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十五周年。十五年对于人类的历史是短暂的，然而，邓小平逝世十五年来，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1997年，中国GDP总量仅为9525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预计2013年中国GDP将突破9万亿美元。中国发展得如此之快，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功不可没。
邓小平在外交上也给中国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十八大后，中国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今后十年，对于中国至关重要。在这个关键时刻，重温邓小平三十多年前，在谋划中国改革开放大战略时，外交上的思考和行动，以及他的大思路，是十分有益的。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党政军中的领导职务。1977年至1978年，是中国酝酿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举行了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此，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外交是这项宏伟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邓小平复出后到1979年年初，中国在外交上进行了战略策划，抓了三件大事：
一是中美关系。中美建交谈判是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这时候，中美建交出现了一个机会之窗，邓小平敏锐地抓住了。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建交后，邓小平旋即于1979年1月27日至2月5日访问了美国，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意义深远。
二是中日关系。邓小平于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访问了日本。双方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进行了换文。这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访问期间，邓小平还参观考察了日本一些大企业，向日方提出：“你们帮我们一把。”这是邓小平首次访日，非常成功。我们今天去日本，有些老人还在谈论当年邓小平对日本的访问。
1979年2月6日至8日，邓小平访问美国结束之后，再次对日本进行了工作访问。他向日方通报了访美情况，并强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推动了中美建交。
三是周边关系。1978年1月26日至2月3日，邓小平访问了缅甸和尼泊尔；1978年11月5日至14日，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访问期间，邓小平果断地纠正了“四人帮”当道期间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干扰，赢得了到访国领导人的信任。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时，外交上抓的三件大事非常值得我们今天认真领会和学习。必须看到，当时中国的外交处境相当困难。中美尚未建交；中日1972年邦交正常化后进展不大；北面苏联大军压境；由于“四人帮”对外交的干扰，中国与周边关系疙疙瘩瘩；中印关系僵冷。邓小平抓的这三件大事真是抓到了点子上。
美国是当今的超级大国，综合国力全球最强。中美不建交，中美关系不大发展，对我打开外交局面是不利的。中美双方研究双边关系的学者一致认为，如果1979年1月1日中美不建交，中美建交至少要推迟五到十年，这对中美双方都是极为不利的。因为1978年卡特政府还有精力和中国谈建交，1979年就不行了，要忙于竞选连任。而1980年美大选上台的是里根，他开始对中国有很深的成见，而且比较亲台湾，要转这个弯子绝非易事。
事实证明，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大发展，对于中国实行开放政策、稳定大局是有利的。
邓小平极为重视中日关系。日本是中国重要的邻国，战后发展迅速，当时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离中国又很近。中国搞现代化很多方面需要日本的支持和帮助，借鉴日本的经验。
邓小平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两次访问日本绝非偶然。日本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十分敏感，所以，邓小平要亲自向日方通报访美情况，争取对方的理解。
中日关系稳定了，发展了，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稳定周边关系是十分有利的。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首先抓的是周边关系，这一点发人深思。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十分需要一个稳定的、友善的周边环境。如果周边国家对你疑虑重重，处处防你，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很难顺利进行的。邓小平访问的几个国家，都是当时“四人帮”当道期间与中国双边关系受到很大破坏的国家。
邓小平在外交上十分注意抓住关键，分清轻重缓急。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到了最后，冒出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当时外交部人都十分担心，这个问题很可能使中美建交谈判无果而终。
中方当然希望美方停止售台武器，然而，1978年要美方承诺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把这个问题先挂起来，待中美建交后再议。回头看，邓小平的这一决断很英明。美国售台武器到今天也没有解决。如果当时中方坚持要解决这一问题后再建交，恐怕到今天中美也还没有建交，两国今天相互关系中的巨大共同利益就不可能出现。
邓小平的上述英明决断告诉我们：外交上必须分清，什么问题是今天可以解决的，什么问题是明天、乃至后天才能解决的。千万不要把明天、后天才能解决的问题硬拉到今天来解决。那样做，不仅劳而无功，而且使今天能够解决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了。
中国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穷国和弱国。但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走上了崛起之路。的确，建国之初国力很弱，1978年中国国力也不强。但是，在国际关系中，中国可能是最大的变量之一。邓小平深知这一点，多次说到：“我们的块头大。”当然，外交上必须有来有往，但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变量之一，采取主动行动，就会带来巨大变化。
1978年初和当年11月，邓小平访问了五个邻国，果断地纠正了“四人帮”的错误政策和做法。他坦诚地对对方领导人说：“过去我们做了对不起你们事，那是‘四人帮’干的，你们原谅了我们，我们很感谢。”我们采取主动，很快扭转了中国与邻国关系疙疙瘩瘩的状态。
外交是国内政策的延续，邓小平在外交上的部署和安排，一切都是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总方针服务的。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这个中心。”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什么？中国需要紧紧抓住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具体到今天来，就是要保持发展的势头。中国今天的发展势头来之不易，那是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逐步积累形成的。一旦这个势头丧失，要想再恢复，谈何容易。保持发展的势头，就意味着必须保持开放的势头，对外合作的势头。中国的发展是开放的发展，如果开放的势头中断了，中国的发展势头势必中断。
中国正在崛起，外交上，中国正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如何才能够妥善应对和处理？继承邓小平的外交遗产是关键。三十多年前，中国在外交上处境不好，但是由于邓小平制定的方针正确，行动及时果断，很快扭转了局面。
“咬定青山不放松”，牢牢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有利于保持中国发展势头、开放势头、合作势头的事，都应当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去做；一切不利于保持上述势头的事，都应当坚决摒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