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我国扩大金融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金融领域的深层次改革，有可能增加我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为维护货币安全，笔者认为需增强风险忧患意识，加强风险管理。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触及货币安全，这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而国家安全是不能尝试的。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有时看似多设了几层“紧箍咒”，成本收益不匹配，实际上却是合理的。比如说石油。目前美国在海外驻军有30万人，军事基地有374个，控制着主要石油产地和海上运输通道。近年来美国大力推动能源独立和页岩气革命，不断降低石油对外依存度。从经济学角度看，美元是国际货币，经过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美元的霸权地位并未被动摇，美国大可多印美钞去换取石油，这是最经济的。美国没那样做，反而维护了石油安全。货币也一样，安全第一。一国的粮食、能源、货币安全有绝对保障，就可以在国际上收缩自如，不会受制于人，这是大国崛起的必要前提条件，需高度重视。
发达国家实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入的冲击，巴西、韩国甚至重新启用各种资本管理工具。这也值得我们警惕。当前是不是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最佳时机，需做深入研判。为防范资本账户开放带来大规模热钱跨境套利活动，资本项目可兑换要同人民币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结合起来，同金融市场对国内民间资本开放结合起来，还要清理规范资本项目管理方面的法规，努力降低外部传导风险和制度冲突风险。
人民币项目可兑换还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分散风险。只要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紧紧依托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与实实在在的财富创造结合起来，就能避免过度虚拟化和脱实向虚，降低改革风险。这就需要立足于促进人民币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逐步提高当前不可兑换或可兑换程度较低的可兑换性，进一步便利部分可兑换项目和基本可兑换项目资金跨境流动。
近年来，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很大进步，按照IMF资本项目交易分类的标准，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实现部分可兑换的项目有17项，基本可兑换的有8项，完全可兑换的有5项。我国距离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不遥远，有差距的领域主要有两个，即个人资本项目和涉及证券投融资领域。我们知道，当一国储蓄率超出国内投资需求，超出部分就需要投出去，或是国家集中起来按外汇储备的方式投出去，或是分散到私人部门投出去。实践证明，国家集中起来投出去，并不见得比私人部门高明、高效，还使风险过于集中。从分散风险、藏汇于民的角度看，建立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应坚持积极稳妥，先易后难。在资本流出方面，重点推出QDII2试点，允许合格的境内个人直接对外投资实业；允许更多境外主体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保持离岸在岸债券市场的平衡发展；适当允许境内金融机构向非居民融资等。在资本流入方面，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可逐渐实行投资的汇兑自由；逐步放松国内企业向境内外资银行融资的限制；建立非居民个人境内投资专户制度等。
此外，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还要保留适度的资本项目管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在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各类进出口商、投资商、居民、侨民等会采取很多办法逃避外汇管制，外汇管制的有效性开始下降，人民币也面临类似情况。自2012年起，人民币离岸与在岸汇差收窄，基本维持在50-100个基点以内；2012年6月以来，香港人民币利率有所上升，部分优质客户的一年期存款已达4%，超过内地，离岸与在岸人民币利差趋同。这表明，我国的资本管制有效性开始下降，但依然有效，有绝对胜于无，不能放弃，否则就是“自废武功”。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后，人们认识到，资本项目管制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防火墙”。
我国是IMF成员国，享有“为调节国际资本流动采取必要管制措施”的权利（《基金组织协定》第六条第3款规定）。2011年IMF发布的报告认为，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使用，特别是在宏观经济状况高度不确定、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空间有限或调整的生效时间很长时。这就是说，我国即使实现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出于反洗钱、反恐、打击避税天堂、维护国家安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等考虑，可以保留不同程度的资本管制，尤其是在发生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时，可采取宏观审慎措施和必要的临时性管制措施，这些都是国际惯例。我们还要研究金融交易税、无息存款准备金等管制措施的具体实施方案，以备不时之需，同时重视日常金融账户管理，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分析监测能力。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