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两会”上的记者会一直让市场关注，在时长两个小时的记者会上，周小川提及货币政策时，提到最多的是“控制通胀”，似乎在暗示中国在2013年面临着更加严峻的通胀态势。而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议题上，周行长则再度强调资本账户开放的长期性和渐进性。
资本账户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不会一蹴而就，但汇率战争的硝烟却开始弥漫，这也让中国的汇率政策选择更显得艰难。中国在过去两个月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资本流入态势，这让人民币面临压力。然而，通胀压力上升，却意味着中国不能允许人民币大幅贬值——因为这意味着货币政策的宽松。
美元在过去一个月的走强，表明了一种“竞相贬值”的态势，并让市场有些惴惴不安，即使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否决了市场担心的“量化宽松将提前退出”后，美元仍在不断升值。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美元走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总结而言，以下的几个原因造成了美元的周期性反转，首先是欧元区的风险再度上升，而意大利的选举则让市场变得十分担心——蒙蒂政府的下台意味着意大利的结构性改革已经陷入泥淖，而带有民粹主义的政党开始占据优势，则表明未来欧洲的经济发展仍将受制于结构性矛盾，换句话说，欧洲距离解决自身的问题仍然十分遥远。
日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结构性改革踯躅不前时，唯一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就只剩下了货币政策。
在货币大幅度宽松，通胀风险却没有上升时，留给欧洲和日本央行的空间则变得更大。对于日本央行来说，为了配合安倍晋三上台后开始推行的大规模刺激政策，让日元大幅度贬值来刺激出口也是必选项之一。
为了对抗日元贬值造成的本国产品竞争力下滑，亚洲央行普遍采取了对汇市进行干预的手段，央行在市场上不断买入美元，并抛出本国货币，以造成本国货币的持续贬值，而这则更加剧了美元的强势表现。
日元的贬值将很可能持续较长的时间，在黑田东彦成为日本央行行长后，这一可能性则变得更大。此前，黑田东彦则担任日本财务省重要官员，并负责有关日元的政策，黑田上台后，日本央行与财务省的合作将更加“亲密无间”，这也可能导致日元的贬值时间更长、幅度更大。此外，从过往的经验来看，黑田在市场上也拥有良好的信誉，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当然，任何一项政策都有其负面政策，日元贬值政策也是一样。日元如果过度贬值，会对日本进口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热衷套利交易的日本主妇们，也可能会将更多的日元换成高息货币，造成资本外流，这可能引爆日本的债务问题。
在理清目前的国际金融形势的基础上，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显得更有意义，首先，日元的贬值可能造成亚洲主要央行的跟随效应，主动推贬货币并导致“货币战争”的后果，对于人民币来说，“有形之手”的干预可能造成人民币的弱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全球量化宽松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相对表现较好，人民币收益率较高，则导致中国很可能面临资本流入的压力，从而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总体来看，人民币仍将在2013年面临相对明显的升值压力，央行则可能选择对汇率进行干预，但需要指出的是，央行的过度干预可能造成人民币流动性的泛滥，从而造成通胀和资产泡沫压力。
从更加宏观的政策角度来看，人民币汇率政策则需要仔细的考量，其不仅涉及外贸政策，也涉及到整体宏观以及金融改革政策。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被认为是关于汇率政策较为可信的假设，在这一假设下，一国的经济被分为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如果贸易部门的生产效率提高，那么会带来相关行业工资的上升，而由于整体社会的工资水平倾向于平均，贸易部门的工资上升，可能带来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非贸易部门工资的上升，而与此同时，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却没有提高。这样的一个过程，导致了一国国内通胀水平的上升，通胀的上升则最终导致了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为了应对通胀压力，一国的汇率也因此存在着升值的压力。
这可能也是中国面临的现实困境之一，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由于中国劳动力充足，贸易部门的工资因此受到了抑制，因此中国汇率上升的压力并不十分明显，但伴随着劳动人口开始减少，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开始上升，人民币开始明显处于升值压力之下。
遵循这样的逻辑来考虑人民币汇率问题，得出的结论则较为明确，首先，中国需要考虑限制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来减轻资本流入的压力，并为国内金融改革留出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加快以利率市场化为核心的国内金融市场化改革，这一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并通过清除体制性障碍，降低国内过高的资金成本，以减少资本流入的压力。当然，汇率政策也需要宏观政策的配合，比如说中国应该逐步摒弃过度注重外资和外贸的政策取向，比如说对外资投资采取更加中立的态度，同时应该鼓励进口，并逐步消除对出口的扶持性政策，从而降低贸易顺差流入对汇率的压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系澳新银行(ANZ)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