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
贾康：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樊芸：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
释放“改革红利”
记者：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财税体制进行了包干制和分税制二次重大的改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背景是什么，加快税制改革有何意义？
贾康：财政是国家政权“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财税问题实质是公共资源配置体系与机制问题，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联动效应。我们通过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降低行政成本，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好地释放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缓解资源环境、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矛盾约束，进一步打开发展潜力空间，释放“改革红利”。
樊芸：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财税体制改革也有必要提上日程。我们现在面临的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与政府掌握的公共资金怎样分配、怎样使用关系极大。分配不公平、腐败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公共资金的流失和不合理的使用有关。目前我国GDP已经超过50万亿元，政府财政预算收入接近12万亿，这么大量的公共资源用到什么地方了，用得怎么样？都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快财税体系改革来进行规范和约束。
我有两个担忧，一是，财税体制改革不仅仅是财政部的改革，应跳出财政部改革的圈子，否则改革将失去根本的意义；二是，财政部在与各种利益的博弈中，改革可能会遇到妥协，改革将不彻底。事关公众利益的税收立法权，从1984年、1985年全国人大二次授权国务院、国务院交由财政部立法，当时是“暂行”授权，却被延续了30年之久。这种立法权与执法权混淆 ，使人大的监督权难以到位。建议尽快将财政立法权回归全国人大。
理顺财权事权
记者：有代表说，地方财政配套是“上级点菜，下级买单。”下级政府工作责任重，但可用财力较少，到了乡镇政府基本上就没有多少可靠有保证的税收收入。针对这一难题，下一步的财税体制改革应从何处去破解？
樊芸：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现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有大量转移支付，但一半是专项转移，一事一议，没有统一标准，导致地方政府“跑部钱进”，“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败坏了风气，造成了腐败和不公平分配。不如把专项支付的大部分用于充实地方常规预算，满足其公共服务职能的需要。保证在统一标准之下，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得到常规财政预算的支持，解决各级政府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问题。
贾康：我认为，当前需要加快“扁平化”框架中的省以下分税分级体制改革，要在推进县级财力保障制度的同时，更多从长远考虑如何建立合理的地方税体系，以此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消解产生地方基层财政困难、巨量隐性负债和“土地财政”短期行为等制度性原因。
在已取得显著进展的财政“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等乡镇综合改革措施基础上，深化改革，通过税基的合理配置、阳光融资机制的配套和自上而下转移支付体系的强化与优化，使中央和地方政府逐步做到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实质性地转变和优化各级政府职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向企业和居民倾斜
记者：税制改革，直接关系到社会民众切身利益，具有强烈的社会需求和民意基础。如何通过更加合理的税制改革，形成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释放“改革红利”？
樊芸：所谓财税体制改革，说白了，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政府眼光应该放长远，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选择向企业和居民倾斜，给企业和居民让利，也就是常说的放水养鱼。相反，就是竭泽而渔。如何在放水养鱼和竭泽而渔中找到一个平衡点，需要转变发展理念，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这是财税体制改革最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们的税制结构还不合理，税赋偏高。从具体的税改方案来说，建议提高劳务所得起征点，与工资薪金同步，从而推进个人所得税的综合配套改革。再者，对小微企业赋税成本高，用工成本也高。建议对小微企业实行税收优惠。
另外，目前的征税体制无法考虑家庭经济负担的差异，建议个人所得税将征收主体从以个人为单位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同时，还应进一步完善工资以外的征税手段，加快个人财产信息联网，掌握家庭财产性收入的信息，加大富人逃税的难度，以改变“富人少税、工薪族重税”的局面，使低收入家庭得到国家退税和救济，以促进税收的公平合理。
贾康：在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上，必须正视我国税制中直接税比重偏低的问题，并充分利用税改中逐步提升直接税比重的“可塑性”空间，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来加强“超额累进”调节机制，通过加快直接税制建设步伐，来缓解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和负面影响，优化再分配机制。这方面情况复杂，既得利益阻力明显，改革任务艰巨。如果不能在化解既得利益阻碍方面做出可行方案，改革都是空谈。
财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政府转型与之相配套外，还需要抓住基础品价格机制、税收制度、财政体制等重点改革，实施通盘设计的配套改革。包括通过营改增改革，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提振消费；通过资源税改革，成为节能降耗的杠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