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国家的社会经济进步，最重要的推动力始终是制度变革和技术变革，而这二者的融合又导致了历史上每一次最重大的经济变革。
中国和美国的历史反复印证了上述这一原理，并一再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必须建立在现代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之上，一旦人民掌握并创造性地应用这些技术，就会释放出难以预见的巨大能量，不仅会全面地改变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也将改造整个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将社会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文明发展阶段。
共和思想与共和制度
1848年，时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畲从一名美国传教士带来的书籍中，发现了美国所建立的共和制度创下“古今未有之局”，几乎是继承了尧舜禹的“遗意”。
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不仅有金融和经济危机，也有军事冲突和战争威胁。产生这些危机的根源，与其说在于各国的政策问题，毋宁说在于各国的制度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世界各国还不能普遍实行一种理想的、公道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这种理想的政体就是柏拉图的“共和国”。历史研究表明，公元前334-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是柏拉图思想的重要成果，也是古代希腊人文主义哲学在政治领域所达到的最高点。这次伟大的远征，虽然只是部分地取得了成功，却使希腊文明被广泛地传播到了欧亚大陆，以至于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元前138年张骞受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历经10余载至今阿姆河流域的大夏国。中国史籍中所称的大夏国，就是希腊历史上的巴克特里亚王国（Bactriane），它是亚历山大大帝所创建的庞大帝国东向的前驱，当时属于已经半希腊化的伊朗民族。张骞出使西域的本意是欲联合大月氏国，共灭匈奴。大月氏国原居于甘肃西北，于公元前165年为匈奴所败，避处于伊犁河流域，后又被乌孙所逐，迁徙至大夏国界内安居下来，且无意再与匈奴为敌。
张骞于公元前126年返回，此行虽不得要领，却得到了许多地理及经济方面的知识，知道中国西北游牧民族的背后，即中亚和西亚之间，还有许多城郭之国，和平富庶，利于通商。汉武帝为开通西域，于公元前115-公元前111年间派遣军队经略今凉州、甘州、肃州、敦煌等地。公元前102年，又攻取了大宛国（今吉尔吉斯斯坦费尔干纳地区）的都城，并从那里引进了苜蓿和蒲桃（葡萄）种植。
至公元73年，汉朝再派遣班超经略西域，以外交和武力降服了西域诸国。这时，班超已闻知西方有大秦国，即罗马帝国，并试图派遣使臣前往。
正是西方文明之邦的存在，使得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心自汉代起便一直向西倾斜，直至唐代中晚期长安屡遭残破之后，才逐渐向东转移。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陆续从中亚引进了包括棉花、西瓜、黄瓜（胡瓜）、亚麻（胡麻）、菠菜（波斯菜）、茉莉（耶西茗）等许多经济作物，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物产。
但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极为匮乏，对15世纪之后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教育和科学革命及资本主义的兴起更是一无所知。从世界历史的进程来看，中国当是从那时开始，逐渐地落在西方的后面。至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广东刻印的《澳门记略》一书中，还这样介绍葡萄牙：“在明曰荷兰，又曰红毛番，地近佛朗机。”“今又析其名，曰瑞，曰琏，曰英吉利。”误以为葡萄牙、荷兰、英国等为同一国家。
直到道光年间，两广总督沅元主持修撰的《广东通志》还这样写道：“亚米利加即亚非利加。”“今之大英吉利、米利坚等国，皆利末亚也。”把美洲和非洲、英国和美国混为一谈。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亦有近乎于柏拉图“共和国”的政治思想。古昔有尧、舜、禹之禅让，有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有所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都不能不说是民权思想。
然而，中国历史上变乱的时期多，治安的时期少，虽有其民权和共和思想，却无其相应的制度。直到1848年，时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畲从一名美国传教士带来的书籍中，发现了美国所建立的共和制度创下“古今未有之局”，几乎是继承了尧舜禹的“遗意”。
他在其所作的《瀛环志略》一书中，对美国的共和制度和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大为称赞：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陈）胜（吴）广，割据雄于曹（操）刘（备）。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晚清时期许多有识之士也多以一睹华盛顿的画像为快事。郑孝胥1893年在日本记下了其观后感：“华盛顿老成沉厚，如深山大泽。”“谁知异人华盛顿，状貌酷类枯禅师。雄豪百炼至平淡，中外一理元无疑。盛衰天道迭倚伏，会有能者同华夷。”
孙中山同样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且具有更为宽阔的国际视野。1912年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创立共和之制时，便深切地认识到，欲使共和国这颗充满灵气的思想种子，从中国这块“有思想而无制度”的大地上破土而出，结出果实，就不能不取法于欧美，尤其是美国的共和制度。
美国革命与工业革命
美国共和国发轫时，便赶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开始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
美国革命既是一场社会制度的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技术革命。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时，英国正在发生着第一次工业革命，采用了蒸汽机的纺织、钢铁和机械制造业在快速地发展着。曼彻斯特这个最著名的纺织业中心、工业革命的传统典型城市，正是在1776年开始兴建第一批大工厂。这一年，曼彻斯特市的人口已经达到了3万。到1790年时，这个城市的人口已增至5万。到1801年，其人口达到了9.5万人。
也正是在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阐述英国应当采取的贸易政策。斯密认为，美洲殖民地和波兰一样，注定是应当经营农业的。在美洲的殖民地，可以用极低的代价获得丰饶的耕地，既然如此，那里的人们就应当老老实实地服从造物主的安排，专门从事农业。事实上，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政策，也旨在极力限制那里的工业发展。
根据英国的法令，殖民地不能为了贸易而生产羊毛制品和帽子，禁止生产炼钢炉、切割和轧铁的机器等。按这样的政策，美洲居民甚至不能制造一块马蹄铁、一根平头钉，他们建造房屋所需要的全部铁钉、制造工具的全部钢材，都必须从英国购买。
美国革命距英国人在北美大陆开拓第一个殖民点时已有170年之久。经历了漫长拓荒岁月，美洲殖民地锤炼出了一批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核心的朝气蓬勃、抱负不凡、敢于追求进步和幸福的精英才俊。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建立自己的工业，才能有资格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美洲人民组织了自己的军队，同英国军队展开浴血奋战。
1781年10月17日，乔治·华盛顿率大陆军彻底击败英军，美国独立战争宣告结束。1783年，美国和英国在法国巴黎正式签署了停战协议，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并确定了美国西部和北部的边境线。由此，北美的13个殖民地正式组成了一个年轻的共和国。1787年5月，美国早期的领袖们在费城开会，编纂了一部全新的宪法。这份政治文件创立了美国的政府体系，至今依旧是美国的根本大法。
美国共和国发轫时，便赶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开始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1807年，富尔顿将蒸汽机装在小轮船“克勒蒙特”号上，成功地上溯哈得逊河。随后几年里，密西西比河上便有了好几艘轮船，开创了马克·吐温所描写的那个激动人心的冒险时代。1825年，美国人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工程技术，建成了伊利湖运河。1828年，美国开始修建巴尔的摩至俄亥俄的铁路，随后的10多年里，大西洋沿岸的主要城市之间，都通了短途铁路线。
美国的对外贸易也显示出了强劲发展的趋势。在1830-1840年间，单是对中国贸易一项，就达到了近7500万美元，比美洲革命时期留下的债务总额还大。这时，美国的工业家们，特别是棉纺、毛纺、刃具和其他钢铁制品业者，已把中国的广大民众视为重要的顾客了。
1844年，美国国会鉴于对华贸易额一年高达900万美元的事实，决定拨一笔专款，派遣凯莱布·顾盛率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这年7月3日，顾盛这个美国船长的儿子与满清的大臣签订了《望厦条约》（美国称《顾盛条约》），美国人由此取得了在中国的若干通商口岸经商的特权。
10年后的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带一支舰队前往日本，与日本也签署了贸易条约。这样，美国便在东亚地区站稳了脚跟，隐约显现出了日后那个“太平洋国家”的模样。
当然，这一时期美国经济最具本质性的转变，还是它的工业的进步。到1861年林肯就职总统时，投资于工业、铁路、商业和城市房地产的资本，超过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全部农场和种植园的价值，这一事实宣告：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工业终于战胜了农业！
林肯革命与技术变革
美国历史上这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极大地推动了工业技术的变革。从1865年内战结束到19世纪末，美国差不多每年都可看到在应用科学领域中的一些非凡成就。
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年）历时4年多，双方士兵阵亡死伤多达60万人，其血腥程度史上罕见。据郑孝胥在日记中所记，他1891年初到日本任公使时，便观看了一幅令人悚然的画作：“四望约百余里，山川纡折，前为炮台，有数百人自外来袭，又数百人拒战且败，烟迷火起，枪弹横飞，死伤截路，日色方午，其状凶惨，历历可指。”“钦差曰：此南北花旗之战也。”
美国历史上这场内战，是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第二次革命，也称“林肯革命”。
1860年底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南部各州便开始了战争准备，目的是要脱离联邦，以便自行处理内部事务，特别是奴隶制度。而林肯则坚信，根据宪法，美国各州组成的联邦是永久性的，因此，南部各州无权脱离联邦。林肯还提出，制定宪法的目的之一是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联邦，他的核心任务就是挽救联邦。
1865年4月14日，林肯总统遇刺身亡。几个月后，北方联邦终于依靠强大的工业力量，彻底战胜了南方分离势力，使联邦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南北战争最重要的结果，是种植园贵族所遭到的彻底毁灭，种植园制度的经济基础，包括奴隶制本身，都在这场横扫一切的战争中被毁灭了。
1862年林肯总统公布《解放宣言》，宣布解放各州的奴隶。但直到林肯遇刺身亡后，这些州才批准了宪法第13修正案，彻底废除奴隶制度。就在这一年，美国国会批准修建太平洋铁路，决定打开横贯美洲大陆对东亚进行贸易的通道。
在东端，大批爱尔兰移民和新近从战场上退伍的士兵挖沟填壑，跨过平原河谷，架设桥梁，向西推进。与此同时，在西端，一支由华工组成的筑路大军，越过高山深谷，铺设铁轨，向东推进。1869年5月10日，两支筑路大军在犹他州北部会合。到1884年时，已有4条铁路从密西西比河流域通往太平洋。
这些伟大工程的完成，标志着小马快递、驿车和货车的时代宣告结束，蒸汽机和钢铁开始统治北美大陆。
这时，美国已有一些颇具远见卓识之士，在谈论太平洋是未来世界文明的中心。他们强调说，古代文明是在地中海沿岸繁荣起来的，现代文化兴起于大西洋，未来的文化则属于太平洋，在那儿，更古老的东西和更新的东西将以贸易和经济竞赛形式相汇合。这样的预言在当时还显得夸大其词，但铁路的贯通，很快便使美国经济从东向西扩展开来。美国经济重心虽然还远没有转移到太平洋，但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文化上看，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的确强调说明了世界是紧密的统一体。
美国历史上这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极大地推动了工业技术的变革。从1865年内战结束到19世纪末，美国差不多每年都可看到在应用科学领域中的一些非凡成就。
1865年，在费城出现了第一部轮转印刷机。1866年，铺设了通往英国的通讯电缆。1867年，第一台自动收割机出现。1868年，出现了商用打字机。1872年，爱迪生宣布可在同一条电线上同时拍发两封电报。1875年，第一辆冷藏车出现。1876年，贝尔通过电线打出了历史性的电话。这一年，为纪念美国宣布独立100周年，费城举办了世界博览会。美国所展示的最新科技成就，使来自世界各国的参观者们惊叹不已。俄国科学界领袖门捷列夫对美国的铁路建设成就尤为赞赏，回国后，立即敦促俄国政府聘请美国工程师，引进美国技术，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科学家们仍在继续着他们的发明，而且一点儿都没有放慢脚步。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1879年，第一辆汽油驱动的汽车出现。1880年，爱迪生建造了第一条电气火车路。1886年，自动排铸机出现，大报馆手工排字的工作宣告结束。1888年，谷物收割机和捆禾机出现。1891年，施特罗杰组织了一个公司，专门制造自动电话交换机。1891年，贝尔开辟了从纽约到芝加哥的电话通讯。1893年，福特在公路上成功地试验了他的第一辆汽车。1894年，詹金斯用他的机器放映了一场电影。1896年，兰利驾驶飞机飞了300英尺。1901年，莱特兄弟制造了他们第一架滑翔机。这些科学领域的革命，使美国经济和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当世界上其他地区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时，美国的农业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实现了机械化。
到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西部地区已经普遍采用了收割机、自动捆禾机和联合收割机，可以把麦子的收割、脱粒和装袋一次完成，供应市场。玉米播种机、玉米脱皮机、干草装载机、马铃薯挖掘机、拖拉机、汽油发动机等机械，使土地耕作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几个世纪以来肩荷锄头、被劳作压弯了腰的农民，现在坐在拖拉机上，驾驶着犁铧，如同汽车司机一样轻松地工作。农民们虽然身处旷野中，但通过汽车、电话和无线电，能够迅速地同市场、银行和农业社进行联系。农场主普遍地采用机械化，也使他们被卷入到工业和科学的潮流中来。科学之灯不仅照亮了城市，也照亮了农场、平原和山坳。城乡之间的传统差别，在这个潮流中被迅速地缩小了。
美国正是在19世纪最后30年以令人目眩的步伐崛起的。在1865年，美国还只有铁路35000英里，而到了1900年，就增加了20万英里，超过了欧洲的总和。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写道：“从1865年内战结束到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的这段时间内，美国小麦产量增加256%，玉米产量增加222%，糖精增加460%，煤增加800%，钢轨增加523%，铁路运营公里数增长567%以上。”“原油从1865年的300万桶增加到1898年的5500余万桶，钢锭和钢铸件产量从不到2万长吨增加到近900万长吨。美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从1870年的23%增长到1914年时的38%。”
当20世纪破晓的时候，统计学家们发现，美国出现了西方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人口增长。从1860年到1900年，美国人口从3100万增长到了7600万。除了俄罗斯以外，欧洲已没有哪个国家可与美国的人口规模相匹敌。
统计学家们还发现，美国的国内贸易额，超过了英、法、德、俄、荷、比和奥匈帝国合在一起的对外贸易额。美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时，美国只有不足1/6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到1900年时，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不足2/5。纽约市1850年时的人口不到70万人，到1900年时已超过300万了。
美国大工业急速发展时期，中国则到了历史上国弱民贫的最低点。除台湾被割让日本外，轮船、铁路、矿物、商务权益也多让给了欧洲列强。德国占了胶州湾，沙俄占了大连旅顺，英国占了香港，法国占了两广和云南，连意大利都要求占取浙江的三门湾。1912年民国刚成立时，俄罗斯在新疆策动当地居民投俄，并扶植了外蒙古独立。英国谋图让西藏独立，法国在云南和广西制造事端，强要权利。国家迭受挫辱，民气亦迭经打击。知识分子动辄悲愤抑郁，消极暴弃，国民几乎全失民族之自信。
世界重心与美国时代
正是这种巨大的物质生产能力，这种相对于德国和日本的巨大经济优势，确保了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美国也因此使自己成为西方文明的继承人。
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的经济力量实际上已经远超过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当年产煤4.55亿吨，远远超过英国的2.92亿吨和法国的2.77亿吨。美国还是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铜的最大消费国，其生铁产量超过德国、英国和法国这三国之和。美国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业强国，一个伟大的金属巨怪。
1917年1月13日，俄国革命领袖托洛茨基乘船从欧洲流亡至美国。他在回忆录中写到，那天凌晨3点，他被人叫醒，说船到纽约了。“外面一片漆黑，天气寒冷，刮着风，下着雨。岸边矗立着湿漉漉的庞大建筑群，新大陆到了。”他们一家人在工人区租了一套住宅，“它的方便设施对欧洲人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电、煤气炉、洗澡间、电话、送食物的自动升降机、倒垃圾的垃圾道。”“我们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都未曾有过这种设备。”
纽约这个既神奇又平淡的资本主义机械性城市，即刻让托洛茨基认识到，世界最大的经济事实是：在欧洲的经济基础破产之时，美国却富强起来，世界的经济和文化重心已经转移到了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等欧洲国家被迫动用它们在美国的资产，购买军事物资用于战争。1916年4月美国加入战争后，没收了敌对国家（德国和奥匈帝国）在美资产，并向协约国提供了大量的贷款, 以使这些国家得以在美国购买粮食和军需品。托洛茨基所看到的美国经济，正处在这个时期。
实际上，到战争结束时，美国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见的那样，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据估计，战后欧洲各国共欠美国约120亿美元的战债，而协约国赔款委会还要求德国向美国支付33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这些赔款中的很大一部分也转成了德国对美国的负债。
一战后开启了美国经济的电气化和大工业的时代。电气设备、内燃机、无线传送动力、无线电广播和飞机的发明，在技术上引起的带有根本性的发展，对社会的命运具有更大的意义，甚至比蒸汽机那个时代的变化更为重大。蒸汽机很笨重，令人压抑，通常只能设置在工厂，或者在铁路上使用。而发电机和燃气发动机，则能够把所需要的电力输送到车间、库房或公路等任何地方，使人们从工厂和铁路中解放出来。
汽车使旅行和运输更为迅速，成为货物流动的新动脉，可以延伸至最辽远的穷乡僻壤。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于农场主们来说，电影放映机使他们能够得到城市中的那些娱乐，而收音机则使国家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城市的思想和喧嚣。
这一切新的技术成果，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849年时，美国制成品总价值为10亿美元，1899年为110亿美元，到1923年已增长到610亿美元。1925年时，美国总共约有2500万个家庭，而汽车的拥有量已超过了2000万辆。在马车时代，每个家庭出游的范围只限于几公里，现在使用汽车，家庭出游的范围已扩大到几十、上百公里了。
与此同时，美国已有1500万部电话和至少300万台收音机，整个国家的生活标准、社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都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而这个时代所积累的财富，使以往任何时代的积累都相形见绌，它在速度和力量上超过了一切预测。单单在1925年，私人申报从租金、利息和红利得来的收入，就从上一年的59亿美元跳升到82亿美元，仅仅增加的部分就相当于美国革命时期国债的25倍。
但到了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市突然崩盘，随后引发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衰退。股市崩溃直接导致了5500多家银行倒闭，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濒临瓦解，工业生产和农业净收入下降了近一半。到1933年初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时，美国的钢产量只有1929年时的24%，失业率为24.9%，道·琼斯指数只相当于1929年最高点的11%，整个国家的经济倒退回到1913年时的水平。
罗斯福总统非常熟悉美国政治经济制度演变的历史，他深入研究过美国第一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创建“第一国民银行”（1791-1811）的经验。他相信，恢复美国经济的唯一途径，就是按照汉密尔顿的原则，创建一个由政府控制的大型国有银行。充分运用国家的信用，通过向企业和个人发放低息贷款的方式，大力进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以机床设计和机械制造为中心的工业，支持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农业。
罗斯福建立了几家强大的、完全由政府拥有和控制的战略投资机构，购买银行、铁路和其他机构的资产，并利用这些机构提供的资金，在1933-1938年间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这些项目中，包括一系列著名的水坝、密西西比河的河流改道和防洪大堤。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修建了长度为244英里的科罗拉多河运河，它将胡佛大坝所拦截下来的河水，穿过高山，引入洛杉矶、圣地亚哥和加利福尼亚南部地区。今天，这条运河仍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市饮用水的主要水源。
同时，美国还修建了新奥尔良境内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建造了长达1.5英里的著名的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纽约州尤蒂卡水利系统、长度为160英里的匹兹堡-哈里斯堡收费高速公路。
罗斯福总统还利用这些战略投资机构迅速地推进了美国乡村电气化建设，这也是有史以来运用国家最高信用机构进行长期贷款最为成功的例子。
在1933年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时，美国的电业托拉斯仍然是由摩根、梅隆和杜克家族控制着。电业托拉斯不愿意在南部和远西地区发展电力，因为在这些地区建设发电站和架设高压线的成本太高，无利可图。到1934年时，在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用上电的家庭还很少。在整个美国的乡村，仍有89%的人口得不到供电。即便从整个美国的情况看，仍有2/5的人口用不上电。
罗斯福总统实施了一项宏大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计划，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来负责修建一系列大坝和大型水力发电站。
1935年5月，罗斯福总统又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成立了“农村电气化管理局”（REA），负责监督工程并向农村地区传输和分配电力。到了1943年，“重建金融公司”总共向“农村电气化管理局”提供了2.46亿美元的贷款。在它的推动下，美国的电气化事业在此后一些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了1955年时，美国88%的农村家庭都用上了电力。
电气化为农村生活和生产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据估计，由于用上了电，美国的农民每人每周平均可以节省出10到20个小时的劳动时间，农业生产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利用电力的孵化器、制冷机、谷物脱壳机、挤奶器和各种农业机械很快便得到了普及。美国的农业家庭也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进行阅读和接受教育，从而提高知识水平。
在这些基础工程项目建设中，美国引入了大量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明显地提升了生产和建设能力，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制造业、农业、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5月16日，罗斯福总统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说，目前“刻不容缓的问题”是加倍生产能力，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经济开始全速运转起来。
据统计，在美国参战期间，即从1941年到1945年的4年时间里，美国迅速发展起了铝、镁、合成橡胶等新的工业部门，开辟了雷达、原子能、青霉素等新的科技领域。钢铁和机床等原有工业部门也得到了升级，引入了大量新的技术成果。美国工业部门的生产水平，每年都达到了极限的程度。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美国总体经济规模就翻了一倍。正是这种巨大的物质生产能力，这种相对于德国和日本的巨大经济优势，确保了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美国也因此使自己成为西方文明的继承人。
不断变革与不断创新
如果说美国的优势集中在技术创新方面，那么，中国除努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外，还必须从制度变革上去探寻更大的潜力。
二战后美国经济又经历了许多次衰退、繁荣、激荡和变革，经历了冷战和反恐的时代转换，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航天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应对了欧洲的复兴、阿拉伯的威胁和日本的挑战。
尤其是近40年来，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愈来愈大，无可逆转，表明美国已经从一个生产性的经济，转变为一个消费性的经济。由此衍生出来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联邦债务愈积愈多，都是美国宏观经济的严重问题。
除此之外，美国社会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包括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劳动阶层收入增长停滞，医疗和退休金等福利待遇缩减，就业压力增大等等。长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对此皆有共识，也做出了许多努力，但却看不到明显改善的迹象。
中国历史有一个重要的经验，一旦政治上了轨道，经过几十年的和平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总会有一场大的变革。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一直维持着快速增长，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据韩国国际贸易研究院新近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2011年中国拥有世界出口第一的商品达1431项，位居全球第一，几乎是居第二位的德国（777项）的两倍。韩国去年失去世界出口第一的商品多达26项，其中12项是被中国所取代。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制度的变革。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之中国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庞大，从而形成了极具竞争力的生产供应链，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比拟、难以复制的。
中国目前在很多经济领域都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形成了竞争的态势，而这种局面也是亚当·斯密所曾预见到的，他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段话：“美洲及东印度通道被发现时，欧洲人的优越势力，使他们能为所欲为。”“今后此等地方的人民，也许会日渐强盛，欧洲人也许会日趋衰弱，使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气与实力。只有这样，才可以引起相互的恐惧，从而威压一切独立国的专横，使它们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这种结果，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伴随着世界各国广泛的商业而来临。”
今后10年，中国和美国都面临着许多经济上的挑战，也都面临着许多有利条件。
美国在科技上已有重大突破，意味美国能享受页岩油气革命所带来的好处，不但能创造大量就业，还有望取得过去难以想象的能源自给，缓解贸易逆差的压力。
此外，所谓3D制造技术也展现出了巨大潜力，有可能重塑全球产品生产方式，使美国拥有凌驾中国甚至西欧和日本的优势。如果说美国的优势集中在技术创新方面，那么，中国除努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外，还必须从制度变革上去探寻更大的潜力。惟有在制度和技术上不断变革、不断创新，才能确保为下一波经济增长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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