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越走越远还是越来越近呢？答案取决于你是相信个人日常生活的判断，还是相信学者的智慧和国家的行动。
若从两国公民的行为来看，美中关系看起来规模巨大、充满活力、总体上健康。经济纽带继续迅速加强。双边贸易已经从2009年的3750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将近6000亿美元，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在过去三年里也翻了一番。
两国民众之间的交往甚至比贸易数字的增长更快，虽然这方面的研究不太多。就在五年前，到美国上大学的中国学生有六万七千人。此后，总数已经增加了两倍，到了2012年已经达到十九万四千人。美国中小学普遍开设了普通话课程。中国游客和商务访美者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从2008年的四十万人到现在的一百五十万人，在2017年可能达到四百万人，换句话说每天有一万人来到美国。每天，数以千计的聪明且人脉广泛的年轻人、游客以及企业经理都投下个人信心的一票，支持中美关系。照此算法，中美关系的未来很好，即便有问题也是可以掌控的，两国政府或许没有多少理由喜欢对方，但他们开战的理由就更少了。
但是高层的观点令人担忧。从这个角度看，两国关系麻烦不断，长期以来有关经济和安全的纠纷纠缠在一起。想想国会中若干民主党高层人士在四月中旬做出的呼吁，他们要求奥巴马政府把中国列入“优先观察国家”名单，因为其侵犯知识产权：
中国政府很有可能在盗窃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并把它们传给国有企业或其他中国公司。美国公司很难与得到中国政府没完没了的巨额补贴和其他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进行竞争，本来就混乱的局面再增添商业机密被盗的因素，美国公司若还能参与竞争，那才是奇迹。
这封呼吁书是对中美关系新争议的反应，尽管中美关系早已被长长的纠纷清单所困扰。在2011年10月，美国国家反间谍执行局办公室特别指出，外国政府尤其是中国和俄国从事的经济网络间谍活动“对美国的繁荣和安全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最近，华盛顿地区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Mandiant）披露的商业间谍案有名字、照片和马威尔病毒，所有这些都是在人民解放军驻上海的一幢八层楼内进行的。该案强化了华盛顿把网络间谍作为两国关系中新风险的意识，至少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被指控采取了无法无天的危险行动；因此国会议员才呼吁政府采取行动。
应该承认，表达对贸易政策不满的术语和清单是官僚文牍。在贸易法中，美国贸易代表使用的“优先指定国家”这个术语与美国财政部决定给某个外国贴上“货币操纵国”的标签非常类似。两个术语都来自对美国贸易法律中存在已久的一系列繁复的规定，即“301条款”，该法律可以追溯到1974年，在1988年《综合贸易及竞争法》中重新界定。
1988年法案设想了警告海外犯规者的三份年度名单：“超级301条款”用于针对美国出口的不利壁垒；“特别301条款”用于侵犯知识产权；第三个用于货币操控，虽然没有吸引人的名称。在列出名单之后将跟进旨在纠正问题的协商项目，这种协商要求往往伴随着隐含的或模糊的威胁，即如果不就范就可能采取某种报复措施。1992年和1996年把中国列入优先指定国家名单之后的确启动了贸易战，最后是对盗版CD和DVD的工厂进行制裁。
随着时间的推移，点名的程序逐渐隐退，虽然某些担忧变得更强烈了。
美国财政部在1994年以后就不再把某个国家称为货币操纵国。超级301条款市场准入名单停止得更早。但是知识产权年度报告仍然存在，而且用得比较多。
去年的报告把26个国家列入名单，包括“一般观察名单”和关系更紧张的“优先观察名单”，包括著名国家如以色列、巴基斯坦、中国、俄国和加拿大等共13个国家。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不禁止点名，或许也不阻止所有可能的贸易报复措施。在有些情况下，点名程序往往被用来向世界贸易组织打官司而不是直接报复。但是，直到今年春季，进入“优先国家名单”的最后一批是2005年的乌克兰和1998年的巴拉圭。虽然世贸组织规则让报复性关税比在1988年时更难实施了，但是上了“优先国家名单”就发出信号，表示问题到达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到现在为止，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美国贸易代表在5月1日公布名单时并没有把中国列入“优先国家名单”。但是，报告的确把中国列入“优先观察国家名单”中的第一个，直接将网络间谍指控与中国政府联系起来：
特别令人担忧的是独立的安全公司的公开报告，该报告认为从属于中国军方和中国政府的人员系统地潜入众多美国公司的电脑系统，从中盗窃包括IP在内的数百计太拉字节（百万兆字节）的数据。美国强烈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终止这种活动，并认真调查和严厉惩治依靠网络或传统手段盗窃商业机密以儆效尤。
该决策让中国注意到，最重大的行动已并不遥远。
直接对付问题当然有帮助。有时候，简单地承认就能解决问题或至少减弱其严重性。比如国会的投诉和起草法案或许已经迫使美国行政部门和中国政府注意到货币政策问题。中国的汇率确实上升了30%，就现在而言，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缩小，美国的贸易赤字也在下降。同样的，公开警告或许暗示那些为网络间谍案负责的人要意识到其行动所付出的代价。
在更大的意义上，网络间谍争议显示政府高层令人担忧的倾向。这些体现在2012年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中，这是由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中国学者王缉思共同执笔的对话。这些长期研究中美关系的权威人士注意到，虽然有60场官方“对话”、详细的经济工作项目、定期的高峰会和协商，但美中关系的核心特征是“双方的战略互疑都在不断强化，这种认识如果继续恶化，可能创造一个整体相互对抗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如果李侃如和王缉思等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网络间谍冲突可以被视为两国关系长期恶化的系列里程标之一，如果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的报告是正确的，该报告引发了安全部门对中国军方政策的担忧以及企业界对知识产权被窃取的愤怒。
或许基层关系在不断扩大能消化政府间的不信任，减缓高层关系的恶化。民众之间的接触在快速增加，研究生院内结交的朋友，中国投资项目，整飞机的来到旧金山和纽约的人等都是证明。但是，更凶险的是发生相反的情况。那样的话，美国人和中国人都会发现，他们将身处更危险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