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地区是攸关中国核心安全利益的区域。鉴于东北亚周边安全环境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周边外交需要着力经营的重点地区。
一、东北亚周边安全环境进入动荡和调整的新时期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东北亚的政治安全环境趋于敏感、军事安全环境趋于紧张、经济安全环境趋于积极。东北亚周边安全环境进入动荡和调整的新时期。
（一）东北亚政治安全环境趋于敏感
政治安全主要指的是代表国家的政府及其制度不受外来因素的威胁，并在国际社会中具有公认的法理地位。对中国而言，东北亚政治安全环境趋于敏感，该地区政治安全环境对中国政治安全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朝鲜政局变动牵动着东北亚政治安全的敏感“神经”。2011年12月17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这标志着朝鲜进入金正恩执政时期。朝鲜新政权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包括朝鲜经济发展落后产生的种种经济困难、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世界民主化潮流带来的政治冲击、其特定的接班模式蕴涵的潜在政权危机、国际体系环境中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优势力量的遏制而处于孤立状态等，都有使朝鲜在困难与高压之下出现裂变的可能与风险。影响未来朝鲜内部甚至整个东北亚政治形势发展变化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以金正恩为核心的朝鲜政治权力圈能否持续保持团结以及能否有效控制朝鲜内部事务。因为一旦朝鲜内部出现不稳定甚至动乱的趋势或局面，则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对其进行有效防范或控制。在朝鲜的政权更迭期，中国、俄罗斯支持朝鲜自主选择国家领导人，美国、日本、韩国都表示希望朝鲜实现平稳过渡。这说明在朝鲜政局变动和东北亚政治局势的“敏感期”，各方都不希望朝鲜政局变动影响东北亚的政治安全大局。
第二，非法入境朝鲜人（所谓朝鲜“脱北者”）问题成为影响中国周边政治安全环境的难题。朝鲜“脱北者”问题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原本属朝鲜国内事务，通过中朝两国协商即可解决，但随着国际上各种势力的插手与干预，“脱北者”问题逐渐演变成为复杂的国际问题。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和东北亚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整体背景下，“脱北者”问题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安全局势。首先，激化朝韩矛盾，给朝鲜半岛局势动荡再添变数。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每当半岛局势因朝核问题出现紧张时，“脱北者”问题就会成为韩国等国攻击朝鲜的口实。从根本上说，韩国渲染“脱北者”问题就是要贬损朝鲜国际形象，“妖魔化”朝鲜政权，进而否认朝鲜政权的合法性。其次，影响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的发展。“脱北者”问题目前已涉及中国、韩国、日本、美国等多个国家，它们对“脱北者”问题的立场、态度和政策存在很大差异和分歧。韩、日、美等认为“脱北者”属于难民，应享有难民权利，得到庇护、支持和帮助。中国认为朝鲜“脱北者”多因经济原因非法进入中国境内，属于非法入境者，而不是国际难民，不应享有“难民”待遇。对“脱北者”问题处理上的严重分歧，势必会成为影响韩、日、美与中国相互间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再次，引发外交纠纷，破坏中国国际形象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鉴于“脱北者”“闯馆”常引起外交纠纷，中国政府不得不出面与相关国家进行外交谈判，商谈善后事宜。如不预案在先，一旦遭到被冲闯机构主权国“责难”或被国际社会指责，中国政府就要花费更大的外交成本。在今后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中国政府除了继续秉持国内法外，还需要更加注重兼顾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同时与各方进行有效沟通与合作，避免陷入被动局面。
第三，东北亚各国之间政治互信脆弱。由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情结和日益凸显的现实矛盾，东北亚相关国家之间始终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政治互信机制。这在中日关系、日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并集中体现在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和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上。由于相关国家间的边界和领土争端升温，各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其中，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政治右倾化表现得非常明显。近年来，日本挑起的中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争端就说明了日本政治与社会的右倾化，日本“购岛”也导致了中日政治互信的严重伤害和两国国民感情的严重对立。朝鲜、韩国的一些民族主义者也不时就所谓“高句丽”问题同中国产生龃龉。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更加剧了相关国家之间政治互信的缺失。诸如，中日、韩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因日本近年来保守思想上扬、追求所谓“军事大国”战略地位的取向以及韩、中两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而综合发酵，导致历史问题现实化和现实问题复古化的双向发展。近年来，尽管东北亚区域各国对政治互信的建设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如区域内不少大国之间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但政治互信还停留在“姿态”层面。此外，东北亚地区还是冷战思维残余影响最深的地区之一。因此，东北亚国家亟须从政治上推动各级别政治互信的建立，在政治互信中融入实质内容，关键时刻解决关键问题。
（二）东北亚军事安全环境趋于紧张
军事安全主要指国家领土的完整，即国家领土和领土主权不受外来军事力量的威胁。东北亚地区可谓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集合地，世界上前三号核武国家（美国、俄罗斯、中国）、前四名最强大的军队（中国、俄罗斯、美国、朝鲜）、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美国、日本）均汇集于此，区域内相关国家（地区）的军事现代化规模和速度在世界上位居前列。
近年来，东北亚军事安全环境趋于紧张，对中国的军事安全形成了诸多挑战和潜在威胁。主要表现为：
第一，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对东北亚军事安全环境有着极大的负面效应。日俄、中日、韩日和朝韩之间的领土和海权权益之争，均曾一度激化。日俄围绕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争议再起。2010年11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国后岛视察；而日本外相前原诚司于2010年12月对北方四岛进行了“远眺视察”。俄罗斯总统登陆国后岛事件，使日俄关系受到严重的冲击与影响。随着俄罗斯加大对北方四岛的开发与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日俄两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逐步陷入困局。2010年9月的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和2012年9月因日本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国有化”引发的中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争端，都对中日关系发展造成巨大冲击，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2012年8月10日，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上独岛（日本称竹岛），韩日岛争升级。朝韩之间对朝鲜半岛西部海域的分界线一直存在争议。由于朝韩在西部海域的争端，两国在1999年6月、2002年6月、2009年11月、2010年11月已经发生四次海上交火事件，这暴露了朝鲜半岛北南双方长期对峙下脆弱的安全环境。如果上述有关国家之间因领土争端而产生冲突甚至武力相向，就不仅会破坏彼此关系的正常化发展，而且会恶化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而美国在东北亚地区领土主权争端中表现出的双重标准，使得相关国家领土主权争端更趋复杂化。
第二，朝核问题引发东北亚局势的持续紧张。2006年10月、2009年5月和2013年2月，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公开宣布自己是“拥核国家”。朝鲜坚持拥核，而有关国家坚持维护半岛无核化，这势必导致朝鲜与国际社会的对抗持续并升级。2009年上半年，半岛局势因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而“一触即发”。而朝鲜于2013年2月进行的第三次核试验，再次加剧了东北亚的紧张局势。朝鲜第三次核试验的地点距离中国的边境不足100公里，如果发生核泄漏，地下水、地面土壤、空气将会被污染，这将会给中国东北地区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这次核试验在中国的境内已经产生了轻微的地震波，已经影响到中国居民的生活安全。朝鲜“闯关”拥核，对现行世界核秩序构成严重挑战，可能引发核扩散。据统计，现在世界上有四十多个处于核门槛的国家，它们都在关注朝鲜“闯关”，并企图效仿。朝鲜拥核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2006年10月9日，朝鲜宣布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中国外交部声明指出：“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实施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朝鲜第二次核试验和第三次核试验后，中国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都表示“坚决反对”朝鲜进行核试验。中国担心，一旦朝鲜拥有了核武器，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给日本和韩国开发核武器提供借口。如果朝鲜在拥核道路上越走越远，将使得核武器在东北亚地区扩散的可能性增大，进而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从而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利益。
第三，朝鲜半岛军事对抗事件频现使得地区安全环境趋紧。2010年朝鲜半岛发生了两次军事冲突，即3月的韩国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事件和11月朝韩延坪岛相互炮击事件。“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等不仅使得朝韩之间的军事对峙升级，也使得美国、韩国、日本三国借机频繁开展军事演习。2010年7月25日，韩国与美国在韩国东部海域举行为期四天的联合军事演习；8月16-26日，韩美模拟“第二次朝鲜战争”，举行代号为“乙支自由卫士”联合军演。9月27日-10月1日，韩美在黄海进行反潜军演。10月13-14日，在釜山附近海域举行由韩国主导、15个国家参加的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联合演习。11月28日至12月1日，美韩开始在黄海海域（韩国称西海）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美国航母“乔治华盛顿”号参演。美韩黄海军演包括3万余名美军、5万余名韩军。此次演习区域距中国山东半岛最近处不足200公里，对中国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2010年12月3日-10日举行的美日军演号称美日军演史上最大规模，投入4.4万多兵力，包括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内的约60艘军舰和400架飞机参演。此次军演还首次有韩国军方观察员参加，给人以美日韩三国在军事领域已形成合作的印象。作为朝鲜半岛军事对抗事件升级的一部分，美国的东北亚同盟体系也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同盟反应以军事压制为主，双边同盟强化并赋予新的内容，三边同盟趋势化且日韩互动提升。
（三）东北亚经济安全环境趋于积极
经济安全指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即国家经济发展有着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受外来负面影响的干扰和破坏。近年来，东北亚地区经济继续保持恢复增长势头，东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总体而言，东北亚经济安全环境趋于积极。
东北亚地区经济继续保持2009年开启的恢复势头。从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蒙古、朝鲜等东北亚经济体的经济数据来看，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初步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强劲。中国经济虽然在2008年和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较大冲击，但仍然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率，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3%，2011年增长率仍保持9.3%的高数值，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72981亿美元。日本经济在2008年和2009年经历了连续两年负增长后，在2010年度再度实现正增长。2011年日本GDP为58665亿美元。韩国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1%，创下八年来的最高值。2011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为4%，GDP达到11162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俄罗斯经济大幅萎缩，其GDP比上一年度下降了7.8%。但到2010年，俄罗斯经济开始转为恢复增长，该年经济增长率达到4%。2011年俄罗斯经济增长仍保持了4%的增长率，GDP达到18504亿美元。2010年，蒙古扭转了上一年度实际GDP下降的萎缩局面，实现了GDP实际增长6.1%的增速。2011年，蒙古的经济增长达到18%的高增长率，GDP达到87亿美元。朝鲜的经济在2009年和2010年两年负增长后，2011年转为0.8%的正增长。朝鲜2011年的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为400亿美元。朝鲜的新领导人金正恩执政后，展现了重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新气象。
近年来，东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四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增长反映了该区域各国之间日益加深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在贸易领域，目前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最大进口来源地。2012年中国与日本双边贸易为3294.5亿美元，其中中国从日本进口1778.1亿美元。2012年中韩贸易额为2563.3亿美元，其中中国从韩国进口1684.5亿美元。目前，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韩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国与日本、韩国、俄罗斯三国的贸易额合计6739.4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38667.6亿美元）的17.4%。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使在东北亚地区不能建立起以贸易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区域合作组织，该地区各国间的经贸关系也将保持快速发展的基本态势。在投资领域，截至2012年底，日本对华投资实际投资金额为874.63亿美元，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13225.54亿美元）的6.6％；韩国对华投资实际投资金额为530.76亿美元，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4.0％。日本、韩国均是中国外资前七大来源国/地区之一。中国企业虽然对日韩投资起步较晚，但也已迈出实质性步伐。中国对日韩两国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已分别超过10亿美元和接近4亿美元。在区域跨国直接投资的推动下，东北亚地区主要经济体之间已基本形成了一体化的生产网络。
近年来，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次区域开发合作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开发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跨境区域开发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05年，第八届图们江区域开发协调委员会和协商委员会在中国长春召开，正式将图们江区域合作转变为“构建大图们江地区合作开发机制”。2009年，中国国务院批准了《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首次将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国政府批准该《计划纲要》以来，大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势。俄罗斯、韩国、朝鲜等国对参与大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越来越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区域合作的新政策和新措施。东北亚各国也在磋商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是充分发挥三国比较优势、挖掘贸易增长潜力的重要途径，将进一步促进中日韩经济融合。2013年年初将举行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第一轮谈判，在未来5-10年内，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磋商有可能取得重要进展。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绝大多数领域尚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比如，建立涵盖东北亚地区六国甚至东北亚主要经济体的区域合作组织的难度非常大，短时间内还难以建立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包括绝大多数东北亚国家的区域合作体系。全面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仍然任重道远。
二、以地缘经济合作推动地缘政治正向发展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东北亚经济安全环境趋于积极，但政治安全环境趋于敏感。也就是说，东北亚区域内经济互动空前热络，而政治关系则起伏不定、冷热不均。2011年，中国、日本、韩国三国的经济总量达14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2011年，中国、日本、韩国三国间的贸易额达到6900多亿美元。但是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关系的起伏不定对该地区经济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中日“经热”但“政冷”，中韩“经热”但战略伙伴关系远未达到应该有的高度，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加深但双方之间的政治互疑仍存。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经贸关系的加强会促进政治关系的发展，经贸关系的相互依存将缓解政治安全关系的紧张和摩擦。东北亚地缘经济如何推动地缘政治的正向发展，是中国的东北亚外交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中国可以在以下领域开展工作：
第一，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自由贸易区建设为契机推动东北亚合作进程。自2008年以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2011年9月，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在韩国首尔成立。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很有可能发展成制度化程度较高的东北亚地区合作机制，中国应推动这一机制在内容上拓展，形成阶梯式的合作进路。首先，从贸易和能源等功能领域的合作为起点，加快自由贸易区的筹划和建设。其次，开展富有成效的社会安全合作，比如灾害管理、核安全合作、反恐、海上安全、打击跨国犯罪等。最终以这一机制为平台，讨论东北亚军事局势和朝鲜半岛问题，并力争形成某种军事协商机制。2012年11月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在东亚自贸区建设止步不前、日本参加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韩国与美国建立自贸区的情况下，推动中日韩三国自贸区的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构建三国自贸区中，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为要推动进程取得进展，中国应准备做出更大的开放承诺。如果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协定能够在2015-2020年期间达成，那么届时美国主导的TPP对中国的负面效应将会变小。
第二，中国要更加重视发展与韩国这一东北亚“中等强国”的双边关系，把中韩经济上的日益相互依存转化为更为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国是东亚地区第三大经济体，是东亚最为先进的工业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拥有最为熟练和最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国家之一。与日本更为积极主动地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相比，冷战后的韩国历届政府对于强化与美国同盟关系表现出相当的克制态度。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参与问题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派兵问题都能够证明韩国的这种态度。冷战后历届韩国政府基本扮演着美、中之间的“均衡者”或“调解者”角色。在目前中日关系因为“竞雄”而难有大的进展的背景下，中国与韩国的关系是可以想办法大力推进的。2008年上台的韩国李明博政府，由于奉行对朝强硬政策，中韩关系的发展并未达到应有的高度。韩国新总统朴槿惠上台后，对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而言都是一个机会。未来发展中韩关系的一个思路就是，两国都应把经济上的日益相互依存转化为更为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以采取的做法包括：两国力争在2015年先达成中韩自由贸易区协议，先于中日韩自贸区协议的达成；中国借助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框架，支持韩国改善与朝鲜的关系；鉴于韩国也在积极推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立，两国可在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上积极开展合作。
第三，推动朝鲜走改革开放发展之路和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在金正恩接掌朝鲜政权这一年时间里，朝鲜政局基本稳定。未来朝鲜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改变贫穷面貌和解决民生问题。中国应利用好朝鲜领导人更替的时机，明确表示支持和维护朝鲜的渐进改革、开放、发展，但同时也要通过各种方式使之明白并感到压力，如果经济不发展，老百姓日子得不到大的改善，就难保不出乱子。中国可以通过次区域合作提高东北亚地区的融合度，并推动朝鲜参与国际合作。从次区域合作入手，对朝鲜来说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对现有国内经济的冲击，减少国内的抵触情绪。目前图们江流域的合作、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是有益尝试。中国需要加强与朝协商，突出图们江次区域开发的纯经贸特性和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对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排除安全和政治因素的干扰。中国要逐渐引导朝鲜政府制定相关法律，使中朝经贸合作纳入规范化、法律化轨道，约束朝方各级政府及企业行为，保证中方企业权益。在朝鲜新政权确立和韩国新政府上台后，中国要力促中朝韩关系进入新的良性互动阶段。如果中国推动朝鲜走上改革开放发展之路、拉近了中韩关系，并缓和了朝鲜半岛南北关系，那么中国的东北亚外交将会呈现更好的局面。
三、以六方会谈机制化为基础创设东北亚安全机制
近年来，朝核问题引发东北亚安全局势持续紧张。东北亚地区是攸关中国核心安全利益的区域，朝核问题又是东北亚安全的核心问题。因此，解决朝核问题就成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东北亚外交的重点。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中，与东北亚相关国家一起构建了六方会谈，并逐步推进六方会谈的机制化。截至目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已经进行了六轮。尽管目前六方会谈的处境艰难，但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解决朝核问题仍是现实选择，中国将本着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继续努力。以六方会谈机制化为基础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应该成为中国推动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理性选择。原因在于：第一，六方会谈是东北亚各方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做出的历史性选择，反映了各国的愿望和利益，也是相互做出必要妥协的结果，这使得该机制将是持久有效的。第二，如六方会谈能导致朝核问题的合理解决，将极大地增进各方的相互信任，有助于各国建立和发展正常和良性的国家关系，将为维护东北亚地区持久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奠定政治基础。因此，笔者期待重启后的六方会谈能进一步增强制度化建设，努力发展成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和区域全面合作的重要平台。
增强六方会谈机制的制度化建设，是引导和带动六方会谈实现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基本出路和战略保障。六方会谈的制度特点是一种典型的、非法律化的“软多边主义”（softmultilateralism）。六方会谈在“制度设计”上非强制性的、以共识为导向的运行程序，必然导致在弃核这个十分敏感、而又牵动各国战略性利益的问题上难以迅速有所作为。时任中国副外长的武大伟曾形容六方会谈为“有六位船长的一艘船”，在需要确定“方向和目标”时，“六位船长”中谁来掌舵？这形象地说明了六方会谈制度在权威性和执行能力上存在缺陷。针对“六方会谈”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未来六方会谈机制化在组织体制、组织成员、惩戒机制等方面要有新的思路。
在组织体制方面，应以五个工作组为基础组建六方会谈的正式机构，为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打下基础。2007年2月13日，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通过的共同文件中，经六方同意设立了五个工作组，分别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工作组、朝美关系正常化工作组、朝日关系正常化工作组、经济与能源合作工作组、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工作组。工作组的责任是讨论制定各自领域落实共同声明的具体方案。工作组须向六方会谈团长会报告工作进展。一个工作组的进展原则上不影响其他工作组的进展。五个工作组制订的方案应整体均衡落实。上述五个工作组涉及取消制裁、关系正常化、人质与绑架、“弃核”以及安全保障和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等诸多问题，议题独立而又相互关联。今后可操作的做法是在五个工作组的基础上组建六方会谈的正式机构，使其承载筹备会议、拟定会议主题、各个问题领域的双边与多边磋商等功能。此外，六方会谈有必要在北京设立秘书处。秘书处组织和记录六方会谈进程，还将发挥解决争端的功能，建立仲裁机制将有助于预防危机再次发生。从长远来看，六方会谈可以发展成为一个类似“上海合作组织”的常设性机构，并设立多层次的对话机制，如元首会晤、行政首脑会谈、部长级会谈以及安全合作、经济合作等专题会谈等。
在组织成员方面，短期内应当先采取限制性的成员资格，即保持目前的六方，不要贸然引入新的外部成员。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稳定的博弈行为体数目，以保证博弈后果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从而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从目前来说，六方会谈各方均是同六方会谈主议题也即安全与核不扩散问题有密切联系的当事国或者地区以及全球大国。若在现在的问题解决阶段就贸然引入其他成员，很有可能冲淡主题，而使六方会谈成为清谈馆、辩论会。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对相对收益的关注导致分配问题的突出，而增加新成员往往会带来更多的新议题，从而导致国家把在不同问题领域中的收益联系起来，降低对某一个问题领域内相对收益的关注。加入新成员对于六方会谈来说确实具有理想上的意义，比如增加议题范围、增加机制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减少成员国对彼此间相对收益的关注、减少背叛的风险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吸收新成员的方式不应为无门槛的加入，应设置一定的“准入”标准以降低成员的背叛风险。
在惩戒机制方面，为了确保协议的履行，使合作的态势延续下去，六方会谈必须在其框架内建立明确的惩罚制度，对违规者“予以惩罚”和“集体制裁”。从目前来看，六方会谈架构主要是通过“不予奖励”、而不是通过“予以惩罚”来获得对已承诺的合作义务的执行能力的。这主要是朝鲜问题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例如朝鲜对外依赖程度很低、经济和社会缺乏开放与透明，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和经贸等惩罚手段难以奏效。在这样的背景下，分阶段地满足朝鲜合理的安全、外交、经济及能源利益，并对朝鲜在分阶段的合作进程中“违背承诺”的行为“不予奖励”，是六方会谈迄今能够形成的最大限度的执行能力。从短期来说，这一状况很难改变。但从长远来看，未来六方会谈机制应该有法律化的惩戒措施。具体做法是，通过一系列规则、制度，明确责任和分工，设立组织和机构，采取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将六方会谈的成果固定下来，“水涨船高”的六方会谈机制将使违反规则的行为付出巨大代价，从而避免某个国家随意退出会谈或者不履行协议。
构建东北亚和平机制必然涉及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谈判，以取代1953年7月27日的《停战协定》。未来半岛和平机制的谈判也应纳入六方会谈框架中，为此，笔者设计了一个“6＋4＋2”的制度模式（参见第100页图1），即“六方会谈＋四方和平机制谈判＋朝美双边对话”。
六方会谈框架下的半岛和平机制谈判。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1953年7月，朝鲜战争的交战各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宣布为期三年的朝鲜战争结束。五十多年来，停战协定阻止了战争的再度爆发，维持了朝鲜半岛的停战格局，曾经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但与此同时，五十多年来，朝与韩美军队相互对峙，相互防范。全长246公里的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沿线埋设有百万枚地雷，双方先后提出126万个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朝韩在西部有争议的海域多次发生冲突或交火事件，朝鲜三次进行核试验，更使得半岛缔结和平机制刻不容缓。要确保半岛和东北亚的持久和平，必须从法律上结束朝鲜战争，也就是说要签订旨在彻底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协定替代临时性的停战协定，适时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在六方会谈框架下，中国、朝鲜、美国、韩国四国举行半岛和平机制谈判应该是解决朝核问题的一个思路。
由于半岛和平条约需要包括中国、朝鲜、美国、韩国等多个国家共同签署，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条约，该条约显然可以通过明确各方在半岛和平与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条约义务将六方会谈机制“法律化”。这也是将六方会谈机制发展成为东北亚多边安全制度的重要契机。未来朝鲜半岛和平条约的谈判进程和内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六方会谈架构是否能真正升级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
六方会谈框架下的朝美双边对话。这一机制安排包含两个层次，层次一是朝美双边对话，这是朝核问题的“协商阶段”；层次二是所有六方在多边机制中进行谈判，这是问题解决的关键阶段，称之为“谈判阶段”。在“六方会谈嵌套朝美双边对话”机制中，六方会谈的多边机制发挥主导作用。这样做的好处有四：一是让美国放心，可以确保美朝双边对话的成果最终可通过六方会谈得到再保证，以防止克林顿时期美朝双边对话达成的“核框架协议”缺乏外部保证的局面重演；二是基本满足了朝鲜要与美国直接对话的要求；三是中国仍可继续发挥关键性的外交斡旋作用；四是让六方会谈更有制度约束力。对于六方会谈框架下的朝美双边对话，中国政府是积极支持的。2009年10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六方会谈框架内，本来就有双边对话机制。中国历来欢迎各方通过双边对话，增进理解，增进信任。这些双边对话，都是六方会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支持朝美进行认真的、建设性的对话，也支持朝日、朝韩加强接触，改善相互关系。
总之，中国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中既要做建设性的危机调解者，更要做具有引领作用的领导者。中国要遵循“先易后难”和“先急后缓”的原则，提出创设东北亚安全机制的设计蓝图。大致可以确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创设的五个阶段性目标：第一阶段，实现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半岛和平机制的创设；第二阶段，机制化东北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如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等；第三阶段，启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基本框架和基本规范的设计；第四阶段，启动地区内既有双边多边合作向次团体合作转化的过程；第五阶段，启动东北亚安全机制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其他重要国际机制）的互动，进而完全确立自身的国际法人地位，促进机制内部的认同建构。
四、推动多边制度与双边同盟在东北亚的兼容共存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推动多边制度与双边同盟在东北亚的兼容共存是中国东北亚外交需要考虑的新课题。在目前的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正在形成中的地区安全架构可称之为“复杂的拼凑体”（complexpatchwork），它融合了双边、三边以及其他多边关系。在这一“复杂的拼凑体”中，中国并未采取把美国“挤出”亚洲的做法，美国也没有采取全面“遏制”中国的做法，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在这一架构中形成一种积极的正和博弈。在此背景下，中国倡导的多边制度（如六方会谈）与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如美日、美韩同盟）在东北亚并存，该地区安全结构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在东北亚的两种安全结构发生碰撞时，同盟制度不能代替多边制度，而多边制度尚不足以挤掉同盟制度，两种制度的相互兼容就成为中美等国的理性选择。
东北亚的多边机制和双边同盟如何兼容？笔者借鉴国际制度互动的理论，提出了一种制度的嵌套交叠模式，可以做为六方会谈与美日美韩同盟兼容的具体模式（参见图2）。在这一模式中，六方会谈这一多边机制不能化解美日美韩同盟，只能部分“嵌套”同盟制度；美日美韩同盟也不能主导六方会谈这一多边机制。美、日、韩三国既是同盟成员国，也是多边机制成员国。在处理朝核危机时，美、日、韩会利用“三边协调与监督小组”（TCOG）来协商立场，履行盟国义务。由此TCOG成为两种安全制度嵌套交叠的关键所在。TCOG缘起于第一次朝核危机。为了应对第一次朝核问题，美日韩三国保持了密切磋商与合作。1999年4月24日，美对朝政策协调员佩里、韩国总统外交安保政策秘书林东源、日本外务省政策局局长加藤良三在夏威夷正式启动了美日韩“三边协调与监督机制”。最初，TCOG的目的是为了美国、日本、韩国的高级官员们每季度举行一次聚会。但是，它逐渐摆脱了最初建立时确定的规则与形式，发展成为一种更经常性但非正式的、以六方会谈为中心议题的协商机制。其中，美国居于主导地位，韩国是美国优先协商对象，而日本处于边缘地位。美日韩合作是对朝鲜的一种威慑，主要作为高压装置而存在，其根本目的是使朝鲜问题“软着陆”，和平演变朝鲜政权，彻底解决朝鲜核问题。然而，TCOG并未摆脱冷战思维，坚持对朝鲜的威慑政策，缺少与朝鲜对话的渠道，无法解决朝核问题。于是，美国不得不另寻其他途径，召开包括朝鲜在内的多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
六方会谈召开后，TCOG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第一轮六方会谈到第二轮六方会谈之间，美日韩举行了四次TCOG会议，讨论首轮六方会谈结果，协调第二只能部分“嵌套”同盟制度；美日美韩同盟也不能主导六方会谈这一多边机制。美、日、韩三国既是同盟成员国，也是多边机制成员国。在处理朝核危机时，美、日、韩会利用“三边协调与监督小组”（TCOG）来协商立场，履行盟国义务。由此TCOG成为两种安全制度嵌套交叠的关键所在。TCOG缘起于第一次朝核危机。为了应对第一次朝核问题，美日韩三国保持了密切磋商与合作。1999年4月24日，美对朝政策协调员佩里、韩国总统外交安保政策秘书林东源、日本外务省政策局局长加藤良三在夏威夷正式启动了美日韩“三边协调与监督机制”。最初，TCOG的目的是为了美国、日本、韩国的高级官员们每季度举行一次聚会。但是，它逐渐摆脱了最初建立时确定的规则与形式，发展成为一种更经常性但非正式的、以六方会谈为中心议题的协商机制。其中，美国居于主导地位，韩国是美国优先协商对象，而日本处于边缘地位。美日韩合作是对朝鲜的一种威慑，主要作为高压装置而存在，其根本目的是使朝鲜问题“软着陆”，和平演变朝鲜政权，彻底解决朝鲜核问题。然而，TCOG并未摆脱冷战思维，坚持对朝鲜的威慑政策，缺少与朝鲜对话的渠道，无法解决朝核问题。于是，美国不得不另寻其他途径，召开包括朝鲜在内的多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
六方会谈召开后，TCOG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第一轮六方会谈到第二轮六方轮六方会谈对策。第二轮到第三轮六方会谈之间间隔四个月，美日韩举行了两次TCOG会议。在第三轮到第四轮六方会谈间隔的13个月内，只举行了三次TCOG会议。2005年11月，第五轮六方会谈前夕，美日韩会前没有进行磋商，TCOG机制中断。由于朝核危机的事态并没有按照三方设想的进程发展，美、日、韩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导致三国不仅未能主导六方会谈，反而三国合作机制日益弱化。美国把朝核问题的解决更多寄希望于中国，TCOG流于同盟间的形式。
TCOG的日益弱化说明，美日韩三方的同盟间协商只能在美日美韩同盟内部发挥作用，并不能取代六方会谈。在日后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美日韩三国可能还会通过TCOG这一平台协商立场，制定政策。但是，真正的谈判是在六方会谈框架下举行，六方会谈应该在解决朝核危机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嵌套交叠模式既发挥了多边安全制度提供共同安全、克服安全困境的作用，又照顾到美日、美韩同盟不能回避的现实。
放眼未来，如果朝鲜半岛能够逐步地实现无核化目标，两大制度主张的区别将呈现缩小的趋势，尤其是针对第三方的同盟制度将逐步淡化。朝鲜方面一直坚持朝鲜“弃核”和半岛无核化的前提是美韩同盟不再敌视朝鲜，因此朝鲜半岛“无核化”必将引起美韩同盟的变化。美韩同盟的变化也会撬动美日同盟的根基，导致美日同盟的变化，从而有助于推动各方之间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局面的出现。美日、美韩同盟的“松动”和“软化”，将给多边制度和双边同盟在东北亚预留更大的兼容与合作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