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试图确定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欧洲等世界列强现在如何看待中东和如何制定其中东战略，其挑战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全球大国关系不断变化。中东动荡不定。我们常常用象棋、魔方等比喻来相容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危机，但仍不能反映所有这些危机的复杂性，特别是在涉及中东地区的时候。
一个较为恰当的比喻是在一个酒吧发生斗殴时我们走进去的感觉：我们很难确定谁挑起了斗殴，谁与谁是同伙，到底争论什么，谁出现了倒戈，谁在打斗，谁在旁观，你的影响力在何处，如何平息这场斗殴。
战略背景
中东问题的当代背景起到很大决定作用。大国必须在不同于冷战期间或之后的战略背景下制定现在的中东战略。冷战期间，大国在该地区的直接竞争不像在欧洲或东亚那样激烈或针锋相对。欧洲当时是北约和华约的对峙中心，东亚是直接或间接交战的舞台，例如朝鲜和越南这样的国家。但是，俄罗斯、中国、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仍然从那个时代特有的零和角度看待中东。这些国家与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和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的关系、武器销售以及阿以冲突都展现了这种动态。
1989年至1991年，随着冷战的结束，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国际体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或是出于必要，或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大国对中东的态度变得更加变幻不定。
冷战后的初期，俄罗斯和中国注意到中东，但完全专注于本国内部的变革。俄罗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私营企业。中国正在消化市场经济改革。由于不受美苏竞争的影响，欧洲专注于重建与中东的传统关系，深化欧盟内部的一体化，并为把原苏联卫星国吸收为新成员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作为唯一幸存和繁荣的超级大国，美国获得了在国际事务中为所欲为的机会。它专注于巩固其在欧洲的冷战后地位（例如德国在北约内部的统一），与俄罗斯建立新的关系，以及处理巴尔干地区的问题。至于中东，美国的主要顾虑是恐怖主义、石油的流动、巴以争端以及伊拉克的两场战争。
随着冷战的结束，大国之间在中东的竞争与全球性斗争分离，几十年来这是第一次。大国再次开始从本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待自己与该地区的关系，主要在与中东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寻求本国国家利益。
大国关系的下一阶段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拉开序幕。那场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的信心。与此同时，俄罗斯变得更加自信，其对格鲁吉亚部分地区的占领就是例证。人们越来越认为中国的“崛起”势必会挑战美国的国际主导地位。
所以，如果有一个时刻我们可以说美国的“超级大国时刻”开始消逝，这个时刻大概是2008年。也是这个时刻，在中东和其他地方角逐的大国被拖进一个类似于均势政治时代的世界。均势政治曾在更早时候主导外交。在这方面，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为它不参与就能解决的问题寥寥无几。然而，美国能够在不遇到挑战的情况下单独解决或带头做出反应的问题也寥寥无几。
在大国为适应这些新动态进行调整的同时，中东受到三个现象的震撼，这三个现象改变了该地区的特点和局外人与它接触的条件。首先，伊拉克战争使该地区的国家两极分化，搅乱了主要外部势力之间的关系。其次，伊斯兰极端主义更加深入地扎根，并使外部势力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发生分裂。第三，该地区经历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这不仅打乱了许多国家的国内规范，还使多年来一直充当外部势力联系渠道的许多风云人物和机构发生了变化。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战略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大国现在必须制定自己的中东政策。因此，并不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政策前后矛盾、频繁地突然转向以及引起内部紧张局势并不奇怪。
俄罗斯
在普京时代，俄罗斯必须制定一项有三个主要目标的中东战略：
·巩固俄罗斯在“近邻”的势力范围———近邻就是乌克兰等周边国家，这些国家曾是苏联的一部分。
·加强对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控制。
·恢复俄罗斯在中东等关键地区的影响。莫斯科想打击这些地区的恐怖威胁，因为它在那里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认为自己正在与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竞争。
莫斯科在中东的利益和追求并非全部不符合华盛顿的利益和追求。俄罗斯与美国都强烈意识到伊斯兰极端分子可能构成的威胁。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普京一直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
当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车臣共和国等居住着部分穆斯林的俄罗斯高加索地区帮助煽动独立运动的时候，普京的立场最为鲜明。在1994年和1999年的两次车臣战争期间，圣战战士从中东和南亚，特别是通过格鲁吉亚的潘基西峡谷前往俄罗斯。由于中东捐助者帮助鞑靼斯坦共和国和中亚地区的新生伊斯兰运动，俄罗斯将监视中东地区的伊斯兰运动，并寻求予以打击的途径。
在与该地区一些国家的关系中，相互矛盾的目标迫使俄罗斯小心行事。最能反映俄罗斯外交的微妙、难度和复杂性的情况莫过于其与伊朗的关系。自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莫斯科一直警惕伊朗对其南部边缘的影响力，尤其是在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名义上的穆斯林中亚国家。
然而，俄罗斯帮助伊朗实现了其核计划的某些目标，例如在布什尔建设核反应堆。与此同时，莫斯科并不赞同伊朗获得核武器，它与西方一道支持对伊朗的制裁。但是，俄罗斯寻求的制裁措施始终不像美国希望的那样严厉。
俄罗斯也一直试图与该地区的国家建立一个商业关系网，超越苏联时期那种对意识形态关系和武器销售的依赖。例如，虽然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历来是俄罗斯的战略对手，但是它已成为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两国贸易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每年大约40亿美元增加到过去10年的大约300亿美元。安卡拉超过6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在对俄贸易方面，伊朗和埃及仅次于土耳其。
在武器销售方面，俄罗斯的客户有叙利亚、埃及、伊朗和利比亚等国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最大客户是阿尔及利亚。它购买的武器有90%以上来自俄罗斯（占俄罗斯武器出口总量的11%）。阿尔及利亚是该地区最专制的政权，还没有经历其近邻在“阿拉伯之春”期间经历的那种动荡。
俄罗斯在中东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动机是，它一心想在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主要区域问题上发挥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一直努力扩大其合作关系网，把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以前的敌对国家包括在内。
与此同时，莫斯科对叙利亚的财政和武器支持及其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关系，使它能够在叙利亚冲突的任何解决方案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样，在目前有关伊朗核问题的P5＋1（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谈判中，俄罗斯有很大的影响力。没有莫斯科的默许，西方就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
总之，俄罗斯认识到中东正在发生的所有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并且在巩固传统的同盟关系，以确保其在中东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中发挥作用。
中国
长期以来，许多人理解中国对中东政策所依赖的公式一直是：能源安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中国对该地区的政策全部涉及石油和贸易，很少参与该地区的政治。中国的能源进口有55%来自中东。
近年来，能源给中国的出口驱动型经济带来两位数增长。这为每年进入就业市场的数百万人创造了工作机会和日益增强的繁荣。这转过来又给中国带来政治稳定。
这个公式仍然是中国对该地区方针的核心，但北京目前对所有三个要素都感到关注。同现在涉及中东的所有情况一样，事情再也不是那么简单了。
能源安全依然是北京关注的持久问题。但是，中东地区的动荡以及对美国在该地区作用的担心都突出了这种关注。北京担心，它也许不能够依靠华盛顿确保中东的安全，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一种“公益”。
后一种担心来自于美国的国防预算削减以及美国会在今后几十年实现的能源自给，这是人们现在普遍预料的情况。虽然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美国不断增加的能源生产（主要来自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开采），加上需求的下降，似乎有可能使美国减少对中东和其他地区能源供应的依赖。
北京知道华盛顿欧洲和亚洲的亲密盟国，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东的能源供应，它大概会从中得到一些安慰。美国对同盟关系的忠诚将使它继续在波斯湾和其他地方可靠地履行责任。
尽管如此，北京还是不能完全依赖美国海军。它担心，一旦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加剧，美国就可能封锁马六甲海峡，因为中国80%的能源进口通过这个地区。
中国有这种担忧的原因是，近年来它在积极地推动海军现代化建设，从中国大陆沿印度洋港口进入中东地区。这是为港口停靠和补充燃料做出的商业安排。
在发生这种转变的同时，中国更加重视在苏伊士和地中海地区展示实力，这是由于担心能源安全而进行的对外扩张。为补充海上实力，中国正在建设一个由铁路和管道组成的网络，通过中亚把部分中东地区与中国连接起来。
中国经济模式出现的压力使确保能源供应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日益的繁荣推高了工资水平，这使得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所以，中国推动经济决策进入新的模式，更多地是从商业上考虑。中国需要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获取能源是不能冒险的事情。
这种紧迫感还没有促使北京在中东地区的诸多争端中扮演主要参与者的角色。但中国并不是像过去那样袖手旁观。它派兵参加了黎巴嫩的维和力量。它的海军舰艇在海湾地区的港口停靠。它还在争取与该地区从土耳其到埃及的一系列国家加强关系。
与此同时，它肯定担心中东出现的极端主义思潮。
“阿拉伯之春”及其在各国的后果令北京感到不安。它不仅打乱了北京与发生政权更迭国家的商业关系，也把北京更多地拖入该地区的政治斗争。
华盛顿对亚洲的“再平衡”及其在中东的新行动加剧了北京的担忧。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将来会在中东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重点不只是发展商业关系，而是越来越多地注重政治和军事关系。
欧洲国家和美国
欧洲国家和美国比其他大国更加深入地介入中东事务。美国介入该地区是因为它认为自己负有全球责任，对以色列承担安全义务以及能源需求。欧洲国家的介入有多种因素，一些是与美国相同的因素，一些是独特的因素——地理位置接近、殖民历史、能源依赖以及部分在中东战场展开的两次世界大战。
按照任何标准来看，这些都是欧洲国家和美国与该地区交往的独特时代。一方面，欧洲国家和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基本上趋同。对于它们希望看到的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它们的看法大体上相同——那就是采取民主规范，建立更加平均主义的社会和开放的市场经济。
然而，尽管美国和欧洲国家有着这种共同的看法，并且它们可能会共同动用巨大的力量，中俄两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也很少下降。这源于多种因素。
第一，由于这么多的国家处于过渡之中，与之建立联系的许多风云人物和机构已经消逝。虽然美国和欧洲国家在东欧的民主演变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它们都没有遇到东欧人对建立联盟和相仿社会的那种强烈愿望。处于过渡中的中东国家主要想获得经济和军事援助。而此时正值美国和欧洲断断续续地实现缓慢的经济复苏，并且不能满足这些国家的需要。
第二，该地区的形势动荡不定，现在与它接触变得更加困难，无法给局外人提供一个可靠的规划远景。埃及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中东问题观察家常说：随着埃及的离去，中东也会离去。
然而，自2011年以来，埃及经过了两场重大的并且基本上不可预知的转变，首先是从穆巴拉克的独裁风格转变为穆斯林兄弟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领导下的短暂分裂性统治，然后又回到塞西政权领导下的强大中央控制。
虽然塞西似乎牢牢地掌握大权，但是鉴于他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公众认识到“街头”有推翻统治者的力量，现在很难相信这个政权会维持下去。
第三，中东地区的暴力无处不在，近代前所未有，对实施连贯一致的政策构成障碍。这源于叙利亚的战争及其最强大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近向伊拉克的扩张。在写本文的时候，“伊斯兰国”已经控制从叙利亚的阿勒颇延伸到巴格达郊外的大片领土，它已经宣告这片领土是“哈里发国”。美国和欧洲国家一致认为，必须对“伊斯兰国”予以遏制和挫败，这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争以及两国之间边界的消失构成明显的危险，这几乎排除了最基本的与冲突无关的接触。欧洲国家认为，“伊斯兰国”必须是一个密切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欧盟估计，在加入“伊斯兰国”作战人员的大约2万名外国人当中有大约3000名欧洲人。
据粗略估算，“伊斯兰国”的作战人员现在有3万人以上。这意味着，欧洲国家领导人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地准备应对持有欧洲护照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偷偷回国的可能性。华盛顿也有这种担心。据报道，这些作战人员当中有100多名美国人。华盛顿已经被这样的报道所困扰。对华盛顿来说，更糟糕的是，欧洲护照持有者可免签证进入美国。
最后，虽然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很难有把握地衡量，虽然华盛顿一直面临艰难的选择，但是它似乎已经失去了很多影响力。最常被引用的原因是，它对政治变革做出的反应不一致，特别是在埃及；它已经从承诺如果叙利亚动用化学武器就采取军事行动的“红线”退却；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对美国领导的与伊朗谈判不满。这些谈判的意图是不让伊朗的核计划制造武器。
然而，美国通过最近的行动提高了自己的信誉。它组织该地区的不同参与者和来自其他地方的美国盟友成立一个联盟，以打击“伊斯兰国”。如果此举仍然是有效的，这会为重建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起到巨大作用。当然，这是一个巨大的假设，因为当部队在战场，特别是这个独特的战场作战的时候，就会有不确定性。
总之，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大国对中东的政策只有几个趋同点。它们都希望看到恐怖主义被击败，它们都对伊朗发展核武器感到不安。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存在争议，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中国和俄罗斯不会同意涉及分裂主义或要求政权更迭的任何安排。
中东地区现在是世界上实践新的均势政治的主要实验室。新的均势政治很有可能是未来几十年的特点。它是一场新的“大博弈”的头几个回合的舞台。不管大国是否做好了准备，这场博弈都已经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