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0年起，中央财办启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北京大学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等单位参与，参与单位分别从宏观经济、国际政治经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以及微观机制等角度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进行了比较研究。今天开始连载有关报告要点。全文请参见2013年2月出版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书（刘鹤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被称为“百年一遇”，其影响程度之深、波及范围之广，堪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相比。将两次大危机的时代背景、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应对措施以及其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进行对比研究，既能够得出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又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一、背景比较：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是两次大危机时代背景的主要特征
这一轮新技术革命浪潮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无论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讲，都要大大超过大萧条之前的那一轮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
对比两次大危机的时代背景我们不难发现，两次大危机之前，都曾发生过新一轮技术革命。同时，经济全球化也都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国家内部，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导致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是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产业迅速崛起，传统产业快速衰落。其次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快速增长；而传统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下降甚至面临失业，从而导致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进而社会思潮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和新的信息传播工具的快速普及，一方面，广大民众的不满情绪在上升，而另一方面相互之间的交流渠道在扩大。
在国家之间，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导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从经济层面来看，凡是参与到新技术革命浪潮与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国家”，其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越来越紧密、贸易往来越来越紧密、资金流动越来越紧密、技术交流越来越紧密。随着经济依存度的不断上升，这些国家景气周期的同步性大大超过以往，风险传递的速度和广度也大大超过以往，从而为以后爆发系统性风险埋下了伏笔。
从政治层面来看，两次大危机之前都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大国关系处于重新调整之中，而美国由于在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方面都抢占了先机而使其在大国关系调整中扮演了十分重要而相对主动的角色。
如果说，两次大危机前，在历史背景方面有什么不同点的话，那么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这一轮新技术革命浪潮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无论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讲，都要大大超过大萧条之前的那一轮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
二、成因比较：体制改革滞后和宏观政策失误是两次大危机形成的根本成因
两次大危机成因虽复杂，但经过对比我们发现，其中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在新技术革命浪潮和经济全球化步入新阶段的历史背景之下，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关于两次大危机的成因，学术界存在着不同观点。首先，关于大萧条的成因，不同的经济学派有着不同的观点，其中最主要的有四种：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与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激化。凯恩斯主义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预期边际投资收益递减”和“对货币的灵活偏好”三大心理定律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危机的根源。货币主义认为，大萧条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货币紧缩。即面对金融危机，美联储没能及时采取扩大流动性的政策措施，导致企业大量倒闭。奥地利学派认为，大萧条的根源是危机发生前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其次，对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目前主要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此次金融危机都是市场惹的祸，是市场失灵所导致的，因而主张加强监管，强化政府干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归根到底还是政府惹的祸，是政府干预不当造成的，因此主张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自行恢复。总体上看，目前前一种观点占据上风，拥护者较多。此外，也有人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我们的观点认为，体制改革滞后和宏观政策失误是两次大危机形成的根本成因。
两次大危机成因虽复杂，但经过对比我们发现，其中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在新技术革命浪潮和经济全球化步入新阶段的历史背景之下，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一方面，从长期讲，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本应及时进行相应的变革，以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社会基础，然而危机前这种体制变革一直迟迟没有发生。以美国金融为例，大萧条之前，美国的金融业快速发展，但是金融监管体制几乎处于空白；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金融业纷纷以金融控股集团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形式快速突破已有的分业经营限制，然而在金融监管方面却依然维持着分业监管体制不变，结果导致金融风险的快速聚集并迅速蔓延。
另一方面，从短期讲，货币政策本应分清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并采取审慎政策及时遏制虚假需求，然而危机前美国的货币政策一味追求短期繁荣，长期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房地产泡沫与股市泡沫的双重叠加，从而使泡沫破裂时的经济调整幅度大大高于平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泡沫经济的危害不仅导致金融风险的不断积累，而且也导致了社会风险的快速聚集。在泡沫形成时期，拥有股票和房地产的人一夜暴富，而那些没有股票和房地产的人则陷入相对贫困，从而加大了社会矛盾。当泡沫破裂时，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大幅跳水，导致拥有股票和房地产的人一夜之间一贫如洗，而没有股票和房地产的人也因经济下滑而进一步减收或陷入失业，从而加剧了社会动荡。
三、过程比较：两次大危机都是由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引爆金融危机并导致经济危机
两次大危机的发展过程，既展现了一定的共同特征，又由于危机起因、历史环境、应对措施等方面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两次大危机的相似之处在于：首先，两次大危机前均暴露了一些风险迹象，但有关当局都熟视无睹，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予以化解。其次，两次大危机初期都是由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引爆金融危机。再次，两次大危机都是由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蔓延和深化，虽然采取各种应对措施，但危机依然持续发酵和不断深化。最后，大萧条时期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仍然面临经济长期停滞风险。
两次大危机的不同点在于：首先，大萧条时期，美国的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三波银行业危机，导致数千家银行倒闭。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已经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发展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进而发展到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又演变为“欧洲货币危机”。因此，可以预料，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可能会更长，影响可能会更广泛。其次，大萧条时期，危机的重灾国主要是美国；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灾国目前已经从美国转移到了欧洲，未来还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至日本。最恶劣的状况很可能是整个发达经济体均陷入危机之中。目前的欧元危机将不仅是美国次贷危机的“余震”，更将是新一波危机的“预震”。
四、应对比较：两次大危机之后美国都启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由于传统的自由放任意识形态已被大萧条彻底打破，加之大萧条以来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因此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危机应对措施的力度、及时性、系统性均非大萧条时期所能比拟。
两次大危机爆发于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经济理论基础和经济社会环境之下。由于传统的自由放任意识形态已被大萧条彻底打破，加之大萧条以来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因此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危机应对措施的力度、及时性、系统性均非大萧条时期所能比拟。但是一些措施的副作用也在逐渐显现。
在危机应对方面，两次大危机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两次大危机之后，美国政府都启动了前所未有的改革措施。大萧条时期的一系列改革始自“罗斯福新政”，先后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分业监管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奥巴马政府首先启动了金融改革、医疗卫生改革，然而财政改革却由于两党之争而步履艰难。
两次大危机在应对方面的不同点在于：第一，大萧条初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应对相对迟缓，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的应对则相对较为积极，但也有可能导致未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第二，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初期，美国虽然也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不久就因政府债务风险过大而转向财政收缩。第三，大萧条时期美国的产业政策特点是直接干预和挽救已有产业，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产业政策特点则是间接调控供求和培植新兴产业。第四，两次大危机后均出现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势头，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际协调力度有所加强。第五，大萧条后美国开始实行积极的社会政策，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高福利制度已经让发达国家不堪重负，压缩政府开支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五、影响比较：两次大危机都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目前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还在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向更广的领域蔓延，其影响将进一步扩散，并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冲突。
大萧条重创了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体系和国家货币体系先后坍塌，国际协调的失败使得危机进一步加剧。民粹主义蔓延导致某些危机国家中纳粹主义等极端势力上台并最终走向世界大战。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国际经济秩序面临重新调整，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步伐进一步加快。民粹主义蔓延导致危机国家社会动荡，极左或极右等极端势力上台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目前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还在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向更广的领域蔓延，其影响将进一步扩散，并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冲突。
两次大危机的不同点在于：大萧条时期，危机的影响主要限于发达国家内部；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虽然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是总体上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新局面。
从长期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未见得会小于大萧条。首先，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还远未结束；其次，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危机国家比较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最后，发达国家可能会采取各种手段打压新兴经济体，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因此将日趋复杂和紧张。
六、经验教训和重要启示
如果金融发展脱离实体经济需要，金融体系出现自我循环、自我复制，就会埋下风险隐患，最终酿成金融危机，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破坏。
（一）两次大危机带来的经验教训
第一，繁荣时期要有危机意识，不能一再延误改革时机。
两次大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都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的。两次大危机的共同教训就是，改革严重滞后必然会导致大的危机。而两次大危机的共同经验则是，要想克服大的危机就必须推进大的改革。
第二，货币政策必须松紧适度，不能只顾追求短期繁荣。
经济政策既要关注短期经济增长，更要注重长期协调发展。两次大危机的直接原因都是由于危机前美国货币当局盲目追求短期繁荣而长时间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极易导致资产泡沫，并最终诱发金融危机，损害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三，财政政策必须量入为出，留有余地才能临危受命。
大萧条时期，美国之所以能够实施“罗斯福新政”，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前的美国政府一直坚守平衡财政政策，使其财力尚有余力。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刚刚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金融救助措施不久，国家财力就已捉襟见肘，究其原因还在于此前美国连年东征西战，社会福利成本过高，导致国家财政早已负债累累。
第四，金融安全网必须及时修补，构筑防火墙才能阻断危机蔓延。
大萧条之前，美国的金融安全网基本上不存在。罗斯福上台以后，很快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并搭建起分业监管的制度架构。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前，美国的金融安全网存在明显漏洞，已经不适应混业经营的新形势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趋势；而国际金融安全网又基本上不存在。因此，及时建立和修补金融安全网对于防范金融危机至关重要。
第五，社会安全网必须面广适度，社会稳定器不能成本过高。
大萧条时期，美国的社会安全网基本空白，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直接导致失业人员迅速增多，并酿成社会动荡。“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立失业保险，构筑社会安全网。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一方面福利保障水平过高，另一方面财政状况吃紧，结果导致社会保障体系难以为继。因此，应当尽快构筑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政能力相适应的、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出现不注重初次分配的完善和过分强调二次分配的作用，以及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和追求过高的保障水平。
（二）两次大危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第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其核心作用和存在价值在于及时为实体经济输送“养分”。如果金融发展脱离实体经济需要，金融体系出现自我循环、自我复制，就会埋下风险隐患，最终酿成金融危机，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破坏。
第二，金融监管一定要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金融创新的主体是金融机构，政府监管部门不宜主动提倡金融创新，否则将难以问责。金融机构要注意把握好金融创新的力度和节奏以及风险防控。
第三，政府与市场不是绝对平等、半斤八两的关系。市场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而政府的作用在于通过加强信息的透明度、减少信息的不对称等措施，以便使市场更好地发挥基础性作用。
第四，要注意区分民主与民粹。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强调的是程序；而民粹作为一种思潮，则鼓励的是无序。民主有助于发展专业精神，因而有利于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而民粹则助长无知，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破坏性作用。因此要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同时也要注意防止民粹主义思潮的蔓延。
第五，作为新兴大国，中国既要韬光养晦，也要有所作为。在韬光养晦方面，中国应当做到“不当头，广交友”，努力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扮演“桥梁”角色。在有所作为方面，中国应当做到 “促协调，备军斗”，积极促进国际协调，同时做好和平与战争两手准备。
全文见刘鹤主编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书。课题组构成为：课题总顾问吴敬琏，课题负责人卢中原，课题协调人魏加宁；课题组成员：陈道富、田辉、任泽平、戴慧、方晋、魏加宁、张承惠。总报告主要执笔人魏加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