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美总人口占世界的30%左右，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位居前三，占全球GDP的54%，是世界上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中美及欧盟中的英法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同为核大国，占全球军事开支的67%以上。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及大国力量对比出现的重大变化，中欧美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关键作用更趋明显，成为影响当今和未来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主要力量中心。三边通过中欧、中美、欧美三组双边关系及多边场合互动中的合作与竞争的倾向增强，其关系走向及互动模式将对未来国际关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一、中欧美关系互动的现状
冷战结束和原苏联解体后，尤其是随着迅速崛起的中国在国际舞台日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欧美三边关系互动逐渐形成。但当时的互动往往带有针对性、排他性的特质。政治上，美欧共同在自由、人权、民主、西藏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之初具有“强强联合”牵制美国霸权之意。尤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中欧决定建立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抗衡美国单边主义的意图明显。军事上，围绕欧盟对华武器解禁问题三边明争暗战，更反映出三边互动的消极影响。2005年，在美国高压下，欧盟决定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自此美国因素在欧盟对华解禁问题上成为消极因素，解禁问题也是欧美联手应对中国崛起、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张“遏制牌”，成为影响中欧、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经济上，美欧既竞争又合作，争抢与中国建立特殊的经济关系，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在中美建立起部长级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后，欧盟也强烈要求享受同等待遇，建立欧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可见，中欧美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相对独立的三组双边关系，三边互动的轨迹十分清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三边关系互动的战略涵义日益深刻，并对其他领域发挥着引领或限碍作用
尽管中欧美在国际格局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三者之间的互动深刻影响着全球和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和全球治理等各个重要领域，但因正式的三边机制尚未出现，中欧美三边互动的战略性主要通过双边及多边方式得以体现。
第一是中欧关系。1998年中欧关系提升到全面伙伴关系，建立了年度中欧峰会机制。2003年，中欧关系由“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得到深化。2004年，欧盟超过美国、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迄今中欧在各个领域建立起50多个对话机制，其中中欧峰会作为双方最高级别的定期沟通机制，所涉及的议题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为双方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2004年以来，欧盟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2011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表示，欧中伙伴关系是世界架构中的核心，双方的目的是要将这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转化为新的机遇。
第二是中美关系。1998年，中美两国确定了“致力于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合作框架。2005年，中美举行了首次战略对话。2006年，中美启动了战略经济对话。2009年，两国领导人决定进一步整合两个对话机制，成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美双方利用对话机制在事关两国和全球事务的深层次、战略性重大问题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沟通与交流，增进了彼此了解和信任，促进了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
第三是欧美关系。二战后建立起来的欧美联盟不仅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作为纽带，而且双方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也有着相当广泛的共同利益。双边贸易额、服务和投资每年高达1万亿美元，而直接投资总值更高达近2万亿美元。美国对欧洲的投资是对亚洲投资的三倍，2011年欧盟对美国出口高达2600亿欧元，美对欧盟出口达
1840亿欧元。为应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挑战，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期内对欧盟有了新的认识，欲再度强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双方正在紧锣密鼓般地就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美国表示：“为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美国和欧盟缺一不可，双方分享共同价值、利益、能力和目标，美欧只有共同行动才能应对全球挑战”。
随着中欧、中美、欧美均建立起战略对话机制，三组双边战略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越来越重要，“第三方”既可成为促进一组双边关系发展的“推手”，也能构成阻碍和破坏一组双边关系的“黑手”。由于中国与欧美在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理念上的对立，以及中国崛起强烈冲击了欧美的既得利益和现有国际架构，因而中国每每成为欧美战略磋商的“牺牲品”。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欧盟为加强对美国单边主义的牵制，法德等主要欧盟国家提出了解除对华武器销售禁令的倡议。这一时期的中欧加速接近令美国惊呼“中欧轴心”的到来。中欧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本来不涉及“第三方”，但由于在2005年美国强烈反对欧盟对华武器解禁武器和中欧伽利略卫星合作计划，致使美国成为中欧关系中的干扰性因素。美欧围绕对华武器解禁问题出现的争端，既是美国对欧盟加速接近中国的不满而采取的牵制行动，也为了进一步强化跨大西洋关系，与欧盟就全球问题开启战略磋商与对话。“尽管欧洲的观点未必就是华盛顿的观点，但它现在已有更成熟的立场为未来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提供广泛的合作基础”。川中美对话曾引起欧盟对中美“G2”的不满，但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不断挑起事端制造不稳定，又引起欧盟的担心。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摩擦有增无减，无形中对陷入欧债危机的欧盟和陷于美国“包围圈”的中国提供了双方密切合作的“私合剂”。中欧关系中的正能量增强，原因在于：一是欧盟因债务危机在对外政策中产生挫折感，在美国全球战略中被边缘化，欧盟不愿参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再平衡”；二是中欧始终不存在战略对抗性因素，中方一直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支持欧元和欧元区稳定；三是中方向欧方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包括继续投资欧元区债务市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双方还加强了在金融领域的合作，缓解了欧债危机压力。欧盟对中国在其遭遇困难时力挺欧盟给予高度赞扬，欧盟领导人范龙佩、巴罗佐共同撰文指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发展规划与速度对欧洲及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欧盟和中国随时准备将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二)三边关系由不对称变成相对对称、平衡
中欧美由过去不对称、不规则的三边关系变成相对对称、均衡。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实力以及相应的国际地位相较于美欧明显处于劣势，没有能力对欧美关系以及在重大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美欧主导下的西方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格局中一统天下，中国只能对此单方面的接受和服从。尽管中国无法与美欧构成等边三角关系，但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中欧美关系互动产生重大影响。原因在于：
首先，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在美欧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以后，全球化负面效应加深了欧美国家内部的固有的社会、经济和种族矛盾，西方国家普遍陷入经济长期低迷不振、债务高企、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福利锐减、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民众不满情绪上升、企业外迁严重的艰难境地，进而演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质疑，各种抗议活动频繁发生。美国多年来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政策和行为，特别是它发动的一系列战争，都一再削弱了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道德基础和道义威信。美国的金融体制引起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更使其曾经被视为楷模的发展模式受到国际社会的指责和批判。欧盟内受债务危机之伤，外蒙国际影响力下降和美疏远欧洲之痛，欧美传统意义上的“特殊性”不复存在。相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及北约曾长期是维系欧美关系的战略长板，如今成为短板，双方在应对危机、北约分工与合作等问题上相互指责。欧洲埋怨其债务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牺牲品，主张结束对世界金融秩序发展的单边主导，而美国则责备欧债危机有损美国经济恢复的外部环境。法国前总统萨科齐高调批评美国极端自由主义的金融经济政策，称其是造成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与罪魁祸首。川奥巴马则公开批评欧盟在处理希腊、西班牙等国债务问题上“行动迟缓”，“一旦欧元区出现后退，美国经济将深受其害”。在北约问题上，美国多次严厉批评了欧洲不断削减军费的“非军事化”倾向，并警告说，如果这种状况不发生改变，“北约的前景将会是黯淡的，即使不是惨淡的话”。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尤其是人类面临的跨国问题的日益突出，西方国家已难以单独垄断国际事务。
其次，中国在三边关系中的角色与分量已今非昔比。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对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因素”日益成为牵动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西方就有学者表示：事实上，大西洋两岸早已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已使它有能力对下一个1/4世纪产生重大影响。陷入危机的美欧急需得到中国的合作来解决它们面临的主要挑战：经济和金融危机、全球安全和气候变化。奥巴马表示要“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则表示，“中欧合作将成为21世纪国际合作的典范”。中国在三边关系中的地位由弱变强、由不利变得相对有利。中国既是欧美继续加以防范、警惕的对象，也是它们竞相拉拢、争取的合作伙伴。
不过从总体看，与美欧同根同源和基础牢固的盟友关系相比，中国仍将在三边关系中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中国与它们的关系既受各自内政及双方关系影响，也受对方立场变化的牵制。
(三)由过去的针对性、排他性转向强化竟争与深度合作
后危机时代，无论是中欧、中美关系，还是欧美关系，均呈现出从过去的针对性、排它性转向竞争加合作的新特点。
在政治领域，2006年欧盟首次针对中国提出了20项要求，内容包括经济贸易、国际安全、民主人权等，表明“欧盟已从过去以发展中国家标准看待中国的态度转向了愈益严厉的立场”。闭随后不久，美国国会授予达赖奖章，德、法、英等欧盟国家领导人先后会见达赖，表明美国与欧盟一些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协调。在地缘安全上，美国在亚太地区加紧构建针对中国的包围圈，美欧在中东、非洲等地打压和排挤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更表现出欧美一方、中俄一方的较量。金融危机加速欧洲“去军事化”进程，美国战略加速东移，削弱了北约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美欧战略分歧进一步加深。在经贸领域，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国际主导地位的危害，中欧都主张国际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发展，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法国前总统萨科奇明确表示将寻求创造一个不再紧紧围绕美元的新国际货币体系。美欧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施压，美债、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持续加深的同时，对中国的保护主义和摩擦有增无减，出现欧美共同对中国光伏企业进行“双反”调查。在环境和气候领域，中欧力促美国加入京都机制或后京都机制，美欧共同要求中国承担减排任务，中美则不赞同欧盟提出的高减排数量目标，强调发展环境科技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尽管三方在地缘政治、经贸、热点问题等方面的竞争性加剧，结构性矛盾难以避免，但三边共同利益也在呈上升趋势，良性互动因素不是减少而是增多。美欧经济相继陷入长期困境，为了各自利益需要维持和加强与中国合作。中国与欧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不同，决定了三方发展合作具备客观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互补性和互利性。目前，在联合国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核裁军与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移民、经贸、全球治理、气候变化、能源及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中欧美既是主角，又都缺一不可。三方政策立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西方学者提出的中美欧“G3共治说”、人民币、欧元、美元“三足鼎立说”，从侧面印证出欧美与中国合作的急迫心态。主要原因是，中欧美是国际舞台及全球重大战略问题上最引人关注的责任方，也是三个重要的利益仪关方，这就决定了中欧美关系是一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一方面，三方具有强烈的合作动机，能够从合作应对各种挑战的过程中共同受益。全球治理等全球性问题是包括中欧美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面临的公共问题，共同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中美欧在如何应对挑战中又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的核心是三方作为关键的治理主体在国际上如何公平、公正地分享和分配责任和义务，其实质是各国对国家发展空间和发展权的争夺，涉及国际体系责、权、利的优化与改变。
“北美、欧洲和东亚是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三个核心区，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三方世界’。就行为主体而言，这个三方世界的核心是美国、欧盟和中国。中美欧在当今世界中已经是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实体，而且这种地位在未来的二十年中还会得到延续。”从上述现状可以看出，未来中欧美三边合作前景广阔，并将出现如下变化：
(一)三边互动中的两重性：合作与竞争将呈常态化发展趋势
利益复杂交织，合作与竞争并存，中欧、中美、欧美合作联系程度与竞争激烈程度均前所未有。两重性是后危机时代中欧美关系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未来三边关系不会按照矛盾冲突的逻辑单向发展。
在中美关系上，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对华关系基本取向将在继续推进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前提下，在亚太实施战略再平衡和“中国既是对手，也是潜在伙伴”的基本定位的基础上推行“既防范、遏制又接触、合作”的两面下注并同时加强的对华关系。在欧美关系方面，无论在基本价值观和实际利益上欧美都有共同点和分歧点，决定了当今欧美关系必然是竞争加合作。同样中国与欧美在价值取向与利益取向上也存在诸多共同点与分歧点，决定了中欧、中美关系的两重性。以中欧经贸关系为例，中欧从互补合作关系转向竞争合作关系，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到2011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
5672.1亿美元。受欧债危机影响，欧洲市场疲软导致欧中贸易额有所下降，但2012年欧中贸易仍达到5460.4亿美元。与此同时，中欧经贸竞争性因素也在增强。欧盟不仅不愿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还不断抱怨中国急剧扩大的对欧贸易顺差。但不可否认的是，中欧经贸关系进入高度依存的新阶段，正由过去过于依赖双边贸易向贸易与投资并重的结构转化，中欧相互投资也由过去的单向倾斜向双向平衡转化。
中美、中欧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相对减弱，美前国务卿希拉里宣称，“美国将继续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但美国的对华人权政策不能干扰美中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和安全危机中的合作”。原因在于，在中欧美结构性矛盾之外还存在着日趋增强的约束力量，以及全球化发展等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的不断增多，三方需要思考如何在政治、经济、安全、全球治理等重大战略问题上实行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政策一，避免竞争，实现共赢，通过有针对性的计划、共同危机管理和完善政策协调。中国与欧美不会成为欧美“跨大西洋”式的全面战略伙伴，但三方均有可能在某一领域、某一部门形成“专项合作”或“临时同盟”，探寻建立三方磋商机制的可能性。
中国积极主张建立包括新型中美、中欧关系在内的大国关系，那么探索建立新型三边合作共赢模式也应成为当务之急。其可能性和紧迫性在于：
第一，包括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安全体系的未来走向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范围内的重大议题，而中欧美构成其中最为关键的三大行为者。这不仅是因为三方的经济总量及其所具备的全球影响力，更是因为它们通常在许多重要国际事务中存在的不同利益，并由此引发了巨大的政策差异与分歧。这些问题涉及政治、安全、经贸、金融、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欧盟、美国和中国共同的经济与安全利益的情况很复杂，三方在共同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上存在着巨大的需要和日益增强的趋同。难点在于辨别三方能够真正地联合采取、实施和共同保持的合作行动。”正是这种差异需要三方以及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规划和构造未来国际体系的基本格局。尝试建立三方磋商机制可以拓宽合作领域，缩小潜在的冲突和误解。否则，崛起的中国有可能与守成的欧美发生越来越多的利益上的冲突，面临欧美加紧联合应对中国的不利局面。
第二，中国与新兴国家、主要发展中国家已建立起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合作等多边机制，但中国与世界最主要发达国家和经济体的磋商、沟通渠道仍停留在双边、多边层面。目前，从双边途径看，中欧峰会、中欧战略对话、中欧高层经济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欧峰会、欧盟副部长级东亚战略对话等机制业已建立。在多边领域，联合国安理会、二十国集团峰会、世贸组织、伊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地区和全球性组织中亦成为中欧美沟通场合。虽然上述双边和多边渠道一定程度上确保各方发展与另两方双边关系的需要，但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强调合作发展共赢的今天，在世界前三强之间的合作与沟通远远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因此，急需加强对三边互动合作的研究，既需要从三方关系内部，加强三方的协调与合作，尝试先民后官、先经济后政治等渐进方式探寻三边建立协调、磋商机制的可能性，也需要在三方关系的外部，通过加强与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其他多边组织的合作，来增强三边关系的开放性、包容性，并避免在国际社会造成中欧美“G3”共治之感。
第三，这也是发挥正能量、减弱负能量的最佳路径。由于三边正式磋商机制的缺失，虽然在全球及地区问题上中欧美通过双边和多边场合进行合作共治的意愿和行动增强，但导致三边互动的正能量难以发挥，往往造成三方交流、合作不畅，相互误判猜疑，甚至一方受到另外两方联合牵制、打压的局面。负能量具有相当影响，任何一方都在防范另外两方针对自己的排他性“合作”：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中美联手实现合作并使欧盟处于边缘化，进而使欧盟对中欧战略伙伴的地位产生强烈质疑；欧盟由担心中美“共治”变成担忧中美在亚太安全领域上的“对抗”，迫使其选边站队；“欧盟是中国和美国重要的合作伙伴，应当尝试建立和发展一个中美欧的多边对话体系，从而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做出贡献。欧盟需要美国，也需要中国，所以欧盟须尽可能避免出现选择阵营的局面”。中国购买巨额美国国债，在政策选择上不得不偏好美元，形成了天然的中美货币同盟，使得欧元处于不利地位；中国担心美欧强化针对其的战略协商，更担心北约“全球化”并在亚太地区组建“东方北约”；美国担忧中欧深化战略合作的目的是对其牵制，更担心急需中国资金支持的欧洲在价值理念斗争中向中国屈服。
(三)经贸、金融领域最有可能成为三边合作的“傲门砖”
第一，在后危机时代，地缘经济的重要性超过传统的地缘战略。中国与西方经济关系的高度相互依存表明，中欧美关系毕竟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西方与原苏联的关系，这是中国与欧美打交道时的优势所在。欧美要惩罚中国，就会首先使自己受到伤害。中欧美是世界上三个最大的经济集团，也在全球经济金融管理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三边经贸联系度和依赖度空前提高，改变了过去自西向东、单向运作的旧模式，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双向运转、更加平衡的相互依存模式。“中国、欧盟和美国不仅是世界上三个最大的经济阵营，而且也是高度相互依存的，并在全球经济管理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甚至延伸到安全领域：所有三方都有赖于国际贸易线路的平稳运行、全球的能源市场，以及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经贸关系是中美欧的最大共同利益所在，三方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上的利益一致，也是推动三边关系避免零和竞争、实现合作共赢的关键领域。
第二，在多边贸易、金融体制的框架下建立三边磋商机制，对于抵制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动金融体系改革尤其重要。在贸易方面，中欧美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利益相关方。“鉴于中美欧三方的影响力，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建立三方机制，三方就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进行深人的磋商，带头减少各自的短期的保护主义行为，有助于起到示范效果。这对中美欧三方都是有利的选择”。在金融领域，随着美欧经济相继陷入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其加强货币政策协调的愿意和期待变得强烈，这使得三方合作博弈较容易执行。把握此时机，中国理应进一步争取与己相称的话语权，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与美欧开展经济战略对话，加强货币政策领域的信息交流，减少货币政策协调中存在的障碍和成本，推动建立起一个应对危机的全球金融监管机制。
第三，目前中国在三边经贸关系中拥有较大的回旋空间，欧美危机后“内急”，且相互间合作虚多实少，难以提供实质性帮助。中国虽面临转移危机的风险，但依然更多地享有“危机的红利”。应抓住机遇，在积极推动企业投资并购的同时，实现与欧美经贸领域的相互高度依存和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已分别于2006年和2008年设立，只要对现有的经贸对话平台加以改造，即可实现中欧美三边经贸金融的战略合作。中国采取积极姿态和有力行动，对改变中国在三方博弈中的弱势地位、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推动国际经贸和金融秩序向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三、结论
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中欧美之间已经逐步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赖，在应对全球和地区挑战方面具有诸多的共同利益，未来将在国际关系格局中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西方学者认为，“一种由美国、欧盟和中国所构成的三个超级大国的体系会是一种对手和朋友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像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那种敌人的社会结构情形。”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主要角色的作用日趋明显，与传统的主角欧美不可避免地发生利益上的摩擦、碰撞，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与它们在全球治理、应对金融及债务危机、促进发展、能源及网络安全、环境保护、核裁军及核安全、打击跨国犯罪、移民等全球及热点问题上越来越拥有更广泛的共同利益，在这些共同利益基础上学会与欧美共舞，在发展中美、中欧关系时兼顾第三方利益，形成“A十B+C=共赢”定式，摆脱以往形成的“A+B针对C”的模式，立足长远，规划好未来三边关系互动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