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2012年四季度经济企稳回升，但数据显示，2013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7%，较去年四季度回落0.2%，低于此前市场普遍预期。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虽平稳，但复苏基础仍很薄弱，宏观经济存在下滑风险。在此背景下，加快改革步伐，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无疑将成为经济新增长点的关键，也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
一、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宏观经济增速低于预期，整体表现平稳。2013年一季度GDP环比增长1.6%，是2010年四季度以来的最低值。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二、三产业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3.4%、7.8%和8.3%，较前三季度分别上升-1.1、-0.3和0.2个百分点。经济整体结构虽有所改善，但近期政府的动作表明政府更加关注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风险，未来经济增速或持续低于预期。其中，占比较重的工业生产偏弱,地产投资下滑也略超预期。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比去年全年回落0.5%；3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远低于10%左右的市场预期。主要工业品中,发电量、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等中上游行业增速下滑明显，产能过剩抑制了工业复苏。
PMI再创新低，经济面临下行风险。数据显示4月份PMI为50.6%，连续7个月高于50%的荣枯线，但比上月回落0.3%，创三个月以来新低，且新订单分项指数和生产分项指数均出现回落，显示中国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增长动力需要增强。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51.0%，中型企业PMI为50.7%，小型企业PMI为47.6%，说明小企业的生存状况仍然不佳。可见，当前工业生产增速有所回落，主要是因为产能过剩行业、高耗能行业增速减缓，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合理性。但生产指数仍高于订单指数，说明控制产能过剩，仍是当前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关键之一。
PPI持续低迷，隐含紧缩风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6%，创半年以来新低。本轮跌幅虽然较小，但持续时间之长，为过去十年所未见。我国PPI走势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国内工业生产增速的影响，环比回升乏力，走势低于预期，反映当前社会总需求仍然较弱。
二、国际经济回升乏力，复苏不确定性依旧
美国经济未走上复苏正轨，财政削减将影响后续增长。美国经济显现出相对增长优势，消费、核心资本品订单增长相对平稳，失业率降至7.7%并创四年来新低。但是，美国经济复苏也许并没有看起来那样强劲。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仍来自于政府支出的持续削减。长期看，未来美国政府每年将必须削减约近千亿美元的相关财政支出，并在十年内削减1.2万亿美元支出，这意味着美国已经进入实质性的“财政紧缩期”。此外，债务上限触顶以及“财政悬崖”中关于取消企业投资税收优惠条款可能性增大，对企业未来增加资本支出形成制约，财政去杠杆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将会在随后几个季度显现。
“紧缩-衰退”循环未打破，欧洲经济衰退仍难避免。欧债危机已经持续三年之久，经济依然疲弱。今年以来，受美国经济温和复苏等因素影响，欧元区经济增长动力随内外需求的改善而有所增强，从而有望避免重现去年四季度全面衰退的局面。但是，“财政紧缩-衰退-债务加重”的循环状态并未突破，政府、企业、居民支出全线下降，欧元区经济缺乏持续回升的有效动力。从全年走势看，欧元区重债国仍将陷于深度衰退。迫于种种情况，紧缩的财政政策将使得这些国家依然陷于财政紧缩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之中，经济衰退难以避免。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冬季经济预测，2013年欧元区经济将出现0.3%的负增长，仍将徘徊在衰退边缘。
长期通货紧缩顽疾难解，日元贬值将带来新冲击。自2011年以来，日本物价一直在负增长区间徘徊，CPI当月同比基本为负值，经济复苏情况不容乐观。日本是亚洲许多国家的中间产品供应国，受日元贬值影响，韩国、台湾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实际有效汇率不断上升。如果日元继续贬值,其他各国将被迫竞相压低本国汇率，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反应对中国出口冲击将逐步显现。尽管中国出口日本贸易量占比大幅下降，但由于人民币尚缺乏弹性，导致被动升值压力较大，如果考虑到其他贸易伙伴货币的贬值因素，将会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新兴经济体陷入增长疲软期，面临结构性风险挑战。今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呈现弱势反弹，经济增长从整体上看略好于上一季度，但各国面临的经济难题具有紧密的关联性，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出口低迷和政策瓶颈的挑战。受到国际因素影响，除印度的出口小幅增长以外，俄罗斯，巴西，南非的出口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物价水平居高不下，特别是竞争性贬值与资本外逃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双赤字”国家的国际收支，弱化现有宽松政策的调控力度并给货币政策调控带来新的挑战。
有效需求不足，投资拉动效果明显减弱。宏观上看，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对工业发展形成了较大的制约。一方面，消费增势有所放缓。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之后，比去年全年下降了1.3%。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力不强。尽管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同去年持平，但是同前几年的高速增长相比，对工业的带动作用明显减弱。微观上看，企业面临的困难比较多。由于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另外，在产品价格下降和成本刚性上升的双重压力下，企业利润下降。今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率5.18%，企业亏损面上升到20.7%，整体利润率不高，加之市场预期不佳自热导致投资意愿降低。
信用评级下调，系统性金融风险显现。4月9日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惠誉下调中国长期本币信用评级，这是该机构1999年以来首次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此项调整来源于对债务风险与影子银行的风险担忧。2010年底，中国官方公布地方负债规模为10.7万亿元，其中6.7万亿元体现在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不少地方政府通过其他平台进行融资，数量很难进行统计，地方债规模可能远超过这个数字。企业债务工具的发行与交易也存在风险，影子银行规模日益加大。据相关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高达27万亿元左右。一些理财产品如果在未来出现违约，会通过杠杆性导致风险扩大。
经济增速下降，银行不良贷款上升。截至今年3月末，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达到5243亿元，同比增长20.7%，比年初增加339亿元；不良贷款率0.99%，比年初上升0.02%。未来一段时期不良贷款规模可能还会继续攀升。新增的不良贷款，分地区来看，仍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分行业来看，大部分新增不良贷款集中在钢铁、光伏、船舶等行业。例如，光伏行业处于全行业亏损的状态，一些企业信用风险明显上升。另外，风险还有向化工、建材、有色金属、工程机械等多个行业扩散的可能。
热钱流入急剧，外汇占款激增。受国内经济复苏形势改善、人民币汇率迭创新高以及无风险利差持续存在等因素影响，我国再度成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洼地。一季度中国实现贸易顺差430.7亿美元，贸易顺差为去年同期顺差（2.1亿美元）的205.1倍；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99.05亿美元，同比增长1.44%。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境内宽松的流动性和相对较弱的经济增速存在矛盾，股市等投资市场没有出现明显的资金流入迹象，通胀水平也较低。因此流入的资金极有可能成为热钱，必须警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波动时这些套利资金获利出逃的风险。
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潜在风险增大。今年5月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2082，逼近6.20关口，创下了今年来的单日最大涨幅。四月人民币的连续加速升值，已令市场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逐渐加强。对于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一方面，因为连续升值给外贸企业增加了较大的压力，削弱了外贸企业的相对竞争力；另一方面，人民币虽然连续升值，但是贬值预期正在加强。据推算，今年前两个月进入国内的游资近94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虚假贸易等因素，入境游资金额会更高。一旦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预期或者出现贬值的动作，将引发资金外流，如此大规模的资金流动将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
四、深入推进改革，预防经济下滑风险
第一，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首先，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既重视改善民生，更促进机会均等。应加快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监管制度，可以适当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并将其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降低对劳动和用工的课税，增加对资本利得的征税；严格实行同工同酬，保障劳动者工资合理增长，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壮大，全方位、实质性地提高社会机会均等程度。
其次，促进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在产业快速扩张期过后，应加大兼并重组力度，使有竞争力的大企业更大，中小企业更专。在有选择地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大力加强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逐步形成一批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继续为中、小、微型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环境，在财税、金融、市场准入、就业创业等政策上给予有效支持。
再次，积极拓展外需，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经济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扩大内需是我们的基本立足点，但拓展外需仍大有可为。应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促进从组装加工为主向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延伸；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调整的有利时机，结合我国自身要素特点和优势，有效利用全球人才、技术、市场等资源等。
第二，控制金融体系风险，完善外汇管理体制。
首先，需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削弱短期资本流入的拉动因素。当前可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大体稳定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放宽人民币对美元日均汇率波幅来实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双向波动，从而削弱或分化市场上关于人民币只升不降的单边预期。
其次，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采取措施抑制跨境资金套利活动，总体上保持对国际游资大进大出的有效控制和风险防范。监管部门应制定相应的应急之策，做好随时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的准备，对热钱流出入要继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再次，要促进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合规开展。切实加强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监测与分析，控制市场主体的违规套利行为，尽量减少非正常的人民币跨境支出对境内银行售汇的替代，保障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继续扩大人民币流出渠道，稳步推进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发展。
首先，从整体和长远来看，对中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居民减税，对符合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标准的行业和企业减税，这样不仅有利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降低企业税负，提升经营活力，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而且也是涵养税源、扩大税基，也是扩内需、稳增长的有效措施。
其次，结构性减税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对于税收手段的运用，不应仅仅限于减税，还应该考虑通过税制改革来完善税制，形成良好的税收环境，使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国民收入分配保持良好的比例关系。通过建立长期税制改革的稳定机制，使得税制改革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GDP的回调也是通过结构性减税推动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良好契机。未来的经济增长取决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的转变，取决于关键领域的改革。减税的目标应更加注重优化结构、夯实基础、激发市场活力和经济内生动力，推动经济稳步健康发展，要比简单追求高增长速度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