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据俄罗斯塔斯社消息，习近平表示，“他作为国家主席首次访问俄罗斯达到了目的，取得的成果远远超出预期。”按照我的理解，习近平不无理由对访俄成果作此评价。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因钓鱼岛问题的纷争旷日持久，俄罗斯也和日本存在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领土纷争。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学者基斯塔诺夫年前认为，中日和俄日领土争端应是两个分开的单独问题，不应混在一起：“那种双方联合起来反对另一方，或是两个国家结盟针对第三国的做法，都是冷战时代的思维，现在都过时了。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大国，外交独立。因此，这两个国家应该分开各自独立地解决其领土纠纷问题。”2012年19月，俄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在访问日本时也明确表示，在中日岛屿争执中，俄罗斯坚持中间立场：“中国和日本应自行解决领土争端。”
然而，3月22日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共同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似传递出不同信息：“在涉及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特别是“相互坚定支持”六个字，是否显示俄罗斯对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持“中立立场”，似不难寻求答案。
必须强调，中俄联合声明的发表，具有日本竭力拉拢美国遏制中国的背景。按安倍的说法：“不加强日美同盟，就无法获得强大的外交实力。”而奥巴马则似逐渐满足安倍的期待。
2012年11月10日，日美就重新修订防卫合作指针达成了一致意见。按日方说法：“经过重整的日美同盟将是遏制地区性大国崛起，防止其肆意狂奔的最有力的缰绳。”同年年底，美国众参两院和总统奥巴马先后批准了“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修正案，强调“美国对钓鱼岛最终的主权归属不持特定立场，但认为其处于日本的管辖之下”，并将其列入《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范围，声称“第三方的单方面行动不会影响美国的这一立场”。
2013年1月18日，希拉里在与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举行的记者会上，就钓鱼岛问题作出强硬表态，声称：“我们反对任何有害于日本政权的单方面行为”，这无疑是对中国的警告。2月安倍访美期间，虽然奥巴马跟安倍公开会晤时只字未提钓鱼岛，但据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透露：“在闭门会晤中，奥巴马与安倍就钓鱼岛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奥巴马作出了安倍期待的表态。”3月20日，日本《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美日两国政府将于2013年夏季围绕钓鱼岛问题制定出一份共同防卫计划。如果中国海军军舰在尖阁诸岛（即中国所称钓鱼岛）领海内使用武力，这份防卫计划将作为美日共同的行动指南。”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这次习近平访俄和普京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似不难解读。因为，“霸权主义”绝非抽象名词，而是有具体指向。1972年2月28日《中美上海公报》中也曾出现这一名词：“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若说当年“反霸”是中美联合对抗苏联的宣言，那么此番中俄联合声明“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具有何种内涵，岂不洞若观火？
追溯历史，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本来就以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位和强化为背景。2005年2月，在中国拟定《反分裂国家法》以应对台海危机后，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和日本外相、防卫厅长官举行了“2＋2会谈”。会谈纪要以1996年《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为基础，强调建立“世界中的日美同盟”，在安保体制框架下进一步推进“日美一体化”。 或为了显示“针锋相对”，同年8月18日至25日，中国和俄罗斯首次举行了代号为“和平使命2005”的联合军事演习。11月，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锻冶俊树发表《警惕日益复苏的“中俄军事同盟” 的威胁》。指出：“这场演习的战略意图，就是使美国顾忌中俄联手。美国的顾忌将动摇以此为基础的日美同盟的基础。”
2010年9月27日，以中日因“撞船事件”关系急剧恶化为背景，胡锦涛和梅德韦杰夫签署了《中俄两国元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强调：“中俄坚决谴责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和军国主义分子及其帮凶、抹黑解放者的图谋。《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文件已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定论，不容篡改。”2012年12月6日，中俄举行了第十七次总理磋商，以文本形式确认“共同维护二战战后秩序”。 由于中俄均和日本有领土纠纷，其含义自然不言而喻。
毋庸置疑，美国重返亚洲实施战略再平衡，日美同盟的作用无可替代，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则无疑是最强有力的抗衡。以习近平访俄为契机，亚太战略格局是否因此而改变，值得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