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关注度极高。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金融政策更有特殊性，它既负有金融改革的重任，又常常含有经济调控之意。过去多年，中国的金融体系和机制得以逐渐确立和不断完善，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支持。中国金融本身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建立了多元的金融机构体系，多层次市场正在形成，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加强，监管方式也在进步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历经多年改革之后，中国金融体系经受住了本轮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
但是也应该看到，金融改革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任务。2013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等“四个分开”，反映他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决心。而李克强总理也指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新的周期中，在与经济密切相连的金融市场上，如何通过市场化的改革释放出更大的制度红利？改革中有哪些蕴含风险之处？南方周末金融版特编辑刊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誉所长夏斌、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的近期思考，以为警世之音。
夏斌 （张赫 东方IC/图）
国内金融改革，要“充分市场化”；涉及汇率、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涉外问题，要“有限全球化”。
金融改革内容千头万绪，但先要确立大方向、大原则，要有基本秩序。
作为大原则、大方向，涉及国内金融改革的内容，要“充分市场化”，而且越快越好。涉及像汇率、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涉外金融问题，要“有限全球化”。即在中国资本账户未彻底开放前的过渡期内，要讲有限全球化。
我相信，中国的未来肯定会走向浮动汇率，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我也相信，中国资本账户肯定也会全部开放，西方社会也不用担心。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国际金融市场上主流的东西我们都会参与。但是，不是在“今天”，是在“明天”；不是“现在”，是“未来”。
今天是要想办法先让国内金融充分市场化。韩国危机前的问题在中国现在还不存在。外部短期资金长期用，在我们这里是基本控制住的。外债的发行管理也很严。就是目前鼓励人民币走出去，到外面发人民币债也是控制的，因为我们内部还在实行信贷规模控制。我认为，我们中央银行在这方面，脑子是清醒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是关注的。
“切入点”怎么找？应是“问题导向”，而不是“对岸导向”。“对岸”就是美国金融市场、英国金融市场。不是瞄准先进干什么，而是应抓住眼前问题，抓住中国经济走不下去的问题在哪里，从这个角度入手，就是我们的切入点。不是对岸怎么怎么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我们怎么怎么落后了，就大搞直接融资，这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中国过去也不是按照这个路数走的。中国前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在不停地解决出现问题的过程中前进的。1997年外面说我们四大银行破产了，我们明白，也没有争论，就悄悄干。改革就是要始终能敏感地去抓新问题、新矛盾。
在改革策略上，我认为要考虑当速度下来后风险暴露中再改革的压力问题。要当心速度下来后改革会遇到不应有的罪名。因此改革者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选择好改革时机，做好利弊分析，这有个策略问题。
在速度问题上，我认为，应该有三到五年，或者是五到八年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可以是粗线条的，有个时间表可有个约束。但是，绝不要搞详尽内容的每年、每季度的时间表，不搞形式主义的“赶任务”，时间任务太细了，反而会被动。具体改革进程还是要动态把握。总的原则是要有个大概的时间表。
关于具体“切入点”的选择，应该有“突破一点，攻其其余”的影响作用，我认为应根据“充分的市场化，有限的全球化”战略，在国内，从资金价格和市场准入入手。
为什么选利率市场化作为切入点？理由是：
第一，如果利率市场化了（当然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银行竞争加剧了，不搞存款保险，那个时候大家就懂了，会出事的。中国1990年代初利率大战是有教训的。这次如果真正放开利率了，存款保险不干就过不去了。
第二，利率放开，银行利差缩小，银行不转型过不去了。一部分肯定资金“脱媒”于银行体系，这有利于银行改革，也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
第三，资金价格理顺了，市场透明了，灵敏了，不用靠我们去设计改革秩序，靠放，资源配置会慢慢健全。以后，中央银行调控就不再搞信贷规模控制，也不用搞社会融资总量控制，慢慢就能转到用市场机制去实现有效的调控。
第四，利率价格理顺之后，资金的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即汇率，又可以加快速度改革，可以进一步增加汇率弹性，从而对资本账户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另外一个切入点是从市场准入入手。我认为中国这么大，在其他体制还没有改到位，金融改革还没有到位的背景之下，政府首先要对银行体系有一个大的布局。大银行、中银行、小银行，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内资银行与外资银行控股比例等等，国家要有想法。有的人喜欢“言必称美国”，美国的社区银行是不能到华尔街设分行的。例如工商银行收购东亚银行一个纽约分行，资本金仅区区几亿美金，美联储还迟迟不敢批。当然在中美战略对话环境下后来批了。在这样的思考下，中国首先必须有大的金融布局。
从市场准入入手，第一应放开各种机构准入限制。这不仅仅是同意增资扩股，民营资本进来，而是包括如果新设一个银行可不可以。现在是不可以。如果10个企业家，每个人拿10个亿，100亿再成立一个大商业银行行不行？银监会落实“新非公36条”细则出台后，很多媒体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评论。从小银行说，村镇银行是否一定要15%入股的牵头大银行？没有大银行股东牵头，按银监会监管规定严格监管，就一定会出风险？这些都可以去研究。
从市场准入放开，跨行业投资下金融控股公司运行中的监管矛盾会越来越尖锐，这必然推动上层建筑要改，监管再不改就要出事。还有，充分竞争加剧以后，特别是随着资金价格放开后，产品创新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当然有利于改善资金资源的有效配置。另外，市场准入放开后，现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一系列矛盾将充分暴露，暴露后如果再不推进“一行三会”协调上的改革是真的过不去了。
涉外金融的改革从哪里入手？“有限全球化”我讲的是到资本项下完全开放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切入点以人民币国际化利益为核心诉求，并行推动资本管理与汇率的改革，三者交错推进，互相配合。资本或者汇率改革中的某一项改革先行，必然会互相推动。看看最近人民银行资本账户开放适度加快了，为什么？因为汇率升值了，开始浮动了，上行压力不大了，汇率弹性大了，资本项下开放就可以加快。同时，这又可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如果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了，进出时用人民币多了，用美元相对少了，自然对再推动汇率、资本账户开放，压力也会少一些。所以这三者是互相推动的。一定要界限非常清楚地先说清谁先谁后，并进行一个严格的数量界定，这是不可能的。
另外，这三者的交错改革，既能倒逼国内各项市场化改革，又能在开放的国际资本流动下和国际资金价格的影响下，倒逼央行货币调控改变工具、手段，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结构转型。因为如果金融大开放下，人民币资金自由来回流动，利率、汇率更加接近世界市场的供求，用官方话说，对发展方式的转变，对结构的转型也好，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整个金融改革，应该把国内、国际因素结合好，找准切入点，交叉推进，不断观察，不断反省自我。
（本文根据夏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和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合作举办的“中国金融改革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中国不会卷入竞相贬值的“货币战争” 作者： 吴晓灵
不要过多去看央行短期的操作，要看央行的年度目标和中期操作的目标，看社会融资规模和贷款进度，还有M2的增长情况，这样会减少很多不确定性。
我们金融的监管理念就两句话，玩自己的钱给他以自由；玩大客户的钱适度监管，玩小客户的钱要严格监管。
M2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有争议
中国的货币政策会主要关注国内经济，尽力对冲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我想借此机会跟大家共享一下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金融政策的走向及对未来的展望。
先谈一下宏观金融政策。宏观金融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货币政策从2009年的适度宽松到了2010年第四季度转为稳健，稳健的货币政策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稳健的货币政策表现主要是对于M2的预期目标值的变化，通过对M2的预期增幅变化和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引导，适当控制银行贷款，促进直接金融的发展，这是我们的宏观货币政策的主要导向。
大家可以看2010年、2011年和2012年，货币政策对于M2的预期值是在逐渐降低的，实际的执行情况，2012年没有达到预期值，超过了预期值，而2011年和2012年都低于预期值，之所以逐渐递减，我们天量放款的特殊政策以后是难以为继的，但天量放款之后突然紧急刹车经济也是受不了的，所以给出了逐渐递减M2的政策引导。但是2011年和2012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值，是不是就说货币政策就过紧了呢？实际上我们不能这样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是不是用M2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或者作为中间目标的有效性，这几年以来是有很大的争议的。
中央银行也了解到这些问题，因而也看到社会的资金除了银行信贷之外，还有很多的直接融资工作，如果直接融资工作做得好的话，对于企业的资金需求是能够满足的，因而央行在不断地引导社会融资规模。大家看看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从2009年之后是在上升的，而且上升得比较多。间接融资的比重是在降低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货币政策不能够说是过紧的，而且M2的统计口径现在也有不同的争议。就是把M2作为中间目标有争议，第二M2的统计口径其实现在也是有争议的。那么多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用理财产品冲时点，实际上就让M2的准确性发生了很大的疑问，动辄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存款的波动，对于中央银行来了解货币的情况实际上是有一种干扰。这里头更深刻的原因还没有分析清楚，但是我认为M2里不含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银行之间的同业存款的往来，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人民银行内部其实是有这个统计的，它叫M2+，没有对外公布过，也在关注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来看，我们的中间目标目前只是M2，但是中央银行也在引导着大家要观察社会融资总量。
短期内央行调节银行头寸工具的运用不代表货币政策的转向。现在很多人老觉得看不懂央行，因为央行不断地在做各种各样的市场的操作，在美联储和欧央行，社会公众对它的预期是比较稳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金融机构不肯往外放贷，所以央行，不管是美联储、欧央行还是日本央行，都直接在一线上操作，向社会吐出融资量，它们的行为基本上是一边倒的，一致性的。但是中国的央行面对的环境不一样，因为中国的央行在外汇储备这个问题上，受外汇占款波动的影响，中央银行一直处于被动吐出基础货币而产生的多余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因而当外汇占款多的时候和外汇占款少的时候，中央银行往往短期操作是反向的。而且中国是个现金社会，当社会上用现金多的时候，中央银行就要比较多地向社会吐出流动性，而当现金回笼的时候，央行又要收回流动性。为了保持这种主动性，现在已经到了外汇占款到了边际量的时候，中央银行没有再动用存款准备金率手段，而是用正回购和逆回购来调节外汇流出的变化。社会上不太了解背后的东西，为什么中央银行一会儿吐头寸，一会儿收头寸，市场感到很困惑。我认为市场不要过多去看央行短期的操作，要看央行的年度目标和中期操作的目标，看社会融资规模和贷款进度，还有M2的增长情况，这样会减少很多不确定性。
在外汇政策方面，我们已经加大了外汇波动的幅度，从0.5%到1%，央行也主动地顺应市场需求，推动了人民币跨境结算和简化外汇管理程序，应该说到去年为止，外汇管理局完成了非常大的改革，在经常项目下的结售汇已经不是一单一单地申报和核销了，而是在总量控制之下，你的总体的贸易量用汇量和你结售汇的量要匹配就可以了，只有对那些不守规则的人才一单一单地去核，应该说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而且对于外汇投资来说，如果真的是实体的经济投资，尽管现在不如人意，还要一单单地审，但是路是开通了的。
中国的货币政策会主要关注国内经济，尽力对冲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会卷入竞相贬值的“货币战争”。日本过去就是量化宽松，现在实行超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想来推动经济的复苏，我个人认为，不进行结构改革，而通过货币来改变结构是不可能的。如果要采取这样的货币政策，必须配置深刻改革的经济政策和结构政策。中国会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它的目标并不是说宽和松，它的最主要的着眼点在于我们能不能够有效地了解和控制资本的短期无序流动，如果能够有效地及时地控制短期的资金的无序流动，那么资本项下可兑换的进程就会加快，我们看到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带来的推动效应，我们的资本项下可兑换近几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强化资本金约束
我们金融的监管理念就两句话，玩自己的钱给他以自由，玩大客户的钱适度监管，玩小客户的钱要严格监管。
第二个，金融市场的发展政策。我认为近几年来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一是清理整顿不合规的场外市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是资本市场政策的主导方向。以市场化方式推进债券市场，规范政府债券市场的发展，这也是我们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资本市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是债券发行的总量，企业债、政府债发行的情况。
二是规范财富管理行为，发展大资产管理市场，已经成为各类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要领域。广义的大资产管理分为传统类和另类两种。我们金融机构替客户做了资产管理，资产管理有实物状态和货币状态，那么货币状态的资产管理它的投向主要是两类，一个是传统类的资产，包括存款、固定收益类和权益类，另类的资产就是房地产、黄金、商品类和艺术收藏类，这些都可以作为金融机构替客户进行货币政策管理时候的不同的投资方向和不同的匹配。
银行理财产品它的余额是1.7万亿，和2007年比已经涨了13倍。信托产品7.47万亿，保险理财，就是投连险的投资账户已经到了7.35万亿，公募基金是2.76万亿，公募基金应该说在现在大资管市场形成的过程当中，它在萎缩，这个其实是公募基金面临的很大挑战。券商理财产品还有阳光私募产品，整个所有的各类金融机构所进行的理财产品或者是代客资产管理都是我们资产管理的大的范畴。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就是防止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和让房地产市场理性合规发展已经成为金融机构风险管控的重要方面。这几年金融监管当局所发的文件当中基本上是在控制地方融资平台风险还有房地产市场，让房地产市场理性合规发展。我认为房地产市场不发展是不可能的，它未来还是有很长的发展时间和很大的空间，但是它必须是理性合规的发展。这是刚才面对市场的几个主要方面。
金融政策就是要强化资本金约束和增强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这是银、证、保三监会的共同取向，近年来三个当局发的文件都强调资本充足率和偿付能力，对于中国要不要实行巴塞尔三，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因为巴塞尔三在世界上发达国家，它们都不太愿意实行，包括美国都不太愿意实行，但是中国又比较认真积极地推动巴塞尔三的落实，有些市场上的人士在讨论，中国有没有必要这么积极主动地用巴塞尔三来约束我国银行的行为。我认为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是必要的。
中国的特殊情况在哪些方面呢？第一，中国的银行的资本构成和欧美不一样，欧美因为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因而欧美的银行的资本结构当中很多都是债务性的结构，真正核心的资本的比例要达到巴塞尔三的要求，它有一个痛苦的去杠杆化的过程，这也是最近几年欧美的银行社会放贷量不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机构的资本构成质量不高，要去杠杆化而影响了它的贷款能力。
但是中国的银行由于我们的金融市场不发达，没有债务性的资本，没有债务性的结构化的资本，我们的核心资本量是非常高的，因而中国如果要达到巴塞尔三不存在去杠杆化的问题，而是要把我们的核心资本比例可以适当降低一点，我们现在核心资本的比例远高于巴塞尔三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可以更多地来金融创新，适度地用一些债务化的资本工具来改善我们的资本充足率，中国的银行业是有这个余地的，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资本结构和欧美不一样。
第二个，贷款的冲动不一样，欧美的银行受到这些约束，它贷款的冲动已经非常地低了，它是能力不足。而中国的银行业贷款冲动极其强烈，在政治约束和市场约束这两方面的选择上，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市场约束太低，特别是我们要搞城镇化，全社会都担心，以城镇化为借口，就会有新一轮的投资膨胀和无序扩张。那么什么东西能够更好地约束我国银行的理性发展呢？我认为就是资本充足率。它们现在都是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约束是硬杠杆，因此中国目前实行资本充足率对银行业没有什么大的坏处，我个人认为反而在硬化市场约束方面是有利的。
金融监管政策在银行方面是以监管政策引导银行业机构增强为小微企业服务。
以信息真实性和充分披露为重点，增强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这是证监会在努力做的事情，包括这一次对申请上市的公司，要求它们对自己的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做认真的自查，然后要做抽查，这些实际上都是以信息真实性和充分披露为重点在进行工作。
以规范保险中介行为为切入点，规范保险市场，保护投保人的权益。这是保监会做的，保险市场的推销状况的混乱局面，保监会一直在清理。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是国家政策，但怎样有效防范风险和加大金融业对内开放，认识尚不统一，因而政策力度与市场期望有差距。我认为我们国家现在有大量的资金存在，他们有投资的欲望，也有大量的企业需要发展，他们有筹资的欲望，投资和筹资不能够匹配是我们国家现在金融压抑非常重要的一种表现，而这里我个人认为我们的监管当局在理念上还有很多地方有些滞后，社会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有不统一的地方，因而我们的金融政策还不能够适应市场想进入金融业和愿意让金融业更加发展的期望。
实际上我在多个场合都讲了，我们金融的监管理念就两句话，玩自己的钱给他以自由；玩大客户的钱适度监管，玩小客户的钱要严格监管。我们的金融监管当局，所有的金融政策应该围绕着筹资这个环节来展开，不要在资产利用方面过多地介入。资产运用的范围取决于你玩谁的钱：玩自己的钱爱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不能够违法乱纪；玩大客户的钱，取决于大客户，就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合约；玩小客户的钱要受制于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如果我们秉承这样的理念来清理所有的金融政策的话，我们的金融才能够很好地发展。
（本文根据吴晓灵2013年4月8日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的“中国金融政策研讨会暨《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2》发布会”的发言整理，未经作者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