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家里中风去世，享年87岁。1975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保守党党魁，1979年当选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并于1983年和1987年两次大选成功，获得三任首相职位。因为1989年引进了人头税，遭到保守党内阁所有成员的激烈反对，1990年11月含泪辞去首相职务，由约翰-梅杰接任。
世界级领袖被冠为“铁娘子”的，撒切尔是第一人。她到底‘铁’在哪？
简单的说，铁娘子的“铁”表现为4方面：（1）打破工会对经济社会的垄断，创造灵活高效的劳动力市场；（2）远攻福克兰群岛，展现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胆识；（3）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提高国民经济的长期效率；（4）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创造女人三连任首相的历史奇迹。
1979年之前，英国在工党的领导下，国家经济大面积国有化，工会力量不断扩大，严重阻碍了市场效益的充分发挥，导致经济的全面衰退。
撒切尔夫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担任保守党主席和英国首相的。作为女性，被夹在众多男人政治家的中间，她必须有超然的领导能力，敢于冒险的精神，以及大无畏的改革手段。
经济方面，她铁面无情的对亏损的国有企业开刀。她的基本政策就是私有化，用相对比较低的价格，把国有企业上市。例如英国航空公司，英国石油公司，英国电信公司，英国罗孚公司，等等。后来的所有化包括发电公司，国家电网，配电公司，水务公司，铁路，公共汽车公司，银行，保险公司，房地产抵押公司，等等。
在私有化的高峰期，有人甚至也想把医院，学校，邮政等国有部门私有化。不过，在这些部门没有被私有化之前，其它产业部门的私有化已经有很强的反对声音。
尤其是水，电，电话，交通等的私有化，出现了私有垄断替代国有垄断的问题。从纯利润的角度考虑，私有化解决了国有企业亏损的问题。但是，反对私有化的人们认为，私有化公司的高利润是建立在牺牲消费者的利益基础上的。
私有化公司为了谋求高额利润，必然抬高垄断价格，削弱对消费者的服务质量。支持私有化的人们认为，只要建立一套有效的价格和消费者服务质量监督体系，就可以削弱垄断对消费者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也能够提高私有化公司的经济效率。
从英国私有化的结果看，正面的效果明显的大于负面的效果。在撒切尔夫人新经济政策的领导下，英国的经济走向强劲的复苏。
撒切尔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削弱工会的力量，建立一个具有竞争性，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大大降低企业的劳工成本和劳资双方的摩擦成本，为经济的全面复苏创造一个高效率的劳动力市场。
上世纪80年代初的煤炭工人大罢工，使英国经济陷入瘫痪状态。关闭污染和低效率的煤矿，是摆脱英国困境的主要矛盾。同时，政府每年大量的廉租房补贴，难以为继。没有对工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没有对廉租房的部分私有化，英国就不可能出现后来高速度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撒切尔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之战，显示出作为女性领导人特有的刚强，以及敢于冒险的领导作风。她当时根本不知道能否打赢阿根廷，可是，她愿意赌一把，她相信英国海军和空军的作战能力和对国家的忠诚。她运筹于千里之外，当她的士兵千辛万苦打败了阿根廷军队的时候，就注定了这个铁娘子，将成为大不列颠民族的英雄。在英雄的领导下，经济改革的阻力自然大大的减少，奠定了撒切尔夫人的世界历史地位。她11年的统治，延续了大英帝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强盛。
回过头来看撒切尔夫人，在经济方面的最大贡献就是她的务实精神。她把效率，公平和人权做了崭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经济发展和效率是第一位的。为了达到效率和公平的平衡，短期内的公平必须让路于效率，因为没有效率的公平是不可持续的。
工会要求绝对公平，要求工人的人身权益，而这个权益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必须按照理性的目标迈进的基础上的。当工会的力量变成是阻碍生产力的正常发挥的时候，经济效率就大大的下降了。而没有效率的经济，是不可能满足日益膨胀的公平欲望的。
当低效率，高欲望的交错进入死胡同时，社会就面临崩溃。资本家，国家和工人的三者利益同时受损，使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陷入空前的危机状态。
撒切尔当首相的时候，就是劳资矛盾达到严重阻碍生产力进步的时候。为了打破僵局，撒切尔不顾一切反对力量，对工会开刀，对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开刀。通过10年的努力，经济效率上去了，社会增加了一些不平等，但是有经济效率作为后盾，这种不平等慢慢的被众多的中产阶级所接受。
当然，英国的私有化，工会力量的削弱，是在一个有完整的福利体系下面进行的。英国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实行了全民的免费医疗和教育，实行全面的国家安全福利体系，包括养老，工伤，孩子补贴，失业救济等一整套的福利措施。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外交方面，铁娘子一直是寸步不让的。她从英国对欧盟的经济贡献里面，每年挽回数十亿英镑的‘回扣’。一方面减少英国的损失，一方面逼迫欧盟提高行政效率。
在对香港的回归问题上，“铁娘子”第一次遇到东方的“铁男子”邓小平。当邓小平说“香港问题如果没有无条件的回归，我们就免谈”时，撒切尔的第一反应是不可接受的，导致了她不小心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扭伤了脚。她心想，邓小平为什么比她更“横”呢？
后来她把邓小平搞清楚了，把中英两国的历史搞清楚了，用一种务实和长远的眼光，看待中英两国的未来，把香港回归的问题处理的漂漂亮亮，奠定了后来两国的和平外交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