将沦为“过时的武士”和落伍的“堂吉诃德”。正视历史，尊重亚洲、顺应全球化，才有真正的和平合作，互惠共赢，共同发展。这才是亚洲的价值观，人类的普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