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危机在多个方面不断演变。在主权债务方面，希腊的债务重组尚无定论，并且意大利和西班牙在2012年初面临着巨大的再融资需求。在制度改革方面，12月9日的欧盟峰会没能建立一个真正的财政联盟，欧元区和英国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达到了沸点。在经济增长方面，漫长的深度经济衰退隐约可见。
在以往的事件中，银行系统是难题的关键，是欧洲货币联盟诸多矛盾的缩影。自2007年以来，银行系统就不断曝出风险管理缺口的隐忧，再加上一些国家监管严重失利，使情况更加恶化。在过去的两年中，主权信用不断恶化增加了银行系统的脆弱性。成员国对国内银行作出担保，而这些银行在欧洲边缘国家大量持有母国国债，这种组合加速了主权信用和银行资金状况的互相影响。分裂产生了：希腊银行的1欧元与德国银行的1欧元是否等值越发值得怀疑。这将使得货币联盟缓慢走向死循环。
10月27日达成的资本重组计划不但没有削弱这个趋势，反而强化了这个趋势。国家层面的银行担保增加了，在欧洲层面却一点都没有。此外，当最低资本比率提高到9%，欧洲领导人决定用公允价值法（或市值计价）对各个银行主权债务投资组合进行估值。采用公允价值准则披露财务信息是合理的，但应用于监管资本的计算，尤其扩展到持有到期的债务的计算，会产生危险的顺周期效果。此举是激进的“完全公允价值”法，会计准则制定者从不敢这么做。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将导致大规模信贷配给和分配不当。
这种情况应该在失控前得到纠正。欧洲央行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支持，但此举并不能纠正各国银行业之间的核心问题。等式两边都应加以解决。一方面，金融机制应该扩大到欧元区范围，至少部分地取代单个国家担保的模式，可以考虑以零售存款为重点，因为这块是公共保证最为一致，随意性和争议最少的领域。此举大大有助于防止灾难性的零售银行挤兑。另一方面，欧洲领导人应当努力将银行持有的国债部分替换为欧元区共同债券，这取决于财政方面的讨论进展。这样做将减少欧洲边缘国家银行资产负债表极不合理的本土偏向，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干预措施可以由一个得到各成员国授权的特设机构来监督，这个机构将致力于欧元区银行的重组。
当然，这些行动需要政治承诺，不过目前尚未看到这种迹象。但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银行体系，一个可持续的货币联盟是不可能建立的。这就需要一个完整的符合辅助性原则的政策框架。两方面的现状阻碍了问题的解决。首先，在财政方面，做出如此艰难的决定需要对欧元区民众采取适当的问责制，至少在中期来看是这样的。建立这样的问责机制，可能需要对欧洲议会进行改革和授权，或者建立一个代表各国议会的特设办公室，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其次，欧元区的行动必须遵守欧盟27国现有的条约，包括最近成立的位于伦敦的欧洲银行局（EBA）。鉴于英国首相卡梅伦在12月9日的欧盟峰会上行使否决权，英国和欧元区政治距离日益扩大，使之变得更为困难。一个实际的选择是，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欧元区和欧盟的契约并存，但这会增加复杂性和摩擦。
对欧元区银行系统的完整性做出政治承诺并不需要新的条约，但在内在的金融业休戚与共之外，其运行将面临重大的政治阻力，尤其来自担心失去国家特权和保护的个体银行。然而，银行联盟（banking union）的成立，并行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倡议的财政联盟，并不意味着终结国家和地方特征。在美国，从全国银行业章程的提出（1863年）到建立真正的全国性银行市场，其间相隔了一个多世纪。在国家和地方一级上，银行业和政治结构的相互依存仍将持续，但建立超越它们的欧元区一级的银行业政策框架，是货币联盟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
作者尼古拉斯•维纶（Nicolas Veron）是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智库布勒哲尔（Bruegel)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访问学者。
