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资源是个笼统的概念，在不同的习惯和语境中对象不一。传统上，外交本身被视为是一种资源，因此，相关部门、企业、地方都提出要用好用足外交资源。比如，中国远洋、中国建筑等“走出去”大型国企的领导人，往往很清醒地认识到借助外交资源的重要性。外交部一些现任或前任官员也著书立说，提出“利用外交资源大力推动经济外交’，“前外交官联谊会”联络的大批老外交官也被一些公关公司视为外交资源富矿。
近年来，随着形形色色的“资源热”，外交资源也日益成为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关注的话题，其内涵和外延也逐步扩大。吴建民大使强调，外交资源就是懂得中国、懂得世界的人，这可以是中国人，也可以是外国人。王辉耀认为，利用老外交官资源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只是一种途径，外交资源的定义应包括外交和商务资源，还应包括民间外交资源。目前学术界对外交资源尚无权威定义，有学者提出，“外交资源是指一国发展对外关系时能够运用的多种硬资源和软资源……不仅包括狭义上的外交官、外交机构，同时也包括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领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如一国的综合国力、地缘优势、自然资源、战略理念、国际影响力等。”
笔者综合看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发展，人们对外交资源的认识和看法正经历着新的重要变革，日益主动进取，更加强调以外交大局为主体去看待和寻找资源。外交资源就是能为外交工作所用的资源，既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非物质性的；既可以是近期的，也可以是长远的；既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非官方的；既可以在国内，也可以在国外，但从根本上讲还是蕴藏在本国自身的实力和影响之中。本文重点讨论国内外交资源的开发。
“弱国无外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尽人皆知的道理。因此，人们常说，外交其实是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得更具体一点，应该是各国在对外交往中，运用从自身综合国力开发出来的软硬外交资源而进行的较量。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的加速发展，不同国家、民族、阶层的距离日益拉近，各国对外交往的渠道大大拓宽，频率明显加大，对外交资源的需求和竞争也随之上升、加剧。尤其是角逐全球性影响和利益的大国，更是高度重视并竭力开拓、整合外交资源。“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陈毅元帅曾经深情回忆：“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为应对全球反恐战略需要，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赖斯提出“转型外交”概念(transformationa] diplomaey)，强调用好用足美外交资源，积极参与有关国家的重建与转型，特别是国务院一要以各种方式加大在外交挑战前沿的投入，二要加强与军事和发展援助部门的协调行动，甚至由国务院向相关部门和项目派出政治顾问。而现任美国务卿克林顿则力推“巧实力外交”(smart power diploma Cy)，突出外交在美全球战略的主导性地位，推出首个《四年一度外交与发展战略评估》报告，从联邦到地方，从国内到国外，从计划到落实，强调通过“民间力量发挥领导作用”(leading through civilian power)，并与国防部长盖茨以及后来的帕内塔一唱一和。应该说，两位“铁娘子”大力开发外交资源的努力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值得注意的是，外交资源本身与对其的开发乃至培育也是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客观存在的外交资源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重视、开发、管理和运用，只能是一种浪费。对于现成的外交资源来说，视而不见，有而不用，或用而不当，有时反而成为“负资产”，还不如没有。王阳明强调所谓知行合一，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因此，围绕外交资源的竞争，绝不是简单的寻宝夺矿，而是一种复杂、动态的优化系统工程较量，涉外研究、传媒以及培训、管理机制等软资源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不久前，王缉思教授在《中国的国际环境为何趋于严峻》一文中指出，“国际格局‘东升西降’，但中国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善”，“中国外部的强势，被国内的消极因素所抵消，……不得不消耗大量的政治和外交资源加以应对，……加强中国政府各个部门的相互协调，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透明度，建立更加完善的问责制，惩治腐败，提高公民文化素质，都是妥善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础条件。”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则称，中国今天是“大国小外交”，从前“缺少外交资源，现在是大量浪费外交资源，或者很多资源被闲置着没有被动员起来，”“中国各方面的外交资源都在增加，但没有整合机制。”类似专家学者的冷峻思考还很多，值得深思。归纳起来，当前我国外交资源似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和问题。
一是传统官方半官方外交资源力有不逮。外交部发言人表态迄今仍是我国唯一公开的日常性外交声音，缺乏其他相关部门行业等多角度多层面的“多声部合唱”，遇到突出问题，老百姓听了一个声音之后往往嫌不过瘾。此外，政府外交往往成本高，灵活性有限，难以就国际上千丝万缕、轻重不一的问题第一时间作出反应，颇有点“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味道。因此，学界称之为外交上的“政府失灵”现象日益增多。我国传统上的半官方或二轨外交机构、事业单位等，大多也还是与“官本位”密切挂钩，资源也差不多在同一条线上。
二是各种社会外交资源存在较大落差。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贸易、信息等迅速发展，世界互联、互通、互存趋势加深，公民社会基础日深，我国的民间外交概念也由人民外交向公共外交、公民外交方向发展。网上、桌上，茶余饭后，对外交问题议论热度大升，一时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有崇洋，有排外；有草根，有小资；既有深谋远虑，也有骂街动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令人深感全球化在迅速推进，信息鸿沟也在日益扩大，不能不防。
三是外交理念资源尚欠磨合。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关键在于实践中的细水长流，深入人心。俞可平在《回顾与思考：“西化”与“中化”的百年之争》一文中，发人深省地揭示出自近代以来，中国人世界观的徘徊发展过程。坦率地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只是我们参与21世纪全球性合作与竞争的基础。当前，我们举国上下都面临着一项重要的认知挑战，即如何在世界上重新定位自己的大国身份。有学者指出，“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和中国‘崛起’的精神召唤下，中国人在审视历史包袱时面临‘去屈辱化’和确立正常大国心态的任务。”
四是外交资源管理机制有待完善。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外交工作由过去的高度集中统一，逐步走向越来越多元化，由过去的封闭神秘，逐步走向越来越公开透明。“如果统筹协调工作不到位，就会出现外交资源碎片化、外交力量过于分散的现象。’，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统筹，鉴于新时期外交资源的特点，这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经费多少或权位大小的问题。外事纪律、外事无小事等传统原则也面临如何进一步细化和落实的问题。面对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社会潮流，外交外事资源管理模式有必要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逐步探索、跟进和完善。
如前所说，全球化时代，各国都面临如何进一步开发外交资源的新挑战，只不过程度不同，侧重点不一罢了。因此，对上述我国外交资源面临的挑战，要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全面、客观地看待。
(一)珠三角的概念发展
珠三角的概念在近十多年来也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并逐步形成相应机制的过程，包括小珠(江三角洲地区)、大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泛珠(江三角洲地区)三个逐步扩大的范围。小珠和大珠处于广东省范围内，而泛珠则由广东延伸到了周边省份。《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针对珠三角的概念提出，“以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为主体，辐射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并将与港澳紧密合作的相关内容纳入规划。”事实上，如果排除“被规划”等政治因素干扰，就地缘地理而言，港澳地区是珠三角的前沿，也是它与外部世界连接的最重要窗口和基地。值得注意的是，自2003年以来，由广东省倡导并得到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八省(区)和港、澳特区政府积极响应的泛珠合作(即“9+2”)，凭借一年一度的泛珠合作与发展论坛和经贸合作洽谈会两大平台，已经在务实合作和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泛珠合作区域包括我国南部、东部、中部、西部省(区)和港、澳，占全国面积的1/5、人口1/3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超过1/3(不含港澳)。
由于毗邻港澳并受其辐射影响，早期的几个经济特区都位于区内，珠三角地区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和交往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如果说小珠三角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对外合作的先行者和试验田的话，那么泛珠三角则是在上述时代大潮下，整个中国的生动缩影。该地区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基地，本身既蕴藏着丰富的外交资源，也隐藏着不少涉外风险和挑战。
珠三角虽是中国的一个地区，但它对于我国的总体外交却具有特殊意义和重要影响。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前沿，此地外交资源可以说是得天独厚。2012年是“南方谈话”20周年，小平同志当年在深圳、珠海等珠三角核心地带城市视察时说，“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珠三角今天的繁荣发展，反过来说，没有珠三角的发展进步和今昔对比，改革开放也就缺乏有效的突破口和持续的动力。就外交资源而言，珠三角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和机遇。一是深厚的对外交往历史和文化。自明清以来，珠三角附近地带就是我国对外留易和交往的主要口岸和基地。从郑和下西洋，到后来的郑成功海商集，再到广州的十三行，均曾富甲天下，独步一时。该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两省，还是我国最主要的侨乡，广大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华侨故土情深。他们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机结合，取长补短，回馈家乡，有力促进了中外交流合作。面对鸦片战争失败的挑战，中华文化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香港和澳门至今仍是活跃的中西交汇型社会，有趣的是，香港殖民地时代赫赫有名的首富何东以及后来的赌王何鸿集，终身均淡化其部分外裔血统，强调归入中华文化。
二是便捷的对外交往区位和机制。泛珠三角紧邻东南亚、东亚、南亚以及我国台湾等亚太周边区域，近水楼台先得月，各种务实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香港是屈指可数的对外资讯窗口，广州则是中国的南大门。我们与周边乃至美欧国家的一些重要往来均经过香港、广州。每年的广交会至今仍被视为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风向标。近年来，博鳌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区域性合作机制分别落户海南、广西，就近取材，更有利于增进互信合作，改善周边环境。此外，以港、澳为对象分别建立的系列合作机制如雨后春笋，活力十足，如传统的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以灾后重建为纽带的川港澳合作明显升温。
三是务实、活泼的对外交往社会环境。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广东，近年来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这“亚洲四小龙”中的三个，吸引外资，尤其是港资，始终在全国名列前茅。外向型经济的成功发展为珠三角对外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实实在在的外交资源。比如，在中美之间就美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年审争执不下的年代，在华外资企业和香港政府(包括前港英及回归后的特区政府)组织赴美“游说”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南、广东、广西、福建等沿海、沿边地区渔业、矿业等资源的发展壮大，也加强了我在周边海洋、边界谈判中的实力和地位。此外，在“引进来，走出去”政策指引下，华为、中兴等一批民营企业成功走出了国门，树立了国际品牌，也拉近了普通中国人与世界的距离，拉近了中国外交与社会的距离。
(三)珠三角也面临多种涉外风险与挑战
毫无疑问，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珠三角地区也最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全球金融危机后发展压力加大，涉及周边地区的海陆权益争端突出，以及各类涉外社会管理问题上升，等等。珠三角地区是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广东的外贸依存度常年居全国之首，近年虽持续下降，仍达110%以上。‘卫香港作为本地区最为开放的经济体，对国际市场的敏感度更高。有人甚至说，华尔街打个喷嚏，这里就会感冒。面对全球金融元气未复、经济增长缓慢的趋势，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能否实现“内外兼修”、跨越发展至关重要。东海、南海以及中印、中越等边界问题与渔业、矿藏、水资源利用等本地区民众的日常生计息息相关，能否实现互利共赢更事关周边稳定的大局。更为现实、直接的是，珠三角是中外人士出入国(境)工作、生活、旅游最为频繁的地区，相应的中外侨民社会民生问题也最突出，如何有效处理也是涉外管理与服务的一项新课题。
总之，珠三角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典型，也是一面明镜，可以生动详实地反映出当今时代大潮下，中国面临的主要外部机遇和挑战。正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虽然种种事态不一定都上升到国家外交的层面，但与外交确实“休戚与共”。
四、思考与建议
(一)中国与世界互动，期待外交与内政互动。当今世界，快速发展的中国成为最富活力和潜力的国家之一，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正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未像现在这样频繁地互动、紧密地交融。随着全球化和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各国互联互依的趋势明显加强，正进入一个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的时代。应该看到，上述互动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是对冷战式“零和游戏”的摒弃。随着交往频率的增多，互动游戏成为常态，并朝着可持续和均衡化方向发展，因此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外交资源的较量就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
众所周知，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到底怎样延伸，是成为细枝末节，还是敏锐前锋，外交资源的发展是关键。形势比人强，一般而言，国内、国际形势相互关联影响越密切，外交与内政的互动就越明显，外交资源的开拓和发展就越得力。可以预见，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我国的战略利益正不断向外延伸，外交与内政的互动交汇将持续扩大，某些界线日益模糊。站在中国的珠三角地区，尤为深切地感受到“全球共此凉热”的滋味。时代在呼唤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传统概念和框框，优化外交资源，努力寻求外交与内政的最大公约数，在与世界互动中不断前进。
(二)着眼地方和基层，开拓鲜活生动的外交资源。西方有句名言，一切政治都在地方，意即政治家必须面对基层的具体问题。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各省、市、地区，以及各行业、阶层的民间和社会对外交往始终是国家间交往的根本源泉和动力。因此，一些专家指出，眼光向下，重大涉外活动向下延伸已成为重要趋势。城市外交因其灵活务实的特点，打造出一张张亮丽的“中国名片”。近年来我国几大城市先后举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以及大运会等大型国际性活动，对于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在与世界大都市协会、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密切合作基础上，首创成立了“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对进一步开拓城市外交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地方外交的蓬勃发展，并参照国际上有关做法，建议进一步密切中央对地方外交的指导与联系，如切实加强与各省、市外办的干部交流，视情在珠三角等涉外典型地区设立直属外交部的临时或常设机构、基地，鼓励支持其举办国际活动，多接地气，广拓外交资源。
(三)多做实事，加强外交与经济、安全等硬资源协调。外交、经济、安全三者都是对外关系中的关键因素，在全球化的时代更是环环相扣，互为特角，缺一不可。着眼于维护美全球战略利益和影响，美国务卿克林顿在对外讲话中多次明确将外交、国防和发展援助称为美对外政策的三根支柱，必须加强协调。事实上，美一些重要岗位的涉外官员均先后在国务院、白宫国安会、国防部或发展署等部门轮流任职，这方面外交资源的协调早已机制化。美前太平洋总部司令普里赫曾出任驻华大使，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则曾任商务部长和华盛顿州州长。
由于国情等现实原因，目前我国上述涉外部门的协作不可能照搬某一方式，但合作和交流正逐步加强，外交部新近成立的国际经济司就是一例。经济是基础，也是务实的主要标志。就珠三角地区而言，要深入研究外向型企业的发展前景，国内外营商环境的互动，世贸组织与全球经济治理相关机制的落实与应对，华为、中兴等走出去的新型现代企业涉外运作模式及其面临的挑战等，以及如何充分发挥我国海洋渔业和监护资源优势，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
(四)着眼长远，培育外交理念、思想、文化等软资源。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备受争议，但至少深刻揭示了文明、文化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文化最重要的影响在于潜移默化地塑造人的思维方式，从而影响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观察、理解和行动，因此对外交决策有重要作用。而外交思想、理念乃至具体的表达方式只能搭建在长期孕育的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上，正如“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一词。关于文化和文明的争论，也往往徘徊在古今中外之间。因此，有学者指出，走出传统的“中西之争”趋于全球化，应是现时代对待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态度，也是中国新型文化的重要特征。“走出晚清’，的情结是走向全球化的思想基础，也是一种对时代变迁作出的回应和选择。
跨文明的心灵沟通是极高的境界，并非几句“亲来亲去”的淘宝体公共外交语言所能解决。广大知识界，特别是智库和教育界，在涉外研究、培训、引导民意和世界观等方面责无旁贷。长期以来，我国文艺文化界在“京派”、“海派”之外，还有自成一体的“岭南派”或“南派”，人们有理由期待外交思想理念资源能在百花齐放的基础上茁壮成长。
(五)事半功倍，善用港澳台侨资源。港澳的回归已载入中国外交的光辉历史。回归后虽然主权归属发生变化，但港澳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对外的主要窗口，仍是十分重要的外交资源。港澳在国际金融贸易、全球信息分析乃至与美欧日和周边国家关系中具有特殊优势，借助其外交资源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比如，董建华先生及许多香港政商界人士与欧美有着长期的密切联系，是难得的外交资源。如今全国大多省市的外办都加挂了港澳办的牌子(广东省单列)，足以说明港澳工作的重要性及其与外事工作的关联性。此外，港澳一青年对中国外交的兴趣不断上升，本身也具备了一定的条件，这个资源如何开发还有待研究落实。
台湾虽未与大陆统一，但“兄弟阅墙，外御其侮”，近来两岸在保钓以及南海等周边领土主权问题上的相似立场耐人寻味。海内外华人华侨是中华民族通向世界的血脉连接，也是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宝贵资源。相信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走向世界，这方面的外交资源还有更大的开发空间。
(六)外交为民，探索完善涉外社会管理新平台。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向社会公众的外交外事管理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改革开放前，几乎是封闭式的管理，因此“乒乓外交”几乎成为神话；改革开放后，民间和社会的涉外事务不断上升，形成类似窗口式的挂靠或归口管理；如今，中国与世界己进入密切互动阶段，窗口越开越大，几乎变成了高速公路，各种涉外资源和能量迅速发展，需要及时跟进探索科学的社会化的涉外资源管理体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该管管好，该放放开。
全球化和信息化正推动全民外交的时代到来，国家的总体外交必须适应、引领这一潮流。有人因应综合国力竞争提出了综合外交的概念，也说明了整合不同领域层次外交资源的重要性。不论是综合外交还是总体外交，其落实到社会上的关键都在于搭建一个统筹内外的外交资源处理和管理平台，明确规范，方便服务，公平竞争，加强执法。比如，我们的公共外交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传统的对外宣传模式上，内外宣两张皮，几无交集，殊不知，任何一个好的公共外交都是从国内做起的，特别是国内舆论本身也是全球舆论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社会管理必须依赖公民社会的培育、多元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当然，法治的持续进步才是根本的保障，涉及外交外事的社会资源管理亦不能例外。众所周知，外交上所谓的豁免或“治外法权”，在全球化的时代，正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珠三角地区外籍流动人口多，近年来在探索社会化管理方面已经迈出了一些积极步伐。建议相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加强联合专题调研和试点，在此基础上逐步跟进完善涉外社会管理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