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东亚政治家和专家学者是否喜欢，该地区最近的国际关系与19世纪欧洲的实力平衡政治，而不是与当下欧洲的稳定状态更为相似。东亚民族主义和领土纠纷正在升级，同时也缺少有效的制度性机制促成安全合作。尽管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联系仍在不断加深，但它们的外交关系充满了敌意和怀疑，一如一战前数十年间欧洲各国。
彼时和今日的一大共同点是实力变迁。彼时，英国的相对实力在衰落，而德国自1871年统一后开始崛起。
类似地，至少在经济实力上（军事姑且不论），美国和日本似乎已经开始了相对中国的衰落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并不是不可逆的。若美国和日本能出现有效的政治领导和成功的民主改革，而中国不能有效管理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则有可能中止这一看似势不可挡的实力变迁之势。
实力大变迁往往是关键政治领导人可能做出严重外交政策错误决定的时期。事实上，在这个当口出现拙劣的国际关系处理通常会导致大战。崛起势力总是要求在国际政治中拥有更重要的地位，而衰落势力总是拒绝调整，关键决策者可能误解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意图，对后者的行为作出过度反应。
从历史上看，崛起势力总是太过自信，操之过急，从而导致鲁莽行事，引起邻国担忧。比如，1890年，德皇威廉二世撤去俾斯麦总理之职，并开始破坏俾斯麦精心打造的同盟网，而此时第二帝国形成不过20年。他的强硬外交令法国、英国和俄国大惊失色，轻易地使它们形成了反德同盟。
2010年，中国显示出新的外交自信——紧随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出现——这让人们想起了威廉二世的德国。在这两个例子中，不安全并非来自外部威胁，而来自最高决策者自身的行为。
2010年末，中国高级领导人、国务委员戴秉国宣称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这令我长舒一口气。但某些中国官员——特别是军方人士——对南海和其他争议中国主权主张的说法表明，并非所有中国领导人都会全心全意坚持这条道路。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在确定决策时会在多大程度上考虑邻国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并放弃中国绝对安全的要求——将是未来数年中影响东亚安全环境的一大关键变数。
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如果美国采取的主要是对抗的态度，那么东亚政坛将免不了出现极化，一如19世纪的多极欧洲随着德国和英国的剑拔弩张而步入两极秩序。照此看来，美国的所谓“亚洲支点”可能是不要的，因为它担心其亚洲盟友对中国的态度。但是，除非美国想让亚洲回到冷战时期的对峙状态，否则它必须更加致力于将中国纳入可行的地区安全结构内。
此外，美国对中国采取对抗态度还会带来一个新的不稳定因素：日本可能会在外交政策上过于激进。19世纪90年代，德皇二世停止与俄国的互动后，双边关系开始恶化，德国的盟国奥地利获得了处理塞尔维亚——以及更重要的塞尔维亚的俄国保护人——事务的外交全权委托。德皇二世就这样在无意中为1914年大战爆发做出了贡献。
日本的失误迹象已有所显示。据报道，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声称正在考虑否认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奸和奴役亚洲和欧洲妇女的1993年“河野谈话”。如果安倍晋三真的这么做了，那么日本与韩国和中国的关系将急转直下。
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包括日本在内，因为日本与韩国存在大量的共同安全问题。因此，美国必须拿出巧妙的外交手段。它必须减轻中国崛起给日本带来的安全忧虑，同时也要说服日本新领导人谨慎行动，不要做出出格的民族主义行为。坦白说，在经历了二十年的经济停滞后，日本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优先考虑。
与在欧洲的多边努力不同，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亚洲建立了中心辐射型安全框架——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盟友关系。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亚洲国家之间从未建立过直接的安全合作渠道，而这又导致了东亚国家之间缺乏信任，即使是同为美国盟友的日本和韩国。这也是作为美国中等规模盟友的韩国比东北亚其他更大的国家更适合担任促进器的原因。
导致一战的外交失策给了我们许多教训。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在讲述一战前外交形势的新历史著作中将其妙称为《梦游者》（The Sleepwalkers）。如今，美国和东亚领导人面临的问题是他们能不能在给自己造成严重伤害之前觉醒并找到有效的安全合作多边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