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金融市场存在缺陷，需要一些公共监管。但国际贸易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又如何呢？对这种贸易的质疑是经济学家们的禁忌话题。敢于研究这一问题的极少数学者即刻就被指责为“保护主义者”。对经济学家而言，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保护主义就已成为国际经济问题中恶魔的代名词。
从概念角度而言，国际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充斥着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失灵，这很奇怪。它们包括：
收益增加导致全球垄断和供应寡头；
聚集经济效应产生了诸如中国深圳经济特区等地区的出口产业大规模集中，或是华尔街、伦敦城、新加坡等地的金融服务的聚集；
以新兴经济体为典型的大量国家干预的政策可以导致新重商主义。
结果，在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生产可供全球交易的商品和服务的就业分布很不均衡：非洲严重缺乏此类就业。欧洲和美国也失去了很多就业岗位。在中国，这些工作岗位似乎过度集中在出口导向的企业里。
让我们将事实上跨越国境的国际贸易产品和服务称为“流动产品”，不跨越国境的则称为“不流动产品”。推广而言，处于就业状态的人可以作同样的分类：“流动的就业”指直接作用于流动产品生产的就业。从这一角度而言，一个“流动就业者”不仅指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人口，还包括直接生产诸如汽车、电子设备、软件和金融服务等流动产品的人口。
生产国际贸易商品和服务的就业分布很不平衡
如果一个“流动就业者”丧失其“竞争力”，他或她的工作就从这个地区消失并出现在其他地区。
不流动的就业生产的不流动产品则留在一个地区之内，例如基础设施、基础城市服务、能源生产和大多数个人化的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服务等。只要一个地区对不流动产品的需求不发生改变，当一个不流动就业者失去竞争力时，他将被另一个不流动就业者所取代，而他本人将从事其他技能要求更低的不流动工作。
这种分类很直观，简单的经济学模型即可证实，假设一个地区有无数富裕的流动就业者，该地区将有更为充足的不流动就业者以生产不流动商品。
几十年来，欧洲和美国的流动就业岗位已逐渐消失，迫使数百万人转移到以收入微薄的服务业为主的不流动产业，而许多最富有的流动就业者却变得更加富有。这导致了普通流动就业者和不流动就业者的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中产阶级的缩水，这一趋势引发了严峻的政治威胁，为民粹主义和仇外情绪打开了大门。
面对这种挑战，欧洲各国政府仍然在老调重弹：欧洲的出路在于投资于高科技和其他创意产业，例如奢侈品、时尚与设计、诸如香槟、旅游等区域或国别特色产业等。但是，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近期所做的一项研究，创意产业和名牌产品在法国、德国和美国总产业中的占比仅分别为18%、20%和26%。此外，即便是在这些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中国和印度的竞争力也在日益增强。
如果这种趋势延续下去，富裕国家将变得类似于如今的印度，那里最富有的人口和赤贫人口比邻而居。例如，在孟买居住着一些最有钱的印度人，但超过50%的人口仍然栖身贫民窟中。
在欧洲，去工业化的进程已经走得太远，是时候扭转这一做法了。欧洲应保留这些需要技术劳工和社会资本、一旦失去之后需大量时间巨资重建的部门，这些部门不是要生产一般的消费品，而是诸如生产汽车等复杂产品的高度自动化装配企业。
就全球价值链中的此类部门而言，中国和印度将在未来10到20年内丧失其价格优势。他们现有的竞争力是基于灵活的劳动力结构：少数流动就业者的收入迅速增长，但被无数的不流动就业大军所拉低，至少在中低阶层是如此，那些不流动就业者的低生产率使自身陷于贫穷境地；因此，他们以相对低的价格销售不流动商品和服务。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斯坦福毕业的印度软件工程师，拿着同样多的薪水，在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能够比在美国加州帕罗奥图(Palo Alto)过上更好的生活。
尽管欧洲在10到20年内恢复价格优势，但如果这些价值链在欧洲消失，就会对人力和社会资本将造成极大损害——这就是《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最重要的理念在长期管理上的一个重大错误。事实上人力和社会资本在富裕国家财富中占80%的比重。
至于中国，正如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韩国那样，它选择了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增长战略。比韩国庞大很多的中国已经从更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手中挖走了一大块工业。与此同时，尽管数亿中国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地区性和社会性的不平等却显著加大。
各国应当进行协商，但协商各方必须备有替补方案，以防协商失败
一个显而易见的双赢的合作性解决方案是存在的：首先，中国——以及在适当的时间包括其他新兴国家——应当迅速使其增长中心重新回到国内市场。要创造真正的中产阶级，除此办法外，没有其他途径。第二，新兴国家的企业应将低技能要求的流动就业大量迁移到非洲。欧洲可以通过开放市场，接纳非洲生产成分高的产品的方式，帮助实现这种转变。最后，要维持高价值的人力资本，欧洲应当停止去工业化进程，并且停止对中产阶级的破坏。
美国或许会采取另一种方式：保持专业化的世界级“流动”集群——全球的许多顶尖大学、研发中心和创新型企业， 使其他就业由以服务业为主的不流动就业组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最终会像如今的印度一样，在未来几十年里出现巨大的贫富差距。
但欧洲人和中国人也许并不乐意忍受更多的不平等。随着人们要求进一步分享全球化的收益，并期待经济增长满足国内的更多需求，中国出现日渐滋长的社会动荡。政府声称有同样的需求，但要以逐步过渡的方式实现。
因此欧洲、中国和非洲应当展开协商，并同样欢迎美国、印度和拉丁美洲的参与。
这种合作策略的目标可以包括在汇率、货币政策、预算政策和产业政策上协调一致。
但是，在任何协商中，各方都必须准备一个替补方案，以防协商失败。例如，对于欧洲而言，一个简单的替补方案也许是“互惠互利”——这意味着就像中国或印度所做的那样对待全球厂商，例如，他们对在本地销售的商品提出最低“本地化”要求。正如19世纪80年代欧洲和美国鼓励日本汽车商那样，应欢迎中国和印度的商品和服务销售到欧洲，只要商品的最终价值中有足够的比例为欧洲制造。
要使得全球化的利益最大化，各国必须借助别国的流动就业人口，建立一个更为平衡的相互支持的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