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巴基斯坦民众将参加大选投票，并庆祝国家向文官统治的转型，这次的文官统治持续了五年，非常难得。大选能否开创新一阶段的文官统治并不明朗。现有的政治体系运转受制于军事力量和宗教极端主义，根本变革势在必行。否则，巴基斯坦注定要继续没落。
我第一次到巴基斯坦是在1958年的9月，两个星期后，伊斯坎德尔·米尔扎（IskanderMirza）人文政府让位给了穆罕默德·阿尤布·汗（Muhammad Ayub Khan），阿尤布·汗是一位仁慈的独裁者，这种仁慈的态度一直持续到1965年，他因支持印巴战争误入歧途。事实上，巴基斯坦自独立以来的65年中，有40年都处在军事统治之下。
即将到来的大选对巴基斯坦人民党领导人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提出了考验（扎尔达里继承了被刺杀的妻子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的政治权力）。民意调查显示，旁遮普穆斯林联盟的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有可能执掌政权。虽然，前独裁总统帕维兹·穆沙拉夫重出江湖，板球明星伊姆兰·汗（Imran Khan）积极奔走，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令人对大选结果不敢笃定。穆沙拉夫结束“自我放逐”重返国内，人们反响并不热烈，他本人也被指控违宪，受法院传讯拘留。但穆沙拉夫气场依旧。伊姆兰·汗最近在拉合尔市组织了一场狂热的集会，但是，虽然军队可能支持他，人们还是怀疑其号召力的可持续性。
无论由谁执掌政权，巴基斯坦都将继续挣扎在无力统治的边缘。其塔利班组织与阿富汗塔利班相互关联，由于国家情报机构三军情报局（ISI）强大而神秘的影响变得更加复杂。任何对现有体系政治经济前景的预测都非常的不乐观。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卡拉奇，貌似几乎完全处于当地塔利班的控制之下；与阿富汗交界的北瓦齐里斯坦则是激进分子频繁进攻的目标。巴基斯坦军队仍旧“手持大棒”，但似乎不是特别急于干预大选；如此行事，部分原因是担心失去美国的援助，一旦发生军事政变，援助将被自动切断。最高法院频频挑战行政部门，且屡屡得手，导致一位总理被免职，其力量之强大也是国家机器没落的标志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巴基斯坦被普遍誉为一种“发展范式”，吸引着发展经济学家的目光，当时的印度落在其后。但是，1990年之后，印度改革开始发挥效力，形势完全逆转：印度开始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没有采取改革措施的巴基斯坦经济发展模式老旧，萎靡不振。
几十年来，巴基斯坦拒绝向封建地主征税，导致其税收额仅占GDP的12%，严重依赖国外援助，99%的人口涉嫌腐败事件。在一亿八千三百万人口中，只有86万人纳税。2012年12月大赦，要求最有钱的逃税者支付4万卢比的罚金，为其被低估的收入和多达500万卢比的财产埋单，这一措施几乎无人响应。进口石油价格高昂，出口棉花又非常廉价，现有的国家财政已经出现赤字。由此导致当前的外汇储备不足1300万美元，无法满足2个月的进口需求，自2007年以来，卢比贬值超过了40%。
巴基斯坦的教育落后于孟加拉国。只有0.7%的GDP用于医疗保健。国民受教育比例为53%，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24%，基尼系数为0.41（该系数用于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值为0时表示不存在收入分配差距）。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巴基斯坦人口增长有所下降，但在印度半岛仍数最高水平。预算赤字占GDP的7.5%，超出了政府制定的4.7%的目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尤其是电力设施，如果要避免每天长达18小时的断电现象，需要增加4000兆瓦的电量。事实上，据有关估计，能源短缺使经济增长率降低了4个百分点，2008-2012年间，经济增长率平均水平下降到了3%。
巴基斯坦农业部门不受重视，而这一部门贡献了GDP的23%，为整个国家提供了44%的劳动力。农村地区的非农业活动一直滞后。纺织品和服装占全国出口物资的16%，雇佣劳动力占全国的40%，其中小企业就业占全国非农就业的80%。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报告，巴基斯坦的官方失业率数字为6%，但这一数据并未将农业部门和大量城市非正式部门的高失业率考虑在内。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省份很不安分，整个国家体系缺乏经济学家西蒙·库茨涅茨（Simon Kuznets）所提出的“有机的民族主义”（organic nationalism），该民族主义能将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群体凝聚在一起。中央资助的财政分权以人口规模作为基础，对大的省份非常有利，忽视了贫困差异和创收能力。
巴基斯坦唯一积极的特色表现为，海湾地区及其他地区巴基斯坦劳工的汇款数量（现为13,000,000美元）和数目众多的NGO组织（总共多达12000家）。汇款最终由农村人口掌管，用于消费和住房，由此避免了政府控制。NGO组织听命于有钱的国际捐助后台，目标不一，提出的建议五花八门，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很容易彼此牵绊。
虽然国外援助依旧充足，人们越来越怀疑其在促进巴基斯坦发展方面的有用性。在美国的外援对象中，巴基斯坦接受了超过20亿美元的资助，在数量上位列第三；这笔资金中，三分之二被用在了军事上，收效不大。
在经济领域，巴基斯坦与美国（仍然是巴最大的援助者）的关系极度紧张，无法实现让受援者掌握更多的决定权、据自身情况做决断的合理安排。事实上，外援支出效率低下，随着捐助者外交政策目标的变化起起伏伏，不合时宜的技术被引进，收入分配遭到扭曲，也助长了官僚精英群体的腐败现象。2012年，外援资金为25亿美元，名义GDP为2400亿美元，占比约为1%。
巴基斯坦与印度纠缠不清，在印巴边界部署了军事力量，预算也严重倾斜，以防备与印度就克什米尔问题可能发生的冲突。事实上，巴基斯坦的经济处于一种假定的战备状态，受这一状态制约，它很难去追求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主义和多元化。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与经济发展更为成功的邻国相比，巴基斯坦对贸易的态度更开放。根据世界银行的“经商容易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排名，巴基斯坦位居第85位，在中国和印度之上：中国排名为第89位，印度为第133位。但是，不安全性和治理的无序性抵消了其开放性应有的成效。
中国依旧是巴基斯坦的亲密盟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没有明显附加条件的援助。这一点与印度明显不同，印度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援助模式，与传统的西方经合组织（OECD）捐助者合作。
现有条件下，巴基斯坦不可能在政治和经济上实施根本性的变革。但是，缺乏根本变革，巴基斯坦不可能摆脱“国家机器没落”的厄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