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能比近几十年来开始逐渐撕裂产生的治理漏洞对全球化危害更大了。这一漏洞体现了局限在国家内部的政治问责与商品、资本及其他许多服务的市场全球化本质之间充满危险的错位状况。当市场超越了国家监管之时——正如当前金融、市场失灵与不稳定的全球化现象——危机的爆发也就在所难免了。但把规则制定工作推给类似世界贸易组织或者欧盟委员会这样的超国家机构，却又面临着缺乏民主和丧失合法性的后果。
如何才能把治理鸿沟给堵上呢？其中一种选择是重建国家对全球市场的民主控制。这种做法实施起来很困难，甚至还带着些保护主义的意味，但它对健康运作的全球化来说既非不可能，也不一定有害。正如我在《全球化悖论》中所言，扩大各国家政府的管理范围以保持监管多样性并重建受损的社会契约将有助于提升全球经济的运作表现。
相反，政治精英（以及大部分经济学家）更青睐于加强“全球治理”（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根据这种观点，那些提高20国集团运作效力的改革增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性，收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设立的资本标准就能提供一个足以支撑全球经济的合理制度。
在问题在于这些全球机构不仅非常脆弱，而且它们只是政府间的机构——即成员国的组合而不是全球公民的代理人。因为它们对各国选民的责任是间接而不确定的，因此也无法催生相应的政治忠诚——这是真正代表机构所必须具备的特征——因此也无法获得合法性。事实上，欧盟一直以来的艰难历程揭露了跨国政治共同体建设的局限——即使这还是在一些数量相对有限且相似的国家之间。
最终还是要各国议会和领导人挺身而出。在金融危机期间，各国政府出面帮助银行和公民摆脱困境、调整金融系统的资产结构、为债务担保、缓解流动性危机、推动财政运作并为失业和福利买单——同时还要为所有出错的事情背黑锅。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说过令人难忘的话——跨国银行“繁荣时是国际的，垮台后却是国家的。”
但也许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途径——一种认可国家政府的权威，但致力于往更全球化的方向重新定位国家利益的途径。这条道路要求“国家”公民开始逐渐超越国家边界把自己视为“全球”公民。那么，这些公民的利益取向越全球化，那么各国的国家政策就更会对全球负责。
这看起来似乎是个空想，但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对贫穷国家减免债务的全球行动由非政府组织领导，这些民间组织成功地动员了富裕国家的年轻人向其政府施压。
许多跨国公司都充分感受到了这些公民运动的效力，被迫增加运作透明度并在世界各地更改雇佣条件。有一些政府曾追捕那些侵犯人权的国外政治领导人并得到相当多国内民众的支持。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主席南希·伯索尔（Nancy Birdsall）引用了一个例子——一个加纳公民向美国国会提供证词以期说服美国官员向世界银行（World Bank）施压，使后者改变在非洲用户使用费上的立场。
这种自下而上“全球化”各国政府的举措拥有影响环境政策的巨大潜力，尤其是那些针对减缓气候变化——这是当前最棘手的全球问题——的政策。有趣的是，一些阻止温室效应并促进绿色增长的最重要提案都是本地压力的产物。
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总裁安德鲁·斯蒂尔（Andrew Steer）指出如今有超过50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实施代价高昂的政策来减缓气候变化。考虑到这个问题全球共同分担的本质，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上看，此举根本是说不通的。
其中有一些政策被获得竞争优势的欲望所驱使，比如中国对绿色产业的支持。但当各国选民都拥有全球观及环保意识时，好的气候政策也可以成为好的政治策略。
以美国加州为例，今年年初推出了一个总量管制与碳排放交易的减排制度，其目的是要在2020年前使碳排放量回落到1990年的水平。当全球行动仍停留在限制排放的时候，当地环保组织以及关心环境的公民成功压制了商业团体的反对声音并实施计划，而加州当时的共和党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于2006年将其签署同意了这一立法。如果它能成功并依然赢得民众支持的话，它将会成为整个国家效仿的典范。
但像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这样的全球民调也显示出依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覆盖：自认全球公民的人比自认某国家公民的人数要低15到20的百分点。但这种差距在年轻人，受过更好教育者以及中产阶级等群体中要小得多。那些自认处于社会顶端的人明显比那些低下阶层人士更具有全球思维。
当然，“全球公民身份”往往只会是一种比喻，因为永远也不会有一个世界政府来管理世界性的政治共同体。但我们越把自己当全球公民来看待并向自己的政府表达这种偏好，就越不需要追求全球治理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