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底，一则新闻震惊国际舆论：美国催日本归还超过300公斤的武器级钚。据报道，这批高浓度钚，是冷战时期美国交给日本用于“科学研究”的，可制造40至50枚核弹。一时间世界媒体纷纷猜测美日之间的核交往到底是怎么回事。日本政治向来以“密室”特征闻名于世，其核政策更是如此。借着这次日本被美国老大哥在不期然之间爆出的“核密室”，我们可以透视一下日本核政策背后疑云密布的“三部曲”，对日本的核武潜力给予应有的关注。
相互利用 日美两国各有所图
20世纪50年代，是日本核政策三部曲的第一乐章。其主旋律基本上由两个等式构成：一是核武产能的转移等于核能的和平利用，借此既能发财又可平息民众对核武的恐惧(这个等式来自美国)；二是核能的和平利用等于发展核武的潜力，最后等于拥有核武器(这个等式来自日本)。
美国的等式基于两点。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考虑，要在冷战中抢占道义制高点。苏联分别于1949年、1953年拥有原子弹和氢弹后，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了。1953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率先提出“和平利用核能”概念，打出“和平牌”，从道义上将了苏联人的军，并借以洗白自身在实战中使用过原子弹的“原罪”。另一方面，则是产业利益的强劲推动。美国为在核军备竞赛中压过对手，以改进核武器打击能力为目标，核技术及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产出的核原料大大超出装备核弹头的需要，因此必须开拓市场，把越来越多的剩余“核产能”卖出去，这就要用“和平利用核能”开路，兜售核电设备及相关技术。这种情况下，美国首先想到了日本。
日本对美国抛来的这个“橄榄枝”反应迅速而热烈，几乎是一拍即合。因为此时在许多日本政客内心深处，正算计着另外一个等式，那就是可以把核电与核武画上等号，通过发展核电逐步建立日本的核武潜力，进而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所以，一批当时日本的头面人物，包括中曾根康弘、读卖新闻社时任社长正力松太郎、经济界的芦原义重和木川田一隆等这个后来被称做日本“核能男爵”的群体，对美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号召立即起而响应。
1954年11月，日本首相吉田茂访问美国，在与艾森豪威尔的共同声明中，把和平利用核能推向“将为日本和世界创造巨大价值”的高度。一年后，日美签订了在研究领域开展合作的日美原子能协定。1955年5月，在正力松太郎的运筹下，美国“和平核能使节团”访日，《读卖新闻》、NHK等日本主流媒体展开了令人惊叹的“华丽宣传”，掀起了“和平利用核能”的舆论高潮。同年11月，美日又在东京共同举办“和平利用核能博览会”，六周内共吸引35万观众，随后还在日本各地巡展。经过这番声势浩大的洗礼，很多日本人似乎放下了广岛、长崎的苦难纠结，就连广岛原子弹灾难资料馆也开始大面积展示“和平利用核能”的光明前景。一夜之间，日本要迈向核能社会的观念显得深入人心。
但就在“和平利用核能”秀透日本的时候，“密室”中的核政策却完全是另一个方向。1954年3月，中曾根等议员向国会提交了原子能研究开发预算，金额达2.35亿日元，以建造核反应堆为惟一目标。这项议案对“和平利用核能”只字未提，却在日本国会没有任何争议地获得通过，这不能不令人吃惊。据现已披露的资料显示，在众议院对此项预算议案的说明中，“一开始即从当前的军事状况谈起，称有必要将核能预算提上议程，以了解核武器，并掌握使用它的能力”。由此可见，日本发展核能的逻辑起点就是：为了未来的核武装，必须引入和建设核反应堆。
就这样，一个是从原子弹到推广核能发电，一个是从引进核能发电到要有自己的核武器，美日双方用各自算盘拨弄出来的两个等式，在“和平利用核能”的旗号下找到了最大公约数，开始了“核合作”。美国要借“和平利用核能”在日本消解民众的反核反美情绪，同时消化自己过剩的核产能，但“底牌”是不许日本独立拥有核武器。日本右翼则从广岛、长崎灾难中悟出了相反的道理，既然“美国的世纪等于原子弹的世纪”，那么日本也要顺势而为，以美国提出的“和平利用核能”为契机，继续其明治以来的军国主义传统，通过建立核能体系，一步步积累核武潜力，最终实现突破，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瞒天过海 日本核能力高速发展
日本核政策三部曲的第二乐章，始于上世纪60年代，直到三年前的福岛核事故才告一段落。这是日本核能力高歌猛进的时期，其核政策也在这个阶段从“密室”中炮制成熟，形成了体系。
日本的核电站，差不多是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商业核电产业同步发展起来的。1966年东海村第一号反应堆的启动拉开了日本核电产业的序幕，70年代已发展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其发展速度快得几乎停不下脚步：70年代建成20台机组，80年代建成16台机组，90年代建成15台机组，新世纪以来建成5台机组。五十多年来始终直线上升，以每年平均新增150万千瓦发电能力的步伐快速成长。而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核电始终与核武相连。
1960年，日本首相岸信介(现首相安倍的外祖父)通过修订日美安保条约，使日本倒向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体系。岸信介将修改和平宪法奉为其“政治使命”，也因此成为第一个提出可保有用于自卫的核武器这种“宪法解释”的首相，这一立场被此后自民党政权所继承。因此，虽然岸信介后来由于“安保运动”被迫下台，但他主张拥核的政治遗产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胞弟佐藤荣作上台后，首次明确地将核电体制与“国家安全保障”直接挂钩，提出“为了维持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础，在国内必须保持先进的核技术和核产业的方针”。这意味着日本暂不保有核武装，但要奉行足以实现核武装的技术及产业潜在能力的方针。
佐藤在位的时间是1964到1972年。他确立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政策，由此后的日本历届政府一以贯之，以至于日本必须保持先进的核技术和核产业的“保障国家安全”的思想，被日本政界称为“不言自明的公理”，也成为日本国防安全政策中最主要的一部分。
但是，核能发电的外衣不可丢弃。因为只有穿着能源政策的外衣，才可以暗度陈仓地建设作为国家安全保障核心的核能体制。此后，日本在不断加固核政策原则框架的同时，积极打造实现这一目标的体制机制，形成了一个可以在核能与核武之间变通转化的“原子能村”复合体。这个利益集团在开发利用原子能的主管部委指导下，由存在相关利益关系的部委、电力部门、政客和地方自治体，再加上生产商及核能研究机构六方组成，它既是日本“核密室”的基本决策层，也是日本核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日本把核能“转化”为核武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对核电站的“乏燃料”进行后处理，生产和积累武器级的核原料。《日本安全保障》文件1968年版收录的长篇论文《我国核武器生产的潜在能力》，曾对日本的核能设施转型为核武器生产的可能性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马上尝试核武装会增加美国的猜疑，所以日本不应利用浓缩铀制作铀弹，而应当利用现有核电站的燃料生产钚弹，因此不可避免要建设“乏燃料”处理工厂，这种意见最终被日本决策者采纳。
在具体操作层面，科学技术厅之下设立了反应堆核燃料开发事业团体。为了未来能够制造高纯度钚，进行再处理工厂与高速增殖炉的技术开发，同时，为了不被外界识破“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及经济潜力”，核燃料循环计划也配套而出。此外，为了将做为核武器搬运手段的火箭技术开发统合在国家战略之下，科学技术厅下又设立了宇宙开发事业团体。
通过对核电站的乏燃料进行后处理，从中提取的钚既可以用来发电，也可以制造核武器。也就是说，这项技术使得“发电”和“拥核”之间只隔了一层窗户纸。当今世界，几个主要的核大国虽然都拥有这项技术，但通过核不扩散条约等已达成默契，对该技术既不可转让更不能扩散。但是，美国却对日本网开一面，使其成为当今世界惟一可以进行乏燃料后处理的非核武国家。这个特权，是里根政府给日本的惠赐。1988年生效的《日美原子能协定》使日本拥有了30年可以通过乏燃料后处理提取钚的权利，前提是要保证这些核物质只做民用。据国际核分裂性物质专家小组的统计，截至2011年末，日本保有的钚已多达44.3吨。如用于核武装，足可造出5000枚核弹头。因此，目前被美国催还的300公斤钚，在日本的“核家底”中实在只是小菜一碟。
长期以来，美国对于日本向核武装迈进的“瞒天过海”之举并非全然不知，但为了冷战同盟的伙伴关系和诸多的幕后交易，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1965年，日本首相佐藤访美，与约翰逊总统举行了会谈。其间，美国国务卿拉斯克询问佐藤，日本如何应对中国已有核武器这一状况。佐藤告诉拉斯克，日本人一般认为不应发展核武器，但是作为个人，他认为为了对抗中国的原子弹，日本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而美国对佐藤试探性的“个人意见”未置可否。
关键还在于，美国始终自信能够控制日本，似乎对日本即便拥有一定的核武研制潜力，也难以完成“临门一脚”很有把握。美国战略家甚至概括出了一种“瓶盖理论”：从玻璃瓶外看，日本似乎就要独立研制出核武器了，但只要掌握瓶子的美国人不打开瓶盖，日本就永远不可能破瓶而出成为真正的“核巨人”。美国不仅为此沾沾自喜，而且经常拿着日本这个“瓶子”吓唬人，比如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美国人不止一次威胁其他各方：如果不能遏制朝鲜的拥核，它就要打开“瓶盖”，让日本也拥核。但是，从美国的内心，它并不能容忍日本真的拥有核武器，因为那样一来，谁是主人谁是马仔可就难说了。
石破天惊 世界必需采取行动
日本“核密室”的真正引爆，源自于2011年的3·11福岛核事故。这次历史性的核灾难，也拉开了日本核政策三部曲的第三乐章。这个过程中，美国突然发现一系列疑问无法解释，自己可能已经控制不住日本核武“瓶盖”了。
疑问之一，既然不发电，为什么还要继续搞乏燃料后处理？福岛核事故发生后，迫于国内巨大的反核舆论，日本的核电站、核设施几乎全部处于停运状态，而且未来日本的核电可以在多大范围内重启，也完全无法确定。因此，美国曾建议日本停止乏燃料后处理。但让美国大感意外的是，日本仍执意要继续。如今年初，日本六所村乏燃料后处理工厂就向日本核能安全委员会提出申请，希望早日启动、重新作业。六所村工厂据称每年可生产9吨钚。在核电停运、没有进一步钚消耗的情况下，日本为何还要继续生产和积累钚？又如何保证这些可以制造核武器的钚处于安全状态？日本至今也没有给美国一个解释。
疑问之二，为什么日本对福岛核事故现场向国际社会进行严密封锁？包括美国这样的盟国提出的施援建议也被拒之门外。是否真的像国际媒体报道的那样，在福岛核电站事故现场，存在着与日本核武研发有关的神秘设施？
疑问之三，为什么在福岛核灾难远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日本还要积极出口核电技术？而且与核武研发有关的一些敏感技术也在兜售之列。今年1月初，日本与土耳其达成未来签署原子能合作的协议，包括允许土耳其进行浓缩铀和提取钚的条款。目前，日本与印度也正在进行原子能合作谈判。安倍公开的说辞是为了提振经济必须加大核电出口力度，但这种做法不能不令美国担心，这不就是明目张胆的核扩散吗？
上述问题，实际上也是国际舆论和日本国内反核力量的疑问。3·11福岛核事故发生后，越来越多的迹象使日本长期偷偷研发核武露出了马脚。但日本的“核密室”依然密不透风、滴水不漏，面对各方质疑，政府和业界始终在电力供应问题上做文章，把国内外舆论的注意力引导到核电厂停运后，日本还能不能保持充足的电力供应上。但通过连续两个夏季用电高峰的“零核电”实践，证明即使日本的核电机组全部停运，其他各种电能也能保证全社会生活生产的正常运行。这种情况下，安倍政权开始用信息保密法案来封杀媒体、控制舆论，转移人们对日本核武装、核安全的关注。刚刚结束的东京都知事选举，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在此次东京都选举过程中，福岛又爆出一系列重大灾情：如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从3·11开始，就因反应堆外壳破裂，每天有80多吨高浓度核污染水直接排入大海；福岛罹患甲状腺癌的少年儿童数量激增，已远远高出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灾导致的癌症患儿比例，而且核污染今后几十年都难以消除，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按理说，主张“零核电”的细川户熙和为其站台助选的小泉纯一郎两位前首相应该有很多胜算，但最后胜出的却是舛添要一。细川的选后感言，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要害：“那些不愿意使核问题成为选举议题的势力操控了选举”。的确，安倍早在选前一个月，就为选举定了调子，“核政策是国家事务，不应该是东京都这样地方选举的议题”。此后，媒体和媒体所依赖的广告金主——核能产业完全一个鼻孔出气，对细川和小泉主张“零核电”的竞选言论，对福岛核灾的最新发展演变，一概采取封杀和淡化处理的手法。而在舛添要一当选后，日本媒体立即报道了安倍的核主张：日本不仅要重启核电，而且要新建若干核电厂，还要向多国出口核电设备。
由上可见，核电在日本从来就是一个幌子，日本核政策三部曲始终不变的旋律就是核能等于核武，从岸信介到他的外孙安倍晋三，对这个信条坚定不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向日本“讨还”300公斤钚的举动，至少具有两点意义，第一，它唤起了世界对日本这个潜在核大国“密室”背后真实状况的高度关注。第二，它或许预示未来几年美日核合作可能出现新的动向，即美国会采用一种更为严苛的态度，更多地要求日本对其核能力及发展现状进行公开。
从现实情况看，未来仅仅冀望于日本自觉自律兑现“无核三原则”，将是缘木求鱼的幻想。沿着美国此次讨还之举的正确路向，怎样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机制，促使日本打开“核密室”之门，在核能力、核政策、核合作上走向公开透明，并对其实行有效监管，已经不仅是其盟国美国的责任，也是地区及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一个严峻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